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2月26日。

柏林国立图书馆里某个不起眼的角落，一个黑发黄面孔的中年男人伏案而坐，在一众西方长相的人中间显得有些扎眼。

他一手抵着额头，一手握笔，眉头微皱，写写停停。

“……吾人既相信音乐作品，与其他文学一样，须建筑于‘民族性’之上，不能强以西乐代庖，则吾人对于‘国乐’产生之道，势不能不特别努力。而最能促成‘国乐’产生者，殆莫过于整理中国乐史……”

写到这里，他揉了揉太阳穴，严重的头痛已经折磨他好些年了，他无声地叹了口气。

看着放在一旁的手稿，那是他刚刚整理成形的音乐史料，总是感觉意犹未尽，不够，还远远不够……

他就是王光祈，中国近现代音乐学第一人。

彼时，他在柏林国立图书馆完成了《中国音乐史》一书，那一年他39岁。

然而，生命的时钟开始倒计时，他，还有五年的时间……

巴山蜀水青城客

1892年农历中秋那天，王光祈出生于四川温江县城西郊的鱼凫镇小河村。

祖父王再咸是清朝咸丰壬子科举人，作过相继出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赵尔丰兄弟的授业先生。

父亲王展松，亦是本县秀才，曾供职于清政府内阁，后弃职回乡经营锅厂。

然而，在王光祈出生前两个月，却不幸客死隆昌旅次。

童年时的王光祈，家道中落，生活困窘，靠母亲做些手工活计，自己放牛割草和叔伯们的不时接济，勉强度日。

王光祈秉性聪慧，自幼便跟着出身书香门第的母亲念诗学文，塾师蒋春帆博学而思想开明，经常向学生讲述维新思想及戊戌六君子的故事。这些都在童年王光祈的内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成都高等学堂念中学时，王光祈结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

周太玄、李劼人、魏嗣銮、曾琦……这一批风华正茂的有志男儿，在巴山蜀水间，畅谈着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理想抱负。

那样一个年代，正值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多事之秋。

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一个人在承担着个人生命的同时，还担负着时代的重量。

他们无不渴望着在长夜未央的黑暗中，为中国的未来燃一点星火，寻一条出路。

1914年，王光祈离开家乡，沿江东下。

剑阁峥嵘崔嵬，而出川之路又怎么亚于那条艰难的蜀道？

天高海阔，这场风雨如晦中的少年游，又怎会是等闲的波澜呢？

恰同学少年

“他一身破旧衣裳，一个脸盆，一部杜诗，布鞋后跟烂得像鱼尾巴一样拖起了……”

同学魏嗣銮在回忆王光祈离开温江初到上海的情景时，曾这样描述。

而后，他又从沪上辗转到北京求学，在中国大学主修法律，并兼任四川《群报》《川报》的驻京记者。

在这一期间，王光祈一直寓居在北池子一间狭陋不堪的小屋，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后来他向好友恽代英回忆起这段生活时曾说：

“如是者两月，我才晓得在号称生活昂贵之北京，每月有一两元的生活费，亦可以过活。”

清贫，就像那个时代的痼疾一样伴随着他的一生。

物质生活的艰苦并没有消磨掉这个年轻人的锐气。

在“五四”运动期间，他每天坚持向成都寄剪报、发消息，将新文化、新思想介绍到西南大后方。

四川《群报》的主笔李劼人在回忆时说：他所写的“反袁世凯帝制和反张勋复辟的消息和文章又快又多又有力。”

这对于当时的环境下快要窒息的有志青年来说，无异于打开一扇天窗，呼吸到一股新鲜空气，就像为潮湿的地下室照进的丝丝亮光。

王光祈的身上保留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民族危亡时应有的气节和担当。

1918年，王光祈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中国大学。

同年，他与陈淯、张尚玲、曾琦、李大钊、周太玄、雷宝菁七人共同组织发起了“少年中国学会”。

学会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

王光祈在主持学会工作的同时，负责《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两种杂志的编辑出版，还将毛泽东、赵世炎、张闻天、恽代英等人介绍入会，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来又在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的支持下，创建了“工读互助团”。

“人人工作，人人读书，强者帮助弱者，智者帮助愚者，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理想，吸引了当时不少进步青年的加入。

但这种带有“空想”色彩的探索实践，终究抵不过复杂变幻的革命形势。两个组织的相继溃散给王光祈的内心带来很大的触动。

社会动荡，军阀割据，到底哪一条路才能将这片中原大地引向光明呢？

“忽忽半年，毫无建树，清夜思之，汗如雨下。加之，一年来，无暇读书，思想破产，直欲赴郊外痛哭一场。”

迷茫痛苦的王光祈随后决定远赴重洋，像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望能取法国外，寻一救国良方。

“我此次出国，亦是最末一次之烘炉，若是仍毫无所得，最好是到太平洋里与鱼虾作伴侣，永远不要再与诸兄见面了。”

1920年4月1日，王光祈与魏嗣銮，陈宝锷同行赴德留学。

船由上海起航，从此去国怀乡，惟我少年努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