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1910.11.2-2005.4.24），国际社会学、人类学泰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获得者，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我们苏州吴江人。
吴江费孝通，乃三国时代蜀国忠臣费祎之后。
遥想当年，江夏费祎被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称为“贞良死节之臣”，费孝通幼年时期，时常见到家中灯笼上的“江夏费”，这三个字深深地铭刻在费孝通的记忆深处，成为他童年的文化印记。
辛亥革命前一年的1910.11.2（宣统二年），费孝通出生在吴江县城松陵镇富家桥，就在我工作的吴江县医院食堂门前。当时尚是清末，费先生父亲费璞安是吴江县议会议长。
费孝通的祖父费老先生和外祖父杨敦颐都是同里镇上有名望的读书人。外祖父杨敦颐中取进士后在江苏当学政，后弃官办实业，客居上海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曾参与编撰《辞源》。
费先生6岁入吴江县一小，后转入振华女中，1928年升入东吴大学医学预科，期间与杨绛恋爱未果，于1930年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5年获清华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系硕士学位（导师俄国史禄国教授）。同年，费孝通与王同惠结为伉俪。获公派留学资格，出国前偕妻在广西大瑶山考察时，费孝通受伤，王同惠怱怱找人求救时跌入山涧身亡。费孝通伤感返乡，出国留学前接受胞姐费达生建议，来到自古釆桑织丝的米鱼之乡、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实施一个多月的社会学调查。
1936年秋，费孝通抵英，师从布·马林诺斯基完成博士学业，据其吴江调查完成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在这里，会发现费先生人生旅程坐标中二位对他至关重要的伟大女性。一是文化大家杨绛先生，如果她当时接受了费先生的丘比特之箭，费先生也不会转学转系，医科之路读下去，当然不会是现在的人生轨迹。二是胞姐费达生先生，八十年代末我见过姐弟俩在吴江会面。她说去留学时带着自己的东西出去，留学就是做“访问研究”，如果空手去留学就是“纯粹跟人家学”，让费孝通去费姐姐桑蚕纺丝的教学根据地庙港乡开弦弓村做了整整一个多月的社会调查再赴英国，结果果然不同凡响，博士论文成为了一个“里程碑”，费姐姐功不可没。
费孝通一直致力于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即使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期间。为中国农民找一条致富出路，成为费孝通研述一生的大课题。他三访温州、四访贵州、五上瑶山、六访河南、七访山东、八访甘肃，当然访问最多的是故乡。共27次回访家乡吴江-江村。
1996年，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60周年庆典之际，为纪念江村调查六十周年，以自《江村经济》出版后在家乡追踪调查有关论文编辑成册，书为《爱我家乡》，奉献于家乡乡亲们，以报养育之恩。
笔者1985年自南京铁道医学院毕业至吴江县医院工作，此后的十余年间近十次为回家乡调研的费孝通先生做保健医生，陪同晨间跑步，跟随下乡调研。
在1986年，于同里古镇退思园会议室召开过一次“小城镇研究学术研讨会”，是费孝通先生邀请日本小城镇研究代表团，还有欧美的几位学者。笔者全程旁听了学术交流，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干爹干妈”的翻译问题。
这个民俗学中的问题，北方人称呼的“干爹干妈”，我们江南乡下这边称“寄爷（父）寄娘”，费先生插话说“我也有寄娘的”，日语中没有这个对应的词，这个“干妈”既不同于养母，又不同于继母，日文翻译翻不出来，英文中也只有“教母”一词相类似，实际上也有差别，“干妈”另一个称呼“义母”就好理解些。
孩子幼时拜认“寄父寄娘”往往有三种情况：一是父母的好朋友、好闺蜜，关系亲密，让下一代拜认“义父义母”；另一种情况，是孩子出生时体弱，就按生肖属相找个“相护佑”属相的长辈做“干爹干妈”。笔者幼时体弱，算命先生说命里五行缺水，就把乳名“荷华”（农历六月荷月出生）改为“水泠”。俺生肖属龙，就认了属鸡（好象算是凤凰）的大姨母做寄娘。俺大姨父家俩女儿，没儿子，也属于第三种情况，就是父母膝下沒儿子，就认个干儿子，没女儿就认个干女儿。
至于封建社会投靠权臣认“义父”、现在有的小姐姐认有权势的叔叔为“干爸”，应该不在这个民俗问题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