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过年很热闹，也有很强的仪式感。记忆中大年三十是最隆重的时刻。大人们会准备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平日里难得一见的鱼、肉都会出现在餐桌上。吃完年夜饭，大人们又开始张罗着包饺子，而我们小孩子就可以出去放炮玩。
炮在那时候属于奢侈品，所以分到每个人手里的并不多。大概每人一小挂的样子。我们舍不得一气儿放完，都会把引线拆开，一个个去放。男孩子们胆子大，敢直接拿在手里，点燃引线后再扔出去，非常勇敢豪迈的样子。
而我胆子很小，害怕炸到自己，所以都会事先把鞭炮塞到院墙的砖缝中，然后紧紧张张的点上火撒腿就跑。很多时候其实鞭炮并没有被点着，没有等到期待中的鞭炮响声，又要提心吊胆的回去查看。
这样一跑一等一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所以我更愿意看别人放炮，或者收集别人放挂鞭后的残余哑炮。那里有很多没有点着的鞭炮，把两三个哑炮对折，露出火药头对头摆放成三足鼎立的形状，然后点燃看呲花是我最喜欢的游戏。一来没有危险，二来看着自制的烟花又漂亮又有成就感。
在我们家没有熬夜守岁的习俗，但是在子时十二点是必须要吃一顿饺子的。父亲说：饺子饺子，其实就是指新旧交替的子时，在子时十二点，吃一碗饺子就代表旧的一年过去，新的一年开始。
当我们吃完饺子就会被逼着去睡觉。因为接下来的大年初一是要很早就起床的。
迷迷糊糊中感觉才睡了一小会，就又被窗外的鞭炮声和大人们的催促声叫醒。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被扒得精光，然后从里到外、从头到脚都给换上新衣服。而这些新衣服大多都是母亲在年前很久就开始每天熬夜赶制出来的。所以每次当我在睡梦中还能听到缝纫机的哒哒声，午夜梦回看到母亲还在缝纫机前忙碌的身影，就知道快过年了。
穿好新衣服，开始给奶奶、爸爸妈妈拜年。大人们也开始给我们发压岁钱。虽然只有一两毛钱，但是对于平时没有任何零花钱的我们来说都是一笔巨款。而且大人们还会特意把钱换成崭新的，这些崭新的钱拿在手里去摇晃，都能出嘎嘎的响声。
至于后来钱的去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有一年大哥说统一由他保管，节后带我们去买小人书。没想到后来大哥在外面疯玩把钱弄丢了，就这样我们兄妹四人全年的唯一收入还没捂热乎就凭空消失掉。好像也因为这事，从此大家再也不肯把压岁钱交给大哥。
初一的早饭固定还是饺子，基本上还没有等我们吃完饺子，来家里拜年的客人就开始陆续登门，而我们也该去给邻里街坊拜年了。
那时候我们住在铁路沿线的小站上，自家并没有什么亲戚。要去拜年的都是附近几排房子的邻居，也都是爸爸妈妈的同事，平日里相处得非常亲厚，所以不去拜年似乎都是失礼。
小时候的我非常内向，也不爱说话，挨家挨户拜年对我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拜年也有好处，就是每到一家，都会被塞上一兜子的瓜子糖果。虽然我并不爱吃糖，但是我喜欢攒糖纸，特别是那种透明的玻璃纸。把红红绿绿的的糖纸剥下来，压在玻璃板或者床板下面，过上半天或者一天再拿出来，原来皱皱巴巴的糖纸就被压得平平整整，一丝皱褶都没有。把糖纸覆盖在眼睛上去看太阳，原本只是蓝色的天空在彩色的糖纸的映衬下也变成了或红或绿或五颜六色的花花世界，原来不敢直视的刺眼的太阳光也变成了一道道彩虹。
每一年的过年似乎都是这样的程序，但是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我四五岁的那一年。而那一年最特别的是母亲给我做了一件蓝色条绒外套。
那是件用天蓝色的条绒布制成的外衣，在胸前还绣着黄色的花朵，花朵中点缀着粉色的花蕊，花朵周围是翠绿色的叶子。那件衣服应该是我这辈子穿过最鲜艳的衣服。而让我最最惊讶的是因为衣服上的花是母亲一针一针绣上去的。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性格刚强，做事雷厉风行，从来不会在穿着打扮上花心思，用现在的话说母亲就是个女汉子。所以很难想象这么娇嫩的花朵，如此艳丽的色彩搭配，透着浓浓少女心的刺绣竟然出自母亲之手。我完全揣摩不出来母亲在做这件衣服时候的心态。
不知道她在绣这些花朵时仅仅是为了我这个唯一的女儿才会花这么多心思、花这么多时间，还是原本母亲就有女性柔情，只是被残酷的生活压制了她的少女情怀？
后来因为父亲工作调动，全家都搬到了兰州，但这个时候母亲还没有调动到兰州来工作，所以年三十仍然留在原来的小站值班。记得那一年寒假我自己回去和母亲过年，三十那天因为母亲要值班，所以我被留在了附近的舅舅家。但是想到除夕母亲一个人孤孤单单，我归心似箭。初一一大早我就急急忙忙赶回了自己家。
母亲下班回来掏出了一个大大的白色的搪瓷缸子。打开盖子，一股香气扑鼻而来，原来是母亲从单位食堂给我带回来的午饭。翠绿的蒜苔铺在白白的米饭上面，中间还夹杂着诱人的瘦肉片。因为搪瓷缸子是被母亲用衣服紧紧包裹着一路抱回家的，所以饭菜还冒着热气。
抱着热乎乎的缸子吃着香喷喷的蒜苔炒肉，我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那是我第一次朦朦胧胧的意识到母亲是爱我的，虽然她嘴上从来不说，对我们要求也都异常严格，但是就如同年三十我在舅舅家坐卧不安的想念母亲一样，母亲一定也挂念着我。
后来母亲调到兰州工作，全家人又一起过年了。因为住了楼房，周围的邻居并不太熟悉，所以挨家串户拜年的活动就没有了。本来就不爱放炮的我对过年的印象就停留在年前的大扫除上。那时候我已经是十二三岁的年纪，已经会做很多家务活。
每到过年我就开始主动去擦窗户、大扫除，搞卫生，把厨房里所有的锅碗瓢盆、油瓶、醋瓶都擦拭一新，当母亲下班回家看到焕然一新的厨房就会表扬我。而当我听了母亲的表扬就会觉得自己长大了，非常有自豪感。除了搞卫生，母亲最喜欢安排我帮她搓麻花。
每年过年母亲都会在年前三四天开始和面炸麻花、炸麻叶、炸馓子。因为还要上班，所以母亲只能早上把面和好，中午回家安排我在家搓麻花、盘馓子，等她晚上回来再炸。于是整个下午，我就坐在一个小板凳上，面对着一个铺在床上的大案板，不停的搓面。
搓麻花需要先把一块块面揉成粗细均匀的长条，然后按住一头，从另一头开始顺着一个方向使劲搓，等面搓上劲开始打卷后，顺势一分三份交叉折叠在一起，一根麻花就搓好了。有时候面条短了还可以从中间折叠，两头一对接，两股面就立刻扭在了一起。
搓麻花耍的是个技巧，对我来说有点像玩泥塑，粗细长短都没有那么讲究，搓成什么样母亲都会夸我。但是盘馓子就必须要特别认真仔细，面要搓成粗细均匀的一整根，而且中间必须连着不能断。然后在倒满油的盆中像绕毛线团一样一圈圈盘好。
等把两大盆面搓好，盘好。母亲也差不多该下班了，看着排列得整整齐齐的麻花，盘得密密实实的馓子，母亲都会夸我能干，于是一下午的辛劳也就在母亲的表扬中烟消云散。
等再大一些，过年又增加了新的意义。那个时候我们兄妹四人已经开始在外地求学就业。每年过年还意味着团聚的时刻。
二哥成家早，每次回来都要向母亲拜师学艺，说要把母亲拿手的好菜学上一二。母亲也顺应时势开始放权。母亲说国家都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我们家的厨房也改革，变自由市场，年夜饭你们每人做一两个拿手菜。于是年夜饭不再是母亲一个人的战场，而变成了三个哥哥大显厨艺的舞台。
大哥负责白案，和面、调馅、擀皮的活由大哥来承担。二哥做热菜，三哥拌凉菜，我在三个能干的哥哥们面前自惭形秽，只能打杂，被指使着剥葱剥蒜。
等年夜饭上桌，三个哥哥还会和父亲一起喝点酒。父亲酒量好，从来不醉。三哥滑头，自己从来不喝多，反倒是憨厚的大哥、二哥偶尔被三哥劝酒喝多，闹出一些笑话，成为大家的谈资。于是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就会把他们的洋相当做笑料，时不时拿出来逗乐。大家一说一笑，一个年也就热热闹闹的过去了。
但是像这样全家都齐全的日子并不多，等再一次哥哥们都从外地回家已经是母亲去世的那一年。那年夏天母亲突然离世，等再过春节时哥哥们都回家来过年。
为了不让远地回来的哥哥们感觉到母亲离世的凄凉，我早早开始准备年货，从来不吃羊肉的我也学着母亲往年的规矩去买羊肉，四处打听什么样的羊肉好吃。等到哥哥们到家，一个冰箱已经被我塞得满满当当。除夕那天如往年一样，大哥负责调馅擀皮，二哥三哥在厨房里忙活。我仍旧负责打杂。一切似乎都和母亲活着一样，什么都没有改变。
中间偶然一个间隙，我去后院拿什么东西。当我关上房门，把一室的喧嚣声关在身后，抬头看着天空中不时绽放的烟花，听着不绝于耳的鞭炮声，我突然意识到一切都不一样了，无论家里再如何热闹，但是我的心里空了，因为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不在了，而我每年过年忙前忙后所期盼的那一句表扬再也听不到了。
再后来，全家一起过年的时候越来越少。偶尔兄妹四人还会天南海北的聚在一起，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各自守着自己的小家。再没有人催着年三十一定要吃饺子，大年初一一定要早起。没有了任何束缚，也没有了任何仪式的年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七天长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