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爷爷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然而除了家里人，外人可能永远都不知道，爷爷是一个不会煮饭的农村男人。李大路女儿去世后的第二年夏天，爷爷家的荔枝树开花不结果，满树干枯的荔枝花，在一阵阵带着海里咸鲜味的西南风里，荔枝花像秋收人们扬谷一般，唰唰往树底下掉，一阵风过来随后就是唰唰唰的一堆声音，树下马上铺满厚厚的一层干枯的荔枝花。有些天夜里风比较大，早上起来看到新鲜的荔枝花、没干透的荔枝花夹杂着已经枯到发褐的荔枝花，在树下空旷的地上，形成一个半椭圆形的且稍微有点厚的荔枝花尸体。爷爷看着满树的荔枝花，心里不免被失落感占据。
奶奶是一个迷信的农村老妇人，她从小在海边长大，海边人家驾船出海作业，不仅在渔船上有诸多禁忌，在家里，在能够目之所及，足之所到的地方，尤其讲究一种近乎精神信仰的迷信。在奶奶的娘家，每年都有一两家家里的男人，死在茫茫大海里。在大海上作业的渔民，如果掉在海里起不来，那后面几乎是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个人的所有东西，包括他的遗体。而海边人家，一般这时候都会在这家人过往的日常生活中，寻找一些违反他们所严格遵循的迷信行为的蛛丝马迹，企图通过这些似有似无的存在，来为自己经年累月、时时刻刻在坚持的精神信仰辩护，或者可以说是加固这种精神信仰的壁垒。
死过人的渔船，在那个年代，是卖不出去的，家里的男人死了，女人们一般都不懂海上的谋生手段，只好把渔船丢弃在港口里，任凭海潮侵袭。奶奶的父亲，叫海生。小时候我问奶奶，你从哪里来的，奶奶漫不经心且有点自豪地和我说，“她从海生那里来的，”我问“海生在哪里？”“海生是我哥，他生了我，”海边人家的儿女，管自己的父亲，叫做哥，我父亲，也管我爷爷叫哥，管我奶奶叫嫂，我至今也不知道他们这个年代的人，为什么要如此称呼，后面爷爷去世了，我第一次听到我父亲叫我爷爷为“爸”的时候，是在我爷爷坟墓开山的那天夜里。海生是一个很高且强壮的人，他自幼没有了爹娘，在封建皇朝的最后那十多年的某一天，他出世了，海生的娘是一个裹小脚的女人，在生了海生那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大家的欢声笑语庆祝中，她头一歪，看着海生一眼，大叫了一声，就没了呼吸。
奶奶的爷爷，在海生7岁那年，也就是1911年，因为历史的原因，在一个还是点油灯的夜晚，海生起床撒夜尿的时候，看到隔壁屋的他爸，被两个黑衣蒙面的人用枪顶着脑门，架走了，海生瘫坐在尿桶旁，屏气失声，丝毫没敢发出一丁点的声响，大概一刻钟过后，他才缓过神来，跑到后院，歇斯底里呼叫他大伯，“伯啊伯啊，我爹被抓走了，我爹被抓走了，快去救我爹啊，快去救我爹呀，”他大伯家的那只有点呆头呆脑的狗也跟着叫了起来，房前屋后的人家，陆陆续续跑了过来，只见海生瘫坐在地上，眼泪和鼻涕混在一起，边哭边说，我爹被人抓走了，我爹被人抓走了，那人有枪，有枪。
三日后的某天下午，村东边的空地上，一群人远远在看着海边那块坡地，上面有个人被绑在一根木桩上，这个人正是海生他爹，就在人们回家通知海生的时候，空中响起了两声巨大的像过年放的自制鞭炮的声音，只见他爹头一歪，整个人像一条被迅速砍了根部的树一样，倒了下来。海生继出生那年没了娘，在他7岁这一年，没了爹，从此成了一个孤儿。据说在海生15岁的时候，架着他大伯的渔船出海，此后的十多年，没有关于他任何的消息，村里人都以为他早就死在海上了。然而这个人，从他一出生，仿佛注定他的一生，是充满悲剧、喜剧、神秘以及传奇色彩的。
在15年后的某一个台风来临前的下午，海生驾着一条大船，后面拖着他大伯当年的那一条船，回到了这个村子，在大船拖着的小船上，有个鼻高脸容方正，和海生差不多高的女人，正在船上整理着需要修补的渔网，此时，距离她生下第一个孩子，只剩下几个小时。海生带着他回到大伯家，就在他大伯开始煮饭庆祝海生归来的时候，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男孩出生了，这个男孩，就是我奶奶的大哥。此后的几年里，海生的婆娘，似乎没有一天肚子是瘪的，在生下奶奶的大哥后，一连气生了5个男女，我奶奶排老四，后面的两个，都是她妹妹。
奶奶的父亲，回到村子里，从一个死了男人的人家，盘下了一条船，他似乎没有当地人关于渔民生活的各种禁忌，因为便宜，他又盘下隔壁渔村也是死了男人的人家的渔船，他把那最大的一条船，送给了他大伯的儿子，自己留下3条，雇上几个他从外地带回来的朋友，潮水适合的时候，就一同人几条船出海捕鱼，本地的村民不敢上这些他们认为带有某种“脏东西”的船，久而久之，村里人都不和海生来往了，路上碰到，只是点了一下头打个照面。奶奶的几个哥哥，倚着他们的父亲从海里赚回来的钱，上了私塾读书。在奶奶将要上学的那一年，他父亲，也就是海生，在一次海上捕鱼的时候，碰到了海上最恐怖的“龙吸水”，船翻人没，此后再也找不到了。从海里逃生回来的那几个外地人，当天夜里，匆匆忙忙收拾东西走了，留下奶奶一家人，在海边临时搭起的祭奠草棚里，没日没夜地哭。
从此奶奶失去了父亲，依靠她的母亲是没有办法供她上学读书的。在距离奶奶村，往东北方向大概30里路的地方，一个少年，天天开开心心背着一个粗布缝制的书包，去离家里不到2里路的私塾，摇头晃脑背着“童子踢筒子，筒子落，童子乐”。这是我的爷爷。奶奶家族里的一系列在别人看起来的怪事情，给她的童年，刻下了关于如何遵循所有的迷信行为和念想的烙印。所幸她没有被村里人排挤，能够给她带来一份在家织渔网的谋生，有时她还给渔船上的渔民挑水，一桶水换上几条鱼来为这个家的餐桌贡献自己的劳力。或许是从那以后，奶奶就变成了一个在生活中处处充满迷信的人。
大昌村李土生的儿子，李大路的女儿死的那个晚上，奶奶其实是知道爷爷出去的，她在半睡半醒中，看到爷爷拿着药瓶在装药，冥冥之中似乎有种力量让奶奶预感到，爷爷将要去的那个地方，这个人就怕要走了。第二天，天还没亮，屋里寒气逼人，奶奶起床冒着寒气走到厨房里，生火煮粥，她刮上几根番薯放在粥里，他知道爷爷不喜欢直接吃烤熟的番薯，只吃放在粥里煮熟的薯块。爷爷回到家立在厨房的门口，她把早已准备好的木炭，用力砸在爷爷的脚前，并在心里默念，“妖魔鬼怪快走开，烧死你这个小妖怪”。做完这种近乎迷信的行为之后，她悬着一夜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用木勺从粥里舀了一盘番薯给我爷爷。
我记忆中爷爷是一个不会煮饭的人，倒不是因为他懒，他不是一个懒人。李大路的女儿去世后第二年夏天，爷爷家的荔枝树开了满树的花，就在蜜蜂围着荔枝花嗡嗡响的午后，奶奶在低矮的厨房里晕倒了，被我爸他们急忙送到医院。奶奶被告知，要在医院里做个小的手术，手术需要把靠近胃的肠子割一段下来。没有女人在的家，爷爷充当起煮饭的人，他是一个懂做饭，并且是能够做出一些花样的农村男人，然而就在我奶奶出院的那天，他把家里的厨房，烧着了，火是从灶台上掉了下来的，点燃了灶台旁的干松针，等我爷爷看到着火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扑灭，家里唯一装水的大水缸，就在那个灶台的旁边，他站在荔枝树下，不断掉落的荔枝花一下子铺满了他的头发，看着厨房里的火，逐渐蔓延起来，最后这个低矮的厨房，结束了它的生命，成了一堆散发着浓烟的黑炭。爷爷从此，就不再拿过勺子。当然了，我童年的时候，也没有吃过爷爷煮过的饭菜。待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