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认为
“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迁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亲,俱着声名。”
我对“贬官文化”深以为然,甚至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被贬之人基本具备两大特性:其一,才学过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其二,政治家风范,不是改革派就是反对派,故由于触天威,批逆鳞,犯众怒而被贬远离政治中心。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这些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实力派远离政治纷扰,沉静下来,反而容易实现哲学和文化境界的突破。
唐柳宗元“永贞革新”半年就失败被贬永州,被贬期间,柳宗元并没有消极颓废,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到了著书立说方面,对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议题,他都进行了研究。他给后人除了留下今日耳熟能详“永州八记”,最大一笔思想财富就是:统合儒释,为以后的儒、释、道三教合流奠定了基础。
苏东坡的一生更是一条漫漫被贬路,一路向南。没办法,太正直,改革派保守派都得罪了,江湖才是你的人生舞台:先是被贬黄州,有了“赤壁赋”,有了“念奴娇.赤壁怀古”,才有了“东坡居士”,才有了今天的肯德基“东方既白”;后其后自贬杭州,才有了西湖美景(之前只是一口臭水塘),才有了“苏堤”,才有了“三潭印月”,有了美味“东坡肉”(川菜浙江菜融合红烧肉);再贬颍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处处留下美名美文美味美景。
正是由于处江湖之远,有大把的时间,苏轼成为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再想想散文“唐宋八大家”,几乎大多都有被贬经历,也许在江湖散步,心境清净,才会诞生高质量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