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城范氏家族的历史渊源
虞城范氏家族是宋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和文学家范仲淹的后代，自元末明初从苏州迁徙以来，子孙繁衍，族业昌盛，已传承二十七代，人口有四万多，成为范仲淹家族在河南的重要支脉。由于种种原因，外界对虞城范氏家族了解不多，甚至不知道在河南有范仲淹如此重要的直系后裔，致使目前的范氏研究资料中对虞城范氏家族的信息言语不详。本文依据近来范氏家族研究的最新资料，试对虞城范氏家族与范仲淹的关系及历史渊源做一简略阐述，不当之处，以求方家教正。
虞城范氏家族的历史渊源
中华范氏是帝尧后裔的一支。春秋晋国六卿之一的士会，字季，富才智，善谋略，务宽厚。士会初封于随（今山西介休县），后又改封于范（今河南范县），故史书中称他为随季、随会、随武子，又称范会、范武子。他实为范氏之始，距今已有二千四百余年。
范氏得姓后，子孙繁衍，生生不息，遍及华夏各地。然而后裔迁徙从无定名，而世代云遥，家乘失传，莫能悉考。唯有唐代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一支，自汉迄今确有可据。史载：后汉范滂传至南北朝范晔，其裔孙唐朝宰相范履冰传至六世范隋，初任幽州良乡主簿，后调任浙江丽水县丞，因中原战乱纷起，不得还乡，举家居于苏州吴郡，子孙遂为吴人。
范隋被尊奉为苏州吴郡范氏的始祖。隋生梦龄，梦龄生赞时，赞时生墉，俱仕吴越。北宋朝建立，范墉随吴越王钱俶投宋，先后任武信军和成德军节度掌书记，宋太宗瑞拱二年调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于淳化元年卒于徐州任上，归葬于苏州故里。范墉生三子，长子仲滋，次子仲温，三子仲淹。长子仲磁早殇；次子仲温是天圣三年进士，官至太子中舍；三子仲淹字希文，是大中祥符八年进士，官至参知政事，谥文正。范仲淹是范姓家族发展史上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为后世范姓众多支派所祖所宗。
范仲淹出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他的父亲范墉是武宁军的节度掌书记——徐州军事长官的秘书。范墉先娶陈氏，继娶谢氏，仲淹是他的第三个儿子。范仲淹出生第二年，范墉便病逝了。谢氏贫困无依，只好抱着襁褓中的仲淹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今山东邹平县附近）一户姓朱的人家。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在朱家长大成人。
范仲淹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常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寄宿读书。他片读不懈的精神给僧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调半盂醋汁，吃完继续读书。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
三年多的时间，长白山上的书籍已渐渐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一个偶然的事件，暴露了范仲淹家世的隐秘。朱家一个孩子浪费不节，范仲淹看不习惯，批评了他，他反讽说：“我自用朱家钱，与你何干？”范仲淹迷惑不解，别人告诉他：“你乃苏州范氏之子，随太夫人来到朱家。”他这才知道自己原是苏州范家之子，多年来一直靠继父的关照度日。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动，愧愤交集之下，他决心脱离朱家，自树门户，待将来卓然立业，再接母归养。于是他匆匆收拾了衣物，佩上琴剑，不顾朱家和母亲的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徒步外出求学。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二十三岁的范仲淹来到睢阳应天书院（今商丘市睢阳区）。应天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有校舍一百五十间，藏书数千卷。范仲淹十分珍惜崭新的学习环境，“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靡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4年），范仲淹参加科举考试，中榜成为进士。在鼓乐中跨马游街时,他想到以往艰苦卓绝的岁月，随口吟出这样的诗句：“长白一寒儒，名登二纪余。”不久，他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跨入了仕途的行列，真正实现了他“感奋自立”的人生抱负。
广德军在今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官职虽小，范仲淹却从此可以享受朝廷的俸禄，有了独立生活的经济基础。宋朝对官员的俸禄实行的是官佃制，即拨给入官者一定的土地，称作职田，以土地的收入养家糊口。
按照宋代的定制，从九品官员可以得到二至三顷的土地。其土地可根据官员的愿望，或者划拨在自己的祖籍地，或者划拨在自己任职的地方。范仲淹从小就离开了苏州的祖籍，随母亲到了山东长山，长大后得知自己的身世，又脱离了山东长山自立门户，所以苏州和长山两地都无法划拨他的土地。范仲淹在应天书院苦读了五年，从这里步入仕途，这里不仅有他的师生好友，更是他人生自立的起点，他的悲与愤、苦与乐与这里的土地息息相关，因此他对应天府充满了情感，也对这座古城充满了眷恋，他要求把职田划拨在应天府（商丘）是非常自然的选择。
宋真宗景德三年改睢阳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又升格为南京，是京城开封的陪都。这正好是范仲淹来应天府书院求学考中进士的前一年。南京作为京城的陪都，是高官权贵的云集之地，封建时代又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其职田一般会按照官员的职位划分等级和远近。范仲淹作为一个从九品的小官，其职田不会划拨在都城的近郊，只会被安排在远离都城的地方。当时，应天府辖六县：宁陵、楚丘、虞城、夏邑、谷熟、宋城，史料记载，范仲淹的职田被划拨在了宁陵，这或许是官职大小的安排顺序，或许是范仲淹自己的选择，我们不得而知。
有了自己的职田，有了生活的保障和经济的来源，范仲淹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践行自己的诺言，把母亲接来赡养。于是后来他在职田地的宁陵安了家，又把同母异父的三个兄弟接到宁陵来共同生活，既可以照顾母亲，又能够管理职田。天禧元年，范仲淹调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辖境在今安徽亳州一带），节度推官是幕职官，官职为从八品，其职田份额为六顷。这些新增的土地则被划拨在了永城，永城是亳州的属地，是范仲淹任职的地方，把土地划拨在官员任职的地方也是朝廷的规定。
宋仁宗天圣二年，范仲淹已经三十六岁，还没有婚配，在其母亲的一再催促之下，经密友李紘从中撮合，他与太子中舍李昌言之女结为夫妻，缘婚于应天府。李紘与范仲淹同年，两人曾同在秘书省任校书郎，李紘又和范仲淹的妻子李氏是堂兄妹。李家世居应天府楚丘（今山东曹县），是唐朝名将李靖的后代，也是楚丘的名门望族。其岳父李昌言的长兄李昌图官至国子监博士，次兄李昌龄官至参知政事。范仲淹作为他们的侄婿，自然受到格外的照顾和关爱，帮助他把家安置在应天府是情理之中的事。这应该是范仲淹真正意义上的家，伴随他度过了半生的岁月。富弼在《麦舟图》的题词中称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为“睢阳少年”，便是范仲淹家在应天府的最好证明。应天府唐朝时为睢阳郡，范纯仁于宋仁宗天圣五年出生于应天府，史有“纯仁生于南都”的记载，又是在这里长大成人，所以有“睢阳少年” 之说。
范仲淹在应天府安家落户，有了安定的家室，便开始了他一生奔波忙碌的仕途生涯。天禧三年，他加秘书省校书郎；天禧五年，他调监泰州西溪盐仓；天圣二年，他迁大理寺拯；天圣三年，他又被任命为泰州兴化县知事。其后出将入相，辉煌一生。随着官职的变化，他的职田份额也在增多。除了宁陵、永城有他的职田，虞城也有了他的职田。据纂修于明朝万历十三年的《虞邑范氏族谱》记载：“仲淹，字希文，祥符八年进士，推诚保德功臣、资政殿学士、金紫光禄大夫、尚书、户部侍郎、护军、汝南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三百户、实封六百户。”这说明在虞城已经有了范仲淹的食邑之地。所谓“食邑地”其实就是官员的职田，这里不仅指明了他的职田，而且明确指出了职田的面积，是“食邑二千三百户、实封六百户”。
范仲淹对职田的管理，目前见证于史料的，主要是当年范仲淹与家人的通信。范仲淹书信中多次涉及到宁陵职田和永城职田的问题，可是并没有提及虞城职田，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我们见到的范仲淹家书并非全部，而是极少的部分；二是虞城职田有另外的管理人员，比如有家族的人在管理等。根据明代以来的《虞邑范氏族谱》的相关记载来看，虞城的职田应该有家族的人在进行管理，这些家族人员是谁，史料中没有详细的记载，我们根据相关的史料分析得出，帮助范仲淹管理虞城职田的，很可能是他苏州祖籍的范姓家人，如范仲淹的兄长范仲温的家人或其他直系亲属等。因为当年范仲淹的孩子都还没有成人，其余的亲人有山东长山同母异父的朱姓兄弟，还有商丘妻子李氏的家眷诸人。家书中已表明朱姓兄弟在帮助照料宁陵和永城等地的职田，而李氏的家人多步入仕途，不可能帮助他管理农事。因此，帮助范仲淹管理虞城职田的人，最有可能的就是他祖籍苏州的范姓家人。
虞城范氏家族是范仲淹在中原的直系后裔。据纂修于明朝的《虞邑范氏族谱》记载：仲淹公生四子：长子纯佑，荫守将作监主簿，族称监簿房；次子纯仁，皇佑元年进士，相宋哲宗入逾五十年，谥忠宣，族称忠宣房；三子纯礼，仕至中大夫尚书右丞，谥恭献，族称右丞房；四子纯粹，朝大夫户部侍郎，族称侍郎房。而虞城范氏始祖宗聪，乃文正公次子忠宣公之后，其相沿世系是：文正公一传忠宣公，二传正路公，三传直业公，四传公义公，五传良臣公，六传士正公，七传宗聪公。宗聪公实为文正公之八世，于宋元鼎革之际，携次子文理从苏州吴县返迁虞城，宗聪公遂为苏州迁虞始祖。
从族谱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范宗聪是范仲淹的嫡传八世孙，于元末明初时期来虞城落户，而后发展成为今天的虞城范氏家族。范宗聪当年只是布衣之身，为什么要从千里之外的苏州来虞城落户，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在应天府的虞城有其先祖范仲淹的职田存在，而且又有苏州范氏家族的人在此管理耕种。
范宗聪为什么会选择移民虞城，找到了这个答案，便可以理清虞城范氏家族的历史渊源以及与范仲淹的诸多关系。范宗聪移民虞城的原因，族谱中亦没有涉及，仅在多处的文字中，显示出宗聪公是“返迁”虞城。按照“返迁”的词意，只有原来在这里住过，走了以后再次回来，才能称为“返迁”。范宗聪是范仲淹的后裔，那么原来在虞城住过的肯定应该是范仲淹的家人，只有这样，范仲淹的后代再来虞城才是“返迁”。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当年为范仲淹管理虞城职田的，就是苏州的范氏族人。也只有自己的族人，才可能把完整的家族信息传承给后世，使二百多年后的范仲淹后裔范宗聪能够知道河南虞城是先祖的居住之地，那里曾有先祖的众多祖业，他才会不远千里的从苏州奔赴虞城，在自己的先祖地安家落户，否则，他为什么没有选择比虞城更好的地方呢？
从范宗聪来虞城的落户之地，我们还可以大致了解当年范仲淹职田在虞城的位置。族谱记载，范宗聪来到虞城，落户于现在的虞城县贾寨镇黎丘寺一带，这可能就是宋代时范仲淹的职田所在地，大约位置就是今天的虞城县古王集乡和贾寨镇一带。范宗聪在这里安家落户后，虞城范氏家族从此在这里繁衍生息，成长壮大，逐步发展成为明清两代声名远扬的名门望族，一直到今天。
虞城范氏家族的发展现状
范宗聪于元末明初时期携次子文理从苏州迁居虞城后，立业于耕耘，传家以忠厚，时刻牢记先祖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教诲，遵仁、义、礼、智、信之良训，守忠、孝、节、烈、廉之要诣，行功德好义之能事，其族人为官为宦，务农经商，执教为文，皆秉承祖功宗德，逐步发展成为虞城明清两代历史上最为显赫的名门望族。人常说“一部《虞城县志》，半部范氏家谱”，此话并非虚言。
虞城范氏家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也可以说是对社会的三个重要贡献。
一、在家族优良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涌现了一大批文武兼备、利国利民的社会英才，为范氏家族的历史谱写了光辉篇章。
范宗聪父子以布衣之身来虞城落户，可见当年艰苦卓绝之情形。《虞邑范氏族谱》记载：“初，公之来虞也，逾越险阻，相宅兹土，作之屏之，肇立家室。勤穑事以开基，本诗礼以传家，其规模固已宏远矣。”范宗聪虽是布衣之身，却深谙先祖范仲淹的品德良训，注重家人的教育和培养。因此传至四世范俊，便中明宣德己酉科乡举，此时范氏家族人口还不足二十人，这对于一个在虞城落户末久，势单力薄的家族来说，该是多大的荣耀和激励。族谱载：“俊，字世英，号潜斋。自幼聪敏，美仪容，卓荦奇志，少游庠序，英迈不群。中明宣德己酉科乡荐。不以仕进为荣，益励志于学。因读《史记》，乃发愤曰：世岂无复司马子长耶。自胄监告往南廱，欲亲天下名师贤友，以终其业，不幸卒于高邮，终年三十九岁。”明代宣宗时，乡试三年一开，每县乡举者不过一二人，中举者皆披红挂彩，跨马游街，以示荣耀。范俊的中举为家族和社会树立了榜样和楷模，这种标杆效应很快便在家族中显示出来。“公既殁，妻石氏贞节自矢，以抚幼孤。躬亲教训，以承公志。长子贤以国子释褐擢顺天府通判，次子贯授七品散官。一门簪缨，光震远迩。此后，子孙绳绳，科第不绝，名臣贤士，络绎数百年。”
据清乾隆八年的《虞城县志》和光绪十四年的《虞邑范氏族谱》记载，从明初至清末，虞城范氏家族中，有进士六人、举人十四人、贡生一百零五人，秀才和生员不胜枚举，在朝或在外为官者数百人，为其建坊旌表者三十多人。真可谓英才辈出，实不负为范文正公之后裔也。
新中国成立以来，虞城范氏家族中涌现的优秀人才更是数不胜数。据《虞邑范氏族谱》统计，截至目前，在全国各地各条战线上为国家和民族服务的虞城范氏族人达六千多人，他们之中有将军、官员、学者、教授、也有知名的科学家、艺术家和企业家。
二、建立范文正公祠，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家族和社会的发展繁荣奠定雄厚的文化基础。
中国封建时代一直都有为望族显仕建寺立祠的传统。范仲淹作为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忠臣良相，从宋代时就受到朝廷及社会的广泛尊崇。范仲淹去世时，宋仁宗免朝三日，以示祭奠。宋徽宗宣和五年，朝廷准为范仲淹立祠祭典，徽宗皇帝亲赐文正公庙匾额为“忠烈”。全国各地的范氏家族及范仲淹生前任职之地纷纷建祠立寺，祭祀和纪念这位经天纬地的稀世英才。
虞城范氏家族作为范仲淹直系后裔，满门英烈，光耀闾里，请建文正公祠恰如其分。明天启年间，任兵部左侍郎兼佥都御史的范志完、任浙江道监察御史的范良彦和任山西蔚州兵备道的范志懋共同呈请朝廷恩准，在虞城建立范文正公祠。据清代光绪二十一年的《虞城县志》和光绪十四年的《虞邑范氏族谱》记载：“文正公祠在南门里大门面南临二街，乃太史公良彦、司马公志完、佥宪公志懋于明天启年率族人呈请两院题准建立，奉春秋二祭。”
由于历史的变迁和朝代的更替，范文正公祠曾遭到多次毁建。明朝末年由于战乱，公祠毁于兵燹，直到清康熙年间才得以重建。清同治元年，公祠又遭火焚，致使谱牒俱失。范氏族人同心协力，捐资捐物，于光绪年间重修公祠。民国年间，族人再次增修公祠，使公祠愈加完善。经过历次重修和扩建，至民国八年，范文正公祠与范氏祖祠东西相连，占地面积达六千平方米，是虞城古城里极俱特色和规模的建筑群。
虞城县的范文正公祠是明清两代中原地区最为著名的官祭公祠，在长达三百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对教育后人，培育家族人才，匡扶正义人心，和谐社会关系起到了举足重轻的作用。从公祠的对联“派衍姑苏贻谋远，德留虞封世泽长”中，亦可看出范氏族人对先祖遗志的传承和光大。
三、效先祖之法，创义田义学，为范氏家族和社会打开慈善和谐之门。
倡立义田，是虞城范氏家族对先祖宏德的继承和发扬。据《虞邑范氏族谱》记载，虞邑八世范清于明万历初年效先祖范仲淹办苏州义庄之法，自捐土地五百三十亩为义田，以其收入资助贫困和举办家族事业。其后族人纷纷响应，其义田最多时达八百多亩，有效地解决了族人中的贫困和病老无依等问题，为和谐家族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义田的设立，开创了社会慈善之先河，为家族的发展和稳定奠定了物质基础。义田设立之初，就按照当年苏州义庄的先例，制定了严格管理使用制度，以保证其收入合理使用。家族规定，义田支消主要用于四个方面：一是用做范文正公祠和祖祠的修葺维护，二是每年两次的祭祀支出，三是救济家道贫寒或有天灾人祸的族人，四是褒奖本族学业有成、桑梓乡里的杰出人物。义田设立三百多年来，解决了范文正公祠几次焚毁重建的资金困难，扶持帮助了无数的贫困家庭和孤寡残幼者，培育和造就了一大批学有所成、兴国利民的家族人才，增强了范氏家族的凝聚力，延续了千年不衰的宗族关系，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到民国年间，家族祭祀活动渐渐废止，为了促进家族人才的成长，1946年，范氏家族在范文正公祠里办起了“文正私立小学”，家族子弟全部免费入学，为培育家族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义田和义学都被收归国有，家族义举变为国家福祉。但虞城范氏家族开创的义田义学之举，对社会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开民间慈善事业之先河，为后世的延续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范例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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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纯仁是 北宋大臣，人称“布衣宰相”，范仲淹次子，仁宗皇祐元年进士。父殁始出仕知襄城县，累官侍御史、同知谏院，出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转运使。哲宗立，除给事中，元祐元年同知枢密院事，后拜相。哲宗亲政，累贬永州安置。范纯仁于徽宗立后，复观文殿大学士，促入觏，以目疾乞归。著有《范忠宣公集》。
范纯仁为人正派，政治见解与司马光同属保守派。熙宁二年（西元1069年）七八月间，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他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遭贬逐。司马光复相后，坚持要废除“青苗法”，对此，范纯仁却不为然。范纯仁对司马光说：“王安石制定的法令有其可取的一面，不必因人废言。”他希望司马光虚心“以延众论”，有可取之处的主张尽量采纳。可惜司马光并不以此为意，只把范纯仁的看法当作耳边风。司马光尽废新法，不能不说他带进了自己的个人情绪的影响。苏轼、范纯仁等人相当惆怅地叹息：“奈何又一位拗相公”。
范仲淹在睢阳任官时，有一次，他让儿子范纯仁到苏州去运一船麦子。那时候，范纯仁还很年轻。麦船返回时，暂停在丹阳，他见到了熟人石曼卿。范纯仁问他为什么停留在此，石曼卿回答逢亲之丧，无力运灵柩回家。范纯仁听了，便自作主张将一船麦子全送给了石曼卿，让他作回乡的费用。范纯仁只身回到家中，因为送掉了一船麦子，不好向父亲交账，在父亲身旁站立良久，始终未敢提起此事。范仲淹问儿子：“你这次到苏州有没有碰到新老朋友？”范纯仁回答说：“我看到石曼卿因为亲人的丧事，耽搁在丹阳，没有钱运灵柩回乡。这时又没有哪个人能像前代郭震那样勇于救人于危难，所以真是求告无门。”范仲淹立刻对儿子说道：“为什么不把麦船送给他呢？”范纯仁听父亲说出这话，心里一阵轻松，回答范仲淹道：“我已经送给他了。”仅凭这件事，就可知范仲淹的家风已经传给了他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