所谓“五石散”，是一种中药散剂。它的主要成分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此外还有一些辅料。这种散剂据说是张仲景发明的，张仲景发明这个药方，是给伤寒病人吃的，因为这个散剂性子燥热，对伤寒病人有一些补益。
但是到了魏晋，上流社会的士人没有伤寒，也都开始吃将起来。此时的配方和张仲景原始药方已经有了一些调整，但主要成分没有变化。因为魏晋士人发现，五石散除了治疗伤寒，还存在其他一些功效，特别是，五石散有一种类似摇头丸的功用。服药后，人体忽而发冷，忽而发热，精神可以进入一种恍惚和忘我的境界之中。“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局牖，八荒为庭衢”。简而言之，有点类似于喝醉酒般精神麻醉。
此外，当时的士人还认为五石散是一剂延年益寿的宝药，谓之“制作之英华，群方之领袖”，吃了虽然不能腾云驾雾，脱胎换骨，但能延年益寿，功效广大。
据说，发起吃五石散的风潮始于曹魏驸马何晏，何晏是个大帅哥，脸色白皙，自恋成癖，后人因其肤色白皙，称为“傅粉何郎”。他娶了魏朝公主，身为驸马，依旧不肯本分做人，四处沾花惹草。他首开服用五石散之风，据说是因为它有壮阳之效。他自称服用了五石散以后，“神明开朗”。这一下轰动了京城，大家争相服用。多年的烦恼，一下子就解决了，占据了晋朝广大的医药市场。
那么，五石散能随便吃吗？答案是不能。要吃五石散，还有诸多的讲究，如果一个不注意，就可能有生命危险。那么吃五石散需要注意什么呢？
首先，吃五石散需要就着热酒。酒必须又热又醇，决不能喝劣质酒。众所周知，古代酿的酒度数普遍不高，新酒还经常会带有颜色和酒糟漂浮，正所谓“绿蚁新醅酒”，这一类酒显示是不能喝的。只有经过陈酿的好酒，度数才能进一步提升，才配得上五石散。
其次，吃完五石散，不能静卧，需要“行散”。行散就要走路，所以魏晋名士最喜欢散步。其实，不是他们喜欢锻炼身体，而是如果不散步，五石散的药效就淤积体内，从而一命呜呼。
第三，服散后还不能不吃东西，一定要大量进食，“ 食不厌多”。说白了，不论是喝热酒、散步，还是大量进食，其实就是为了尽快的、尽量多的把体内五石散的毒性排出体外。不然毒素过多的短时间里淤积体内，不是得重病就是直接挂掉。
第四，衣着上要穿“寒衣”，即旧衣服。因为，吃过五石散后，浑身发热，之后变冷，症状颇象轻度的疟疾。此时，人的皮肤变得非常敏感，很容易被磨破。新衣服比较硬，而旧衣服柔软的多，特别是许久没洗的，更是油光锃亮，不会磨破皮肤。
总而言之，吃五石散，除了酒要喝热的，其他的饮食衣着等等都要“寒”，所谓““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要是你冻出了肺炎，那说明你发散发的特棒。所以，魏晋时期，如果你看到有人大冬天穿单衣，光着脚在雪地上散步、打滚，甚至洗冷水澡，都不要奇怪，一准时吃了五石散。
说到这，小小猜测一个成语“卧冰求鲤”。据说是晋朝的王祥为继母捕鱼，大冬天趴在冰上，把并暖化，抓了两条鲤鱼。说不定是吃了五石散热的受不了，才趴到冰上的。
服散除了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出了差错或是长期食用，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魏晋时期，许多人都因长期食用五石散，或是食用不当而丧命。东晋名士皇甫谧描在服药后，排解不当，落下了一身重病。因为实在忍受不了，曾要拿着刀自杀，叔母苦苦劝阻，才活了下来。
虽然服散麻烦而危险，但因为“药效显著”而风靡魏晋时期的上流社会，其风潮丝毫不弱于清末的鸦片。只是由于五石散本身的昂贵，以及调理的烦琐，所以没有渗透到民间。这也算是当时的一大“德政”了，至少没有霍霍老百姓。
接下来，我们再具体说说魏晋风度和五石散的关系。所谓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代表人物有大家耳熟能详的“竹林七贤”。
当时的士人最喜清谈，因为国家动荡不安，加上政治上的黑暗，许多士人不得不转而将兴趣都放在务虚的清谈上。所以，大家经常没事就开个派对，约上三五好友，一块嗑嗑药，发发散，然后一起穿着旧衣服坐在一块谈天说地。因为都穿着宽袍大袖的旧衣服，有的还是经月不洗一回，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虱子，大家聊着聊着，哎，这痒痒，应该是虱子咬了，一个个像猴子似的抓一抓虱子，然后从肉体上消灭掉。这种情形被叫做“扪虱而谈”，在当时是特高雅的举动。
还有一个人不得不说，谢灵运，一个著名的诗人大咖，山水诗派鼻祖，在那个年代的文人圈里是个顶级的偶像小生。出身还特好，陈郡谢氏，他母亲是王羲之的外孙女，长大后袭封康乐县公，属于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不但有财，更加有才，你说气人不。当了一年的永嘉太守之后，便“称疾去职”，隐居在上虞南乡，占湖为田，大兴土木，扩建谢家祖传的庄园——始宁墅，写下名播天下的《山居赋》。人家的别墅可不是跟现在的别墅庄园，十几亩百来亩都不得了了，人家那是填湖、挖河，甚至开山，连绵几十公里都是人家的庄园。对比现在的大别墅，人家的别墅庄园就好像是长江三峡。
那个时代的有钱士人，大多兴建庄园，在庄园里开派对，一开就是十天半个月，喝醉了随便找个地方睡，睡醒了接着喝，有人来有人走，宴会不停歇。好容易结束了，一看，都上个月都过了，得，新的一个月来了，上次在我家，这次该去你家了，走着。于是，新一轮派对开始了。而且开派对的借口还特多，除了结婚生子、出仕、归隐这些重要事件，心里不爽了开，心情好了也开，睡不着了开，睡醒了没事干也开，反正就是想开就开，一两个人能开，百八十人也能开。总的来说，就是“派对代代有，本朝特别多”。
派对多，开的又勤，所以很多经常参加派对的人整天都是醉醺醺的，比如刘伶。刘伶是竹林七贤之一，特别爱喝酒，有一次上班，结果喝的大醉就去了，到了办公室，脱掉衣服，赤身裸体在屋里跑。同事来了以后，有人看讥笑他，刘伶说：“我把天地当房子，把房屋当裤子，诸位为什么跑到我裤子里来了？”
那个时代，文人们每天浑浑噩噩，四处寻找精神寄托，处于这种精神状态的人，大家多少会比较宽容。说了一些出格的话，做了一些出格的事，也都得到谅解。和迷迷糊糊的人较什么真呢？当然，有人可能会抗议，说：“你怎么知道这样是迷糊？你怎么知道你的日常生活不是迷糊，而此刻倒是清醒呢？”
说白了，魏晋风度其实是当时文人像鸵鸟一样，不愿正视国家动荡、破碎的现实，不愿面对黑暗的政治局面，为了麻痹自己的精神，在五石散里放飞自我，在一场场派对、一次次玄谈里体现自我价值。《世说新语》里虽然许多故事看着挺有趣，但是结合当时的历史，仔细想想，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