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活于北宋中晚期，时党争激烈，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王安石力图变法以求富强，苏轼反对变法而被贬黄州。当时王安石变法不切实际、急于求成更添乱局。这使苏轼一生仕途极为坎坷，可概括为大家较为熟知的“三起三落”这里就不再赘述。苏轼遭遇的人生痛苦和政治挫折，也造就了他在诗词方面的成就。
在苏轼之前，诗庄词媚曲俗。其中词又被称为“诗余”，“诗余”是指“诗人之余事”。
在唐代，民间词大都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难登大雅之堂，被视为诗余小道。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的词脂粉气浓烈，崇尚艳辞，多有男子作闺音，多写男女爱情。而后，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一改艳辞，多抒发自身真实情感，为词开拓出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不得不提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这首词情景交融，感情沉郁而真挚。沈际飞在《草堂诗余续集》中评价说：“七情所至，浅尝者说破，深尝者说不破。破之浅，不破之深。‘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句妙。”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说：“此言‘剪不断，理还乱’，则离愁之纷繁可知。所谓‘别是一般滋味’，是无人尝过之滋味，唯有自家领略也。后主以南朝天子，而为北地幽囚；其所受之痛苦，所尝之滋味，自与常人不同，心头所交集者，不知是悔是恨，欲说则无从说起，且亦无人可说，故但云‘别是一般滋味’。”从《相见欢》中可以看出李煜在词作上发生新变，由伶工之词变士大夫之词。
接着，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苏轼作词大有以诗为词“破体”之倾向。从内容上丰富词的题材，形式上不再严格遵守词律，风格上更是一改柔美婉约之风为豪放之词。风格意境上大为创新，使词颇具阳刚之美。以《江城子·密州出猎》为例:“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描写的狩猎场面扩大雄浑，气势高昂澎湃，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对世态炎凉的认识融入风景之中，直抒胸臆，寄托豪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