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之致诸弟（2）【1121】2024-10-21（2）
评点：李鸿章与王闿运
中国近代史上另一著名人物、与曾氏关系极为密切的李鸿章的名字，直到此时才出现在曾氏家信中；其实，二人的渊源甚深。
早在道光十八年戊戌科会试中，曾氏便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相识，两人这科皆高中，彼此互称为同年。曾进了翰林院，李则因文章尚逊一筹未点翰林，而被分发刑部，此时年已三十八岁，发迹略为晚了点。李是安徽庐州府人，此时已有了六个儿子。这六个儿子日后都非比一般，尤以老二鸿章更是了不得。李鸿章功名顺遂，十八岁中秀才，二十一岁被选为优贡，二十二岁考中顺天乡试举人。道光二十五年，二十三岁的李鸿章奉父命，拜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曾国藩为师。
这是曾李的初次相识。因为有“年家子”一层在先，又加之李鸿章一表非俗，学问出众，曾对李大为器重。尽管这一年李未中式（科考被录），身为本科会试同考官的曾氏仍对其场中诗文大加称赞。再过二年，李鸿章高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又顺利进入翰林院。二十五岁点翰林，在当时可谓少年得志，风头十足。曾氏也为这个及门弟子而高兴，将他与郭嵩焘、帅逸斋、陈鼐（此三人皆为曾氏同乡好友）视为丁未四君子。
李鸿章的哥哥李翰章在功名上比不上乃弟。他直到二十九岁时才得以拔贡的身份参加朝考，被分发到湖南做善化县知县。曾氏回湖南办起湘军后，看中了这位“年家子”，将他调到军营襄办粮台，相当于今天的后勤部长。李瀚章办事勤勉，很得曾氏的信任。曾氏守父丧复出后，又调李瀚章赴江西总理粮台。此时其父文安刚去世，他便将母亲接到江西，与他一同住。
早在咸丰二年，李鸿章便随同吕贤基回安徽帮办团练。几年来，他跟着吕贤基、周天爵、福济等人，转战皖省南北，处处受挫，心情抑郁，有一种“茫无指归”之感。这是，李鸿章从安徽来江西南昌看望母亲，在哥哥的怂恿下，改换门庭，奔赴建昌府，投靠昔日老师的门下。对于李鸿章来说，这实在是他一生中最为明智的选择。他后半生的事功和名位，便由此一投奔而揭开了序幕。
据薛福成的《庸庵笔记》记载，李鸿章性格落拓不羁，贪睡懒散，对于湘军中严格的作息制度不能适应，尤其对天不亮起床吃早饭一事更是反感。曾氏决定整整学生的这个自由散漫的毛病。
每天早饭，曾氏按惯例和幕僚们一道吃。这一天早饭时，见李鸿章又未到，他皱着眉头吩咐手下人叫李来。李谎称头痛，卧床不起。曾氏一连打发三起人去催，李仍不起床。曾氏大怒，拍着饭桌说：“今天非得要全体幕友到齐才吃饭。”李见老师发火了，便披着一件外衣慌慌张张地来到饭堂。整个早饭中，曾氏板着面孔，闷头吃饭一言不发。吃完后，对着李鸿章说：“少荃，既入卧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罢拂袖而去。曾氏斥责的是李的不诚--因不愿早起而谎称生病。李鸿章“为之悚然”，从此再也不敢懒散。
其实，曾氏对李的这种严格要求，正是他的有心雕琢、着意栽培。他在给李翰章的信里说：“令弟少荃，自乙、未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曾氏早知李鸿章是块美玉，是棵大树，但又瑕疵有病枝，不去掉那些疵病，是难以成大器的。今日之苛严，正是为了日后的大用。
曾氏的这种用人之策，对我们今日的领导者仍有相当的启示。
比李鸿章晚一天来建昌军营的还有一个有名的人物，即信中所说的王壬秋。王壬秋名闿运，是晚清著名的教育家、学者、诗人，做过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史馆长。他一生精力充沛享寿又高，直到一九一六年才以八十四岁高龄辞世。
王闿运平生崇尚帝王之学，他早期的政治活动类似纵横家、策士的行为。王与曾氏有过多次交往。早年曾氏在衡州府办水师时，王便与曾有了接触。那时王不过二十岁而已，是衡州府东洲学院里的一位学子。据野史记载，王在曾誓师北进的前夕来到曾的大营，向曾指出过《讨粤匪檄》里没有对洪扬所提出的“民族大义”予以针锋相对地批驳。阅世不深的王闿运不知此事正是曾氏要竭力回避的敏感问题，可谓冒昧。王又对曾说，当今天下纷争，鹿死谁手尚不可预料，愿曾好自为之。曾对王这类“妄话”自然不会看重，但欣赏王的聪明及胆量，邀他入幕。王是个文人习气很重的人，不耐军营的艰苦，队伍到了岳阳，他便借口“独子，老母不允”等离开了军营。
有关王闿运的这段轶闻无信史记载，但有两条旁证。一为王闿运自撰的联语：“春秋表仅成，剩有佳儿传诗礼；纵横计不就，空留高韵满江山。”所谓纵横计，乃苏秦、张仪等人玩弄的政治权谋，亦被称为帝王术。王年轻时玩过这一套，可惜不成。向谁兜售纵横计呢？第二条旁证给了答案。王的学生杨度光绪二年在日本作了一首有名的《湖南少年歌》其中有这样几句歌词：“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曾胡却顾咸相谢，先生大笑披衣下。”原来，他是向曾氏及胡林翼等人兜售纵横计的。看来，此说是有根据的。
咸丰七年，王中乡举，第二年取道江西、浙江北上，拟参加咸丰八年已未科会试。信中所说的“王壬秋初九来”，就是指的王绕道建昌府前来拜访曾氏这件事。王闿运在军营前后住了五天，十三日告辞。曾氏日记这几天里每天都有与王接触的记载，还为王批改古文，书其祖碑额（指碑头的通称，又名碑首，碑头及其题字 。这里不含碑文，碑文指刻在竖石上的文字）。王来的那天与走的前一天，曾都为他请了客，可见曾氏对王以礼相待。王此时不过二十五六岁的举人，曾氏对他的礼遇，既有爱其才学奖掖后进（奖拔后学）的成分在内，也有笼络士绅、营造口碑的成分在内。曾氏检讨自己过去在这方面做得不好，复出以后一改旧习。看来，礼遇王闿运也是“新政”的一个小小的体现。
曾氏幼弟字贞干，又字季洪，二十二岁中秀才，在曾氏诸兄弟中，算是进学时年龄最小的了，但以后的乡试却不顺。更令季洪忧郁的是结婚多年夫人未曾生育，在抚二哥子纪渠为子后，又在咸丰四年抚大哥女纪纯、纪芬为女。从信中看来，他在谋事上亦遭遇不顺。曾氏在为季弟的出处作参谋时说的两句话值得注意：“帮人则委曲从人，尚未必果能相合；独立则劳心苦力，尚未必果能自立。”这两句过来人的话，对我们今天的读者仍有借鉴之处。
社会向每个人都展开了广阔的活动空间，然人在社会上谋事无非两种，即帮人或独立，用眼下时髦的话来说，要么替人打工，要么自己做老板。替人打工虽不要财力基础，也不需担风险，但要听人吩咐，看人脸色，要委曲从人，即便这样，也还不一定能相处得好。自己当老板，除财力基础外，还要担风险，大事小事都得自己拿主意，既劳心又劳力，即便这样，也不一定会成功。谋事者务必知己知彼，慎重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