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振玉
本文原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转眼之间，恩师王承绪先生已仙逝近两周年。王承绪先生的音容笑貌、谦逊待人的长者风范、授业过程的学术点拨，仿佛就在昨天。想起他90岁高龄还为我们回忆“一二 · 九”运动中带领浙大同学参加卧轨的爱国壮举; 想起他20世纪30年代留学英伦时创办《东方》副刊，为教育救国发表鸿篇巨著以唤醒国人的爱国心; 想起他曾在1946年11月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并为大会撰写“略论基本教育”的论文，在国际社会郑重发表中国学者的教育见解 ; 想起他与顾明远等先生一道编写新中国第一部《比较教育》教材 ; 想起我们参加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王先生“亚太地区教 育革新终身成就奖”的隆重典礼，王先生成为全球唯一获此殊荣的教育家的幸福时刻……这一切镌刻着先生不懈的教育探索和对新中国比较教育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此时此刻，作为王先生的弟子，继承先生80余载赤诚的爱国心、坚信科教兴国的崇高遗志是吾辈对先生的最好纪念。或许浙大老校长竺可桢先生的话语可以诠释王先生作为现代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情怀: “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博学敦行的学者。”而王先生博学、睿智、善教的教育艺术人生，或许《学记》中“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的表述更为精要。
追忆先生的学术与教育人生，可以说是从与浙大结缘开始的，先生那种博学、睿智、善教的精神使吾辈永志难忘。
一、勤勉博学的青年才俊与浙大结缘
王承绪先生1912年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南沙镇的一个“书香之家”，六岁入私塾，七岁就读新式小学。初中毕业后入无锡中学师范科完成三年学业。正是在师范科求学期间，青年初期的王承绪接受了当时国内一流的师范教育。 因为授业教师都是受过良好新式教育的专家学者，他又特别喜欢《外国教育史》课程，他学术眼界大开，以致从此确立了钻研外国教育和比较教育的学术志向。
1932年，由于王先生在师范科毕业后从教业绩优秀，被保送到当时的第五中山大学 (今南京大学前身) 深造，而恰好该校因学潮停课，后在无锡中学师范科主任吴伯昂的荐举下改为在浙江大学教育系借读。从此，年轻才俊王承绪与浙大结下比较教育的学术之缘。是时浙大教育系在著名教育家郑晓沧领导下可谓名师荟萃，学术风气甚浓。勤勉的王承绪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一年后由借读生转为正式大学生。加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教育救国思潮日盛，深受其熏陶，作为大一学生的王承绪就完成了探讨借鉴外国教育经验以改造中国教育的学术论文。他以敏锐的学术视野于1933年在《江苏教育》上发表《意大利的新教育》一文，其后又陆续在《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教育专业期刊上发表介绍苏俄、波兰、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国教育发展情况的论文。
1938年5月，因学业优异留校任助教的王承绪以华东外语考区第一名的身份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名额，得到去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留学的机会。1941年获得硕士学位和教师资格证书。王承绪在英国求学和工作期间，为打破日寇对中国大陆的文化封锁，在时任商务印书馆总裁王云五先生资助下，与王大珩等20名留英学生创办《东方》副刊，并任总干事。该刊从1944年11月正式发刊，到1947年王承绪回国所刊出的20期中，仅王承绪就发表论文27篇，占全部论文的十分之一，其中有关外国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国际教育合作的论文计有17篇（阚阅:《王承绪先生与比较教育的世纪情缘》，见《中国社会 科学报》，2010-09-16 ）。王承绪等留英学生以所学专业为基础，将外国科技与教育发展的动态及时介绍给国内的同行，鼓舞同仁的教育救国斗志，为抗日救亡作出了应有贡献。
1946年11月，王承绪在英国正等待回国投身祖国教育事业，国内通知其随赵元任为团长的22人代表团，参加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在这次会议上，王承绪和钱三强二人以中国代表团秘书的身份参会。会议期间，王承绪撰写了《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等组织会议的经过和观感》一文，并于1947年1月发表在天津《大公报》 上。该文是国内较早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用的重要文献。同年1月，王承绪夫妇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之邀，由英国乘船取道香港，经三个多月的艰难旅途，终于回到阔别多年的浙江大学教育系任教。回校任教初期，王承绪主要讲授外国教育和比较教育等课程，一年后荣升教育系主任。此后，王承绪先生用其所学，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在为其学术奠基的浙江大学讲坛。
二、锐意进取，努力开拓新中国比较教育事业
194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南京召开远东基本教育国际会议，王承绪担任中国代表团专员。除会前在《教育通讯》杂志发表文章介绍远东各国教育发展状况外，他还在会后陪同各国代表到江浙一带实地考察教育。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大陆一度中断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业务和学术联系，直至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恢复。1980年初，在教育部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的举荐下，王承绪当选为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合作咨询委员会委员。在1980-1991年间，王承绪参加了在泰国、菲律宾、印尼等国召开的6次咨询委员会议，并在泰国清莱会议上被 推选为副主席。20世纪80年代初，王承绪在杭州大学领导创建“亚太地区教育革新为发展服务计 划”(APEID) 联系中心。该中心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建立的最早的教育合作机构之一，也是后来浙江大学开展比较教育学科的学术研究与对外合作的重要平台。
在民国期间和建国后，王承绪先生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学术活动经历，为他在浙江大学开拓新中国的比较教育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基础。尽管在1958-1978这20年间，王承绪先生历经多次政治风波的冲击，但他赤诚的爱国之心、振兴中国比较教育事业的学术志业却从未发生过动摇。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以杭州大学外国教育资料翻译组为平台，并与国内其他高校外国教育研究的学术重镇合作，先后组织出版了《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和 《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等一系列外国教育研究的经典译著。这些著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师范类院校恢复教育系，培养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教育学术人才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79年，王承绪担任刚刚成立的中国教育学会外国教育研究会 ( 后更名为比较教育研究会) 的顾问。在同年召开的首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上，教育部高教司领导指定顾明远、王承绪和朱勃等同志主持编写新中国第一部《比较教育》教材，该教材于1982年出版。这部教材对新中国的比较教育学学科的人才培养和学科本体建设均具有奠基作用，在新中国比较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方面居于原创性地位。1983年岁末，王承绪和朱勃受国家教委的委派，赴英、法两国考察比较教育，这次考察使我国比较教育学者了解到国际比较教育学科的前沿动态，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国际教育研究与合作的战略举措，这对推动我国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引领价值。
在积极参与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比较教育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同时，他以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开始布局杭州大学的比较教育研究战略制高点的工作。1981年，王承绪先生在当时的杭州大学发起成立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和高等教育研究所(主攻比较高等教育，后来成为浙江大学比较教育硕士、博士点学科的研究特色)，并长期指导这两个机构的学术研究工作。1984年，王承绪先生亲自召集学界同仁在杭州大学举行全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研讨会。他还以满腔的科研热情先后主持了“六五”至“十五”期间的多项课题，如“战后英国教育研究”“各国高等教育比较研究”“英、法、德、苏高等教育思想与制度比较研究”“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 和“英国教育现代化研究”等一系列国家重大课题的研究工作，并在这些基础性研究工作之后相继出版了《战后英国教育研究》《中外教育比较史纲》 《比较教育学史》等重要的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成果。其后，他组织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和高等教育研究所成员翻译出版了“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该套丛书至今仍然是国内高等教育学界和比较教育学专业的必修书目，其学术影响力之大实属国内罕见。据最近十年南京大学龚放教授等学者对以王承绪先生为首组织翻译出版的学术著作的引用率研究显示，该丛书一直在高等教育学界排行前几名（龚放、白云: 《2000-2004年我国“教育学”研究报告》（续)，载《教育发展研究》2006年10A期）。诚如有学者所说，他领导翻译的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美国著名高等教育专家伯顿 · 克拉克等西方学者的多部高水平高等教育研究著作，使原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成为国内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心之一。
1993年，王承绪荣获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在其百年发展史中首位授予的“荣誉院士”称号。2003年，王承绪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度颁发的“亚太地区教育革新终身成就奖”。王承绪先生在比较教育事业上所做出的贡献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三、学贯中西的学术品格铸就善教的艺术
王承绪童年时代接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青年时代留学英伦又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并在绅士教育的氛围中被熏陶，养成了谦逊、儒雅的绅士风度和高尚人格。诚如笔者刚刚考取浙大比较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时肖郎教授所说，“你能在王先生名下读书真乃三生有幸”。斯哉此言。而这也是众弟子的共同福分!
《学记》有言: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 ;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 继志矣。”先生之教的妙处，始于学术思想的导引。记得入学后第一次在春寒乍暖的时节到先生杭大新村的家中请教的情景，此时先生虽已90岁高龄，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简短的寒暄过后，师母赵先生为我调好了热咖啡端到客桌前，然后就礼貌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接下来就是我与先生的谈话。先生说: “不要急于写文章，一定要静下心来多读书。”先生问: “读过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吗? ”我答读过，但仍不得其精髓。先生说: “恐怕还要花点心思读一读，因为杜威曾评价过从苏格拉底到与他同时代的所有西方教育史上的名家。只要读懂了杜威，西方教育思想史就通啦。”当然，这次拜访也与先生谈到其他有关我生活与学业的问题，但令我至今难忘的是“只要读懂了杜威，西方教育思想史就通啦”。这句话使我终生受用。正可谓“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当我告辞时，先生执意要送我下楼，我执意不肯。先生说: “我要到楼下信箱取报纸，并活动活动筋骨。”其实是先生执意要送我，在楼下话别后我已走出近百米远再回首时，望见先生仍然在楼门口的甬道上静静地注视着我。先生谦逊的品格和那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昨天。先生之教，重学术的正本清源思想，在我日后研究教育现代化后发国家教育发展时，起到了事半功倍之效。
平易、谦逊、关爱学生这是所有与先生打过交道的同学共同的印象。先生在与弟子交往中严谨而不失风趣。他除了关心我们的专业学习外，还特别强调要学好“二外”，因为这是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功。记得我在学习第二外语时，先生问我学得怎么样? 我说学习效果不好。先生问: “什么原因? ”我说是自己年龄大了记忆力不好。先生拍着我的肩膀说: “你还小哇。”我恍然大悟，在先生面前我们不就是孩子吗 ! 哪有不努力的道理。
先生百岁高龄，仍坚持学习和科研工作的精神令人感动。记得2010年教师节前夕，我与工作在外地的同学相约到浙江省医院探望先生。先生像久未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异常兴奋，寒暄过后拿出他主编的收官之作——《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模式的国际移植比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一书送给我们。他认真地在扉页上写上我们和各自妻子的名字，并端端正正地盖上他自己和师母赵端瑛先生的藏书章。先生“学高为师，行为世范” 的崇高品格激励着后进勤勉向学，可谓“继志矣”。
在先生所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基本上都在高校、科研机构直接或间接做教育科研工作。而且，蒙先生指点诸多弟子都善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如果说从1981年开始带硕士研究生到1985年开始带博士研究生，王承绪先生所关注的研究领域主要是英美发达国家教育的话，那么，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先生像一个围棋高手一样引导弟子们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其收官之作就是这个布局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
先生虽逝，精神永存 ; 先生之志，常励后辈。
作者简介: 李振玉，山东济南人，海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