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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的脚步近了，我在高楼之上听着公路上汽车轧在路面发出的声音，忽然想起儿时听到收垃圾的摇铃声。赶马车人的形象浮上脑海：穿一件长及膝盖的皮袄，裸露在外的皮板已是灰黑色，戴一顶护住耳朵的棉帽子，左手扶着搭在肩头的马鞭子，右手摇晃着黄黄的铜铃，一匹马拉着装垃圾的木板车，不紧不慢地跟着赶车人前行。
铃声告诉人们，要过年了。村里的农民只在冬天才有时间赶着马车走街串巷收垃圾，垃圾堆放好，沤上半个冬天，明年开春就是极好的肥料。要过年就要先做好过年的准备工作。
洗被子
我家是双职工家庭，父母只有周日休息。元旦刚过，我母亲就计划着时间拆洗被子褥子，一家四口人的被褥要在过年前洗干净缝好。
被子的被里和被面要分开洗。被里放在大洗衣盆里，先用清水洗一遍，再用洗衣粉泡上，用搓衣板一点一点的搓洗，被头需要重点洗，至少要洗两三遍，那时没有被罩，被头部分比其它地方脏。
冬天，北方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为了洗被子，先要用蒸馒头的大锅烧热水，一是洗被子的水不冷，二是温水更容易洗干净被子。
我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母亲洗被子，母亲身体不好，不能太劳累。母亲一边做饭，一边指导我洗被里，我的手小，握着被里很吃力，母亲就教我大体上握住，主要是在搓板上用力揉搓。
洗衣盆是铁盆，很大，倒脏水的时候，我们娘俩把盆子抬出院子，再走出几十步才能倒掉。倒出去的水很快就会结冰，不能倒在街道里，街道是公共区域，大家都要走路的。公路边上虽然也是公共区域，但是和街坊邻居没有关系，大家都把脏水倒在那儿。倒水的时候，母亲就会说：要是有下水就好了。不知道当年修建的房子，为什么只有上水没有下水，用过的水都要端出去倒掉。
我洗第一遍被里，我母亲洗第二遍，有时候是我父亲洗第二遍。最吃力的投洗被子，为了洗掉洗衣粉，要换三四次清水，洗衣盆里的水才会清澈。这个活儿是我父亲做，热水供应不上，他就用冷水清洗，冰冷的水让他的手变得通红。拧被子也是一个体力活，只有父亲有足够的力气拧出被子里的水。
被里挂在院子的晾衣绳上，很快就变成硬梆梆的冰布，在寒风中摇摆着。至少要两三天，被子才有干的迹象。把被单拿回房间里挂起来，等到它彻底干了，还要叠好，在被单上放一块干净的布，我坐在上边，一会儿再换个地方，直到被单压得平平整整。缝被子是母亲的工作。
缝被子是一项大工程。要把炕上的褥子叠起来，把被里平整地铺在炕上，再把棉絮放在被里上，被里相对的两边要留出来相同的距离，缝出来的被子才好看。铺上被面，还要再次抻动被里，避免被里在棉絮的带动下堆积起来，最后一道工序是折好四个被里的边，就可以缝被子了。
缝被子的白线是一捆一捆的。做被子前，我用双手撑开一捆白线，母亲扯出线头把线绕到线轴上，之后才能穿针引线缝被子。
春节前洗被子是一件大事，我家人口少，要拆洗的被子也少。但是整个拆洗过程也是相当漫长的。尽管夏天已经洗过被子，过年之前也一定要再洗一次被子，这是传统。
做新衣服
拆洗被子期间，母亲要给我和弟弟做新衣服。我母亲在医院工作，要值夜班，下夜班才有时间做衣服。布料是用布票买的，母亲用报纸先裁出纸样，再按照纸样在布料上裁剪，然后就要在缝纫机上缝制衣服。
我家有两个房间，夏天，父母住在大房间，房间放着两张并排摆放的单人床，床是公家提供的。冬天，靠生炉子烧火炕取暖，一家四口人都住在有炕的小房间。
缝纫机放在大房间里，母亲要做衣服，就让爸爸帮她把缝纫机抬到小房间的炕上，地下的空间太小，放不下缝纫机。那年，爸爸工作特别忙，经常值夜班，而且是连续几天不回家，母亲就让我帮她抬缝纫机。当时我只有八九岁的样子，我们娘俩抬着缝纫机，走出大房间，准备拐进小房间时，我的脚被什么东西绊了，或者是我真的抬不动了，手一松缝纫机掉在地上。
那个年代，缝纫机是金贵的物品，买缝纫机不仅要有钱，还要有购买券。我母亲心疼缝纫机，劈头盖脸地打了我几下，然后检查缝纫机，还好，缝纫机没有问题，我却蹲在地上起不来。
那天上午，我没去上学，母亲去学校给我请了假。我一直躺在炕上，听着母亲踩缝纫机的声音，眼睛盯着窗户上的冰花。时隔多年，这件事记忆犹新。也许就是这件事，让我对缝纫机深恶痛绝，我一直不学习踩缝纫机，即使有要缝制的衣物，我都是坚持手工做。
小孩子记吃不记打，新衣服做好了，我高高兴兴地试穿新衣服，等着初一的到来。
年夜饭
母亲常说，过了小年，就该过大年了，要是在农村，就该扫尘做豆腐蒸馒头了。我家开始为年夜饭做准备。母亲泡发黄豆和蚕豆，泡发干木耳干黄花菜干蘑菇等；父亲出差带回来北京小肚和香肠，还有他和同事在北京一次又一次地排队买回来的猪肉，都堆放在大房间里，等着登上年夜饭的餐桌。
我家虽然只有四口人，年夜饭至少要做十二道菜，有时候会做十六道菜，就看食材的多少。凉菜有香肠小肚，父亲熬制的皮冻，母亲炸的黄豆和蚕豆。那时候，食用油是按人口供应的，一个人一个月只有几两油，为了过年炸东西，一是平时做菜少用油节省下来的，二是病人送给母亲的油票，在粮店买回来的。
炒勺里放上半锅油，先炸黄豆和蚕豆，好像要炸两三遍。黄豆金灿灿的，撒上白糖；蚕豆下锅前，要在豆皮上划开一个口子，否则油会迸溅出来，炸好的蚕豆用盐拌匀。
母亲将炸好的豆子装进盘子，给我和弟弟各盛一小勺，但我最喜欢的是炸虾片。虾片盒上印着大大的红红的弯着身子带着长长须子的大虾。打开盒子，是一个个粉条颜色的两个指节大小的硬片片。拿起几片放进油锅，硬片片先弯后曲然后舒展，变成一个个白白的孩子掌心大小的虾片，刚出锅拈起一片放进嘴里，油的香味混合着虾片的鲜味，好吃极了。
当然，虾片是在三十开饭前才炸出来的，满满一盘子，我忍不住去薅几片解解馋压压饥，因为这顿饭在下午三四点才能吃，大人忙着做饭，孩子只吃一顿饭，早已饥肠辘辘了。
年夜饭的热菜无非是红烧肉，炖鱼，肉炒木耳，肉炒黄花菜，炸好的肉丸子回锅烧一下……
最惊艳的是某一年的年夜饭有一盘金华火腿。母亲把火腿切得薄薄的，几乎是透明的，吃在嘴里，咸中带香，白肉肥而不腻，瘦肉香而有嚼头。多年后，我再吃到的金华火腿，只有一个味道——咸。
年夜饭不是等到夜幕降临，而是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开饭。我家住在平房，三十下午平房的街道是安静的，大人们忙着做年夜饭，大点的孩子是家中的劳动力，跟着大人忙碌。小一点的孩子等着吃年夜饭。
家里开饭的标志是在院子里放一挂鞭炮。我家我是老大，弟弟年龄尚小，放鞭炮的事情就落在父亲身上。那时候，鞭炮是在国营商店里买的，红色的包装纸裹着大小不一的鞭炮。最响的鞭炮是电光炮，有小手指头粗细，但是，每一包里只有一二百响。最小的鞭炮只有孩子的两个手指节长短，一千响，这种鞭炮不够响。我家选择的五百响的鞭炮，大小适中，声音不小。
为了保证年夜饭前的鞭炮足够响，我的任务是在三十的中午提醒父亲把鞭炮放在炕头上烘着，免得鞭炮受潮，要么不那么响，要么会在中间断捻。母亲最怕的是鞭炮放到一半需要重新点燃，她说这样不好。至于怎么不好，她没说过。
父亲在院子放鞭炮的时候，我会站在母亲身边，母亲抱着弟弟。父亲点燃了鞭炮，就会走到我身边。其实，我并不怕鞭炮的声音和光亮。我弟弟不仅自己捂着耳朵，还要把头放在母亲肩膀上，躲在母亲脑袋后边，这时，我父亲就会说我弟弟：小乏货。
鞭炮的烟还弥漫在院子的上空，我们一家四口围在小炕桌上开始吃年夜饭了，饭桌太小，摆不下的菜先放在三屉桌上，吃一会儿在和小饭桌上的菜调换一下。外面传来左邻右舍的鞭炮声，或远或近。
当我们吃得肚子圆圆的时候，桌子上还剩下很多菜。过年期间，我家不用再做菜，大房间就是天然的冰箱，剩菜摆在桌子上，每天，母亲热三四个菜，这样可以吃到初五六。
我想起母亲去世的第一个春节，由我这个大姐做年夜饭，父亲身体不好，不参与做饭。我忙了大半天，桌子上摆满了菜品，我们一家三口，我父亲，两个弟弟，一共六口人，几乎把每道菜都吃光了。饭后，父亲笑着说：女儿呀，你做的菜太有水平了，你彻底改变了我们家的传统。我不知道父亲是在夸奖我，还是表达了不满，年夜饭似乎不应该吃得如此干净，这是我母亲在世时的传统。
写到此，我的眼睛潮湿了，儿时的好时光一去不返了，父母的音容笑貌又浮现于眼前。
包饺子、守夜
年夜饭撤掉，还有一项更大的工程等待着我们——包饺子。母亲剁菜剁葱姜，父亲剁肉和面，我剥蒜。我父亲虽是家中的长子，从小在家娇生惯养，又早早地独自在外读书，他并不会做家务事。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包饺子和面要和得软一点，而我家包饺子的面一直和得很硬，擀饺子皮就是一项很累人的工作。
我学会和做饭有关的第一件事就是擀饺子皮，那时候，我和父亲擀饺子皮，母亲包饺子。我母亲包的饺子讲究必须要有多少个褶子，虽然我父亲说饺子好吃不在褶子。我包饺子是从母亲那儿学来的，而且一直没有学会挤饺子的包法。
那时候，没有电视，我们一家四口人围在炕桌上开始包饺子。我弟弟年龄小，给他一块白面团，他就在那捏来捏去地玩。我家每次包饺子都要装满两个大盖帘，大约有一百二十多个饺子。
等我们包好饺子收拾好面板，应该是十点多钟。弟弟睡着了，父母带着我玩扑克，可是，只要我输了，我就会哭，母亲不高兴：“真小气，输了就输了呗，还哭，真没出息。不玩了。”于是，父亲和母亲面对面的坐着开始玩军棋，我则在一边玩玩具。
看着父母开心地玩着军棋，我是既羡慕，又嫉妒。但是，那是父母，我又能如何呢？而且是因为我的哭泣，导致游戏不欢而散，我只能独自坐在炕梢玩自己的游戏，父母的欢笑和我无关。
终于，邻居开始放鞭炮了，母亲就会催促父亲去放鞭。她已经把炉子的火烧旺，准备煮饺子。三十的饺子不是普通的饺子，是元宝，是新一年的希望，绝对不能煮破，那是财运，就像年夜饭必须啃猪蹄，因为那是“抓挠”，是新的一年的财运。那时候，既没有奖金，也没有额外的收入，“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大家都是拿工资的，怎么会富有呢？
求富，无论什么时代，都是人们渴望的。
母亲将炉子的火烧旺的时候，父亲已经在院子里把鞭炮排开，就等着点火了，父亲要等着母亲的号令。母亲看着锅里的水快要烧开了，就会把弟弟唤醒，用厚厚的被子将他裹好，免得他感冒了。
弟弟睡眼朦胧，被母亲抱着站在厨房的门口。父亲用一支烟点燃鞭炮，青烟升起，弟弟立刻将头扭转过去，把耳朵捂起来。鞭炮响起来了，火光四溅，我开心地看着，母亲开心地看着，父亲开心地看着，只有弟弟没有看。
鞭炮声由稀稀疏疏变的密集响亮，直到又稀稀落落，终于归于宁静。饺子，不，是元宝，已经煮好了，盛在盘子里，端到小餐桌上，捣碎的大蒜倒进了酱油，再滴点稀罕的香油，母亲用我儿时的奶锅炸一小碗辣椒油，香味飘散在房间里，让人馋涎欲滴。
肥硕的白白的饺子趴在盘子里，恰如小肥猪，从视觉上就唤起人的食欲。母亲拿出“小金碗”——我命名的，是母亲买的一套非常精致的小碗，碗边上镀着金线，碗口只有矿泉水瓶子粗细，母亲只在过年的时候才肯拿出来，让大家享用一下，而且只在吃饺子的时候用。
吃糖嗑瓜子
对于孩子而言，过年的乐趣不仅在穿新衣新鞋，更在吃东西上。除了丰盛的年夜饭，还有瓜子和糖。我家的糖盒里不仅装着水果糖高粮饴糖，还有当时罕见的大白兔奶糖。
那时的大白兔奶糖，含在嘴里，甜甜的，奶味儿浓浓的，孩子间流传一种说法：三块大白兔糖化开就是一杯牛奶。当然，这只是流传，那么稀罕的糖，没人拿它去化成牛奶。
我最喜欢的糖是酥糖。酥糖是我父亲从北京带回来的，它包在食品包装纸里，没有糖纸包裹，所以不能装在衣服口袋里，只能在家吃。
转眼就到了初五，尽管父母都要上班，早晨必须包饺子，而且一向擀饺子皮的父亲也要包几个饺子，因为那是在捏小人嘴。我不知道什么是小人，就问父亲，父亲说：“就是那些喜欢背后说人坏话的人。”“那我也要包饺子么？”“你个小孩子，有什么小人？”父亲笑着说。
那天还要洗衣服，说是放水。虽然很多讲究我不明就里，但是，这两个习惯还是保留下来了。
吃元宵
过了初五，我盼着过正月十五。那时候没有灯会，但是可以吃元宵。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去买过一次元宵，却是空手而归。
我母亲工作的医院附近有一家国营副食店，卖元宵不是在副食店里，而是在副食店院子的大门处。那个大门是两扇铁门，里边上了锁，外边是排队买元宵的人。说是排队，其实根本就没有队形，谁靠近铁门，将手里的钱硬塞给售货员，就会买到元宵。我很佩服售货员，那么多伸进去的手，能记得收的是谁的钱。
元宵是摇出来的，把元宵馅放在打湿的糯米面上，摇动笸箩，糯米面就裹在馅上，再继续滚动，一层层的糯米面就包裹着小小的元宵馅，越滚越大，大小合适了，把笸箩里的元宵倒进柳条筐里，装满一筐就抬到院子里出售。
我家吃元宵不仅要吃煮的，还要把元宵摆在盘子里，用蒸锅蒸。刚出锅的元宵一个挨着一个挤在一起，趁热吃比煮的元宵好吃。蒸出来的元宵吃不了可以放进油锅里炸，那就更好吃了。元宵的表面是金黄色，咬一口，外脆内软馅甜，真是人间美味呀。
现在的汤圆皮薄馅大，口味多多，每年正月十五我只会象征性的吃两个，最多三个，因为它没有了儿时的味道。我尝试过炸汤圆，结果是皮崩馅漏，油锅里浮着散开来的馅。这让我更加怀念儿时的元宵。
过了正月十五，年，真的过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