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如今已年近七旬。六年前，她从家乡湖南来到广州，帮我照料孩子，打理家务。在母亲来到我家之前，她在我心中是一个“贤惠善良、不善言辞、感情丰富、脾气火爆”的人。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妈妈总是无所不能。我和姐姐从小穿的衣服，从夏天的裙子、秋天的开襟外套到冬天的毛衣，都是妈妈亲手做的。每到过年，妈妈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她要洗床单、窗帘，打扫卫生，还要准备卤鸡翅、猪肘子、卤豆干、炸鱼等美食，常常忙到深夜十一二点。但无论多晚，她总会确保我和姐姐在新年有漂亮的新衣服穿，父亲也会被她打扮得精神抖擞。去外婆家拜年时，亲戚们常常夸赞妈妈的能干。
然而，记忆中的妈妈也是一个脾气火爆的人，我在家里总是有些怕她。五六岁时，我常被邻居一个调皮男孩欺负，不是扯辫子，就是抠脸，脸上常常带着红印子回家。妈妈看到后气得不行，领着我就去找男孩的妈妈理论。尽管当时我们都是铁路家属，爸爸们在同一个单位上班，那个男孩的爷爷还是铁路的高干，但妈妈毫不畏惧，声嘶力竭地争吵，坚持谁有错谁就应该道歉，否则就断绝往来，不管对方是什么干部。
我至今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挨打的经历。我在学校把一把漂亮的新伞借给女同学，结果女同学把伞掉在厕所，回来跟我说伞被人拿走了。我回到家如实告诉妈妈，她气得暴跳如雷，狠狠地打了我一顿。她用叉衣服的叉子，一棍子一棍子地打在我的屁股上，一边打一边骂，骂得四周邻居都跑来看热闹。她骂我的内容大概是：同学弄丢了伞，我居然不追不问，任人欺负。我痛得边哭边求饶：“妈妈，不要打了。”爸爸也在一旁掉眼泪。后来，妈妈把我拽回学校，在厕所的坑里捞出了那把可怜的伞。
挨打之后，我依然不太明白妈妈为何要打我，但那顿痛和我趴在沙发上求饶的场景，一直刻在我的记忆里。多年后，我才明白妈妈的良苦用心。她希望我成为一个懂得捍卫自己利益的人。她想表达的是：“记住，比伞更重要的是你发声的勇气。”三十年后，在职场的办公室里，我总能想起衣叉划过水泥地的刺耳声响。
虽然我是家里的老二，妈妈当初生我也是因为想要个男孩，但她从未向我和姐姐灌输男尊女卑的思想。家里零食不断，我和姐姐也常有漂亮衣服穿。姐姐读中专，我读高中、考大学，母亲从未说过“女孩子花那么多钱干什么，嫁个好人家就行”这样的话。
妈妈自己也是一路用反传统的精神，成为人生的大女主。小时候，我常看到妈妈和爸爸吵架，原因大多是爸爸一直帮扶弟弟妹妹。从参加工作开始，爸爸每月拿着微薄的工资，就往家里寄钱，直到叔叔和姑姑们进入社会、结婚生子，爸爸从未停止过补贴。那时，我看到母亲哭着争吵：“自己家的孩子都吃不饱，凭什么还要养你的弟妹？”我虽心疼妈妈，却不明白她的苦衷。
乡下的亲戚来我家小住时，妈妈会跟我和姐姐抱怨她特别糟心，因为生活习惯不同，住在一起很不习惯。我那时还觉得妈妈不太讲理，觉得亲戚住一下也没什么。妈妈却告诉我：“你是没成家，不知道打理一个家有多难。”
直到我有了孩子，孩子上了小学，我才渐渐明白，我妈就是电视剧《小巷人家》中黄玲和宋莹的合体啊。黄玲是一个一心为孩子的母亲，庄超英每月的工资都给了父母，而图南和小婷都是黄玲用自己的工资一点点抚养长大的。庄超英的父母和妹妹一家曾经都想住到黄玲家里，黄玲据理力争，不怕庄超英摔东西闹离婚，她豁出一切也要捍卫自己的家庭。在黄玲的努力下，图南和小婷赢得了美好的前途，也在庄家掌握了话语权。
我也终于明白，妈妈与爸爸的争吵，其实都是在捍卫我们这个小家以及我和姐姐的利益。虽然我们只是平凡的家庭，没有什么家产要争夺，但妈妈守护的是家庭的边界和独立的空间意识。
我妈从未有过传统家庭“长子如父，长嫂如母”的观念。我爸是长子又如何？长子得不到家庭的权利，反而不断背负责任，牺牲小家，填补原生家庭。谁愿意背这责任就让谁背去。我妈就像黄玲，对孩子倾情付出，也在家庭经营中一步步清醒，走向独立。
我和姐姐从未被教育要成为大家闺秀，从小就要做家务，要孝顺长辈，反而妈妈总是教导我们：“做任何事都要顺着自己的心。”后来我结婚成家，有了孩子，公公婆婆过来帮忙带娃，住在一起时鸡飞狗跳，我感觉那个家已经不是自己的，不知道家的意义在哪里。于是，趁着孩子入读小学，我搬了出来，住到了孩子小学附近的学区房，妈妈也过来帮我带孩子。
直到现在，孩子已经12岁了，我依然觉得搬出来住是我此生做的最正确的决定。有了自己的空间，我和孩子还能有更多时间相处，培养感情，做一些以前不能在大家庭做的事。那时，我已在职场奔波多年，身上还能仅存着一些中年人的傲气，我想这也许是妈妈遗传给我的。
现在我妈在广州已经住了六年。她每天做饭洗衣，打理花草，种菜，捡纸盒，有时还会独自爬上房顶，清扫落叶和垃圾，勇猛又独立，日子过得温馨而有序。没有各种亲情狗血剧般的撕扯，没有和老公吵架拌嘴气得血压飙升的不宁，她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过着安宁自由的生活。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没必要非得劝和，人生终究是自己一个人的探索。
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被邀请就“妇女与小说”的主题撰文时写道：“一个女人如果想要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在这样的一间屋子里，你“用不着慌，用不着发出光芒。除了自己以外，用不着做任何别人”，而且，“不会被搅扰”。
对于伍尔夫来说，一间自己的房间意味着精神独立的自由空间。她说：“我只想很简单、很平凡地说，成为自己比什么都要紧。”
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20岁左右的女性已经嫁人，很快便有了孩子，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孩子，把时间占得满满的。她们的经济支撑先是父亲，然后是丈夫。男人养家，女人也养家，还要照顾家人。社会给了女人很多标签，女人不得不接受道德的绑架，这都影响到女人对自由与自我的意识。
很多年以后，当我读到伍尔夫《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中写的“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里供人观赏的静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韵律。生命不是安排，而是追求。人生的意义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但也要尽情感受这没有答案的人生”，我不禁产生时空穿越的恍惚。
我喜欢当年那个看到婆婆在教育才三四岁的女儿，从小要学会做家务，不然长大了没人要而大声反驳的自己；我喜欢那个敢于捍卫自己做妈妈的权利而据理力争的自己；也喜欢现在这个不为争取领导的好评，只想尽职尽责、问心无愧的自己。我虽然还是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勇敢，但我已经越来越自洽了。
心理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提出了“人际空间”理论，认为空间距离是人际关系的体现。即使是最信任、最亲密的人之间，也需要私人空间，这也是尊重与爱的表达。一个人对空间和时间的掌控，是自由意志和选择能力的彰显，是安全感和满足感的重要来源。而19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认为：“人必须有一个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空间，才能发展出完整的人格。”
这些都让我想到我的母亲。虽然她没读过什么书，但她从我小时候到现在40多岁，她为孩子做的每一件与人争执的事，都是在捍卫我们家的精神空间、经济空间和物理空间。
她的空间边界意识和自我意识，是那个时代超前的精神文明，也是留给我和姐姐的珍贵财富。
她用争吵替代隐忍，教会我们愤怒的价值；她用私心对抗无私，示范自我关怀的正当性。
这个只读过小学的女人，用半生演绎了最朴素的性别平等教育——当母亲先成为完整的人，女儿自然懂得如何不做“第二性”。
就像她院子里野蛮生长的山茶花，在钢筋丛林里照样长出火红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