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燥热的仲夏夜，我看完了《十二怒汉》，却深感人性如阴冷隆冬，幽暗晦涩。
很早以前就曾经种草，但受限于对老电影的偏见而久久未拔。缘分终至，我由衷地觉得相见恨晚。
这部1957年的黑白电影，由西德尼·吕美特执导，全程几乎只有一个场景，即陪审团的12人在休息室里的激情讨论，只为得出一个所有人都认同的陪审团意见。
从拍摄技法来看，场景极少，却在镜头语言上另有天机。从开始的略微俯视的镜头，逐渐变为与视线相平的镜头，随后镜头压缩，营造出更强的幽闭氛围，一步一步将原本存有戒心的观众拉入了陪审团，成为了一员铁血铮铮的怒汉。当影片迎来两派争论的巅峰时刻，略带仰视的特写镜头，将每一个怒汉的细微神情尽收眼底，以充沛饱满的戏剧感将整部影片推向高潮。俯仰之间，令我不得不拜服于这精妙入微的镜头艺术。十二怒汉，每一个都跃然眼底，性格分明，实在是巧妙绝伦。
《十二怒汉》的故事主线非常简单，陪审团的十二个成员在一间休息室里讨论一桩命案。一个18岁的孩子，被指控谋杀了自己的父亲。人证物证一应俱全，11个陪审员在最初毫不迟疑地投了有罪票，嫌疑人似乎难逃坐上死刑电椅的命运。
然而，亨利·方达扮演的建筑师认为此案另有蹊跷，投了无罪票。最终电影的结局，迎来了大反转——所有人都投了无罪票。
电影中穿插着12位陪审员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变化，让屏幕外的我们也跟随着他们经历了思想的深化与反转。
（一）极端反对者的存在意义
影片中由亨利·方达饰演的建筑师是8号陪审员，当所有人都认为男孩弑父的证据确凿，虽然各怀心思，却都毫不迟疑地投了有罪票时，只有建筑师发出了质疑。
随之而来的，当然是千夫所指，群情激愤，势必要找建筑师讨个说法。
然而，建筑师产生质疑的根源，并非是他发现了什么惊天漏洞。而是他认为，仅凭5分钟的投票就决定一个孩子的生死是不可接受的，他们需要更加审慎地谈一谈。
建筑师以1敌11，坚定地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令人动容。
人类行为受到本能基因和文化模因的影响，自私的基因令我们倾向于通过跟从多数人的意见来提高在群体里的适应性，并获得更高的生存概率，而提倡社交的主流文化模因，更是催生了无数的从众者。文化模因，模仿之因，本就是通过对他人的模仿跟随才得以传播推广。
于是我们就不难看出，站在绝对多数人对立面的建筑师，有多么的难得可贵。
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建筑师，是一个极端的反对者。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是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于是我们便看到，近百年前，提倡白话文的胡适遭到了章士钊等人的强烈反对，而后钱玄同主张直接废除汉字，对于白话文的提倡仿佛就更容易被接纳了。
但鲁迅绝对不是一个喜欢折中的人，但凡反对，便一反到底，不留丝毫情面，坚决地做一个极端的反对者。所为何故？
因为倘若没了极端的反对者，那么温和的反对者也终将消失。
极端反对者往往是最具有革命精神的，不仅革他人的命，也要革自己的命。于是我们便看到在铁屋子里呐喊至声嘶力竭的鲁迅，先是怀疑这铁屋子万难破灭，转而去抄碑帖，后又在钱玄同的追问中，怀疑起自己对于绝望的确信，转向了绝望与希望同为虚妄的矛盾合题，虽未见得救得了国家，至少解放了自己。
极端的反对者，往往令温和的改良者看起来更加和颜悦色。当极端的声音被压制到消失无踪，那么温和的声音也会渐渐弱化，直到世间陷入一片死寂——这便是极端反对者存在的最大意义。
正是在建筑师这个极端反对者的奋力一搏下，男孩必死的宿命齿轮有了松动的迹象。
在随后的重新投票中，9号陪审员，一个身材瘦小的老人，改变了之前的态度，站在了建筑师的一边。影片剧情和男孩的生命得以延续。
（二）陪审团制度的内在秩序
《十二怒汉》中， 由马丁·鲍尔萨姆饰演的1号陪审员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作为陪审团会议的主持，他几乎没有发表自己关于案件的看法，始终在努力维持着会议的秩序，化解人们在激烈的争论中逐渐释放的焦躁与愤怒，并令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虽然他没有表达观点，但倘若没有他居中调停，恐怕会议室早就一团乱麻，而建筑师最初的反对意见也会被武断按下。
这何尝不是一种对于程序正义的隐喻？
《十二怒汉》上映已有64年，彼时的美国，已经在二战中证明了自己世界霸主的地位，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追求金钱与享受成为当时美国的主流价值观。经济发展的另一面，是贫富差距的扩大，是社会上每一个人的加速异化。
在《十二怒汉》中，我们不难从出身贫民窟的5号陪审员身上看到阶层分化的影子，也能从明显怀有阶层偏见的10号陪审员身上感受到深深的阶层壁垒。这种阶层间的蔑视与偏见，人们通常不会彻底地表露出来，而是隐藏在潜意识中，直到本人也无法察觉，坚信自己是客观公正的化身。
9号陪审员的老者，在分析证人证词时代入了自己的人格。
"一辈子一事无成，没有人认得他，他的名字也没有上过报。没有人认得他，也不会听他说话，七十五年来没有人征询过他的意见。默默无闻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像他那样的人会希望别人去询问他的意见，有人听他说话，即使只有一次询问他，对他来说都很重要，要他放弃这个机会真的很难。或许他幻想他真的听到那些话，认为凶手就是那个男孩。"
这便是人之异化背景下的迷茫与真实存在感的丧失。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重申陪审团制度的民主与公正，重申程序正义下每个人的平等权力，如同一剂止痛药，令几乎撕裂的社会稍感舒适。
陪审团制度是对逐渐丧失“人性”的法律制度的补丁，但人类行为与判断的复杂程度远超想象，倘若无法在陪审团中构建一个人人皆可发言的大环境，并在其中放置极端的反对者等一系列代表不同收入阶层、文化背景和年龄阅历的陪审员，也就很容易做出草率的决定。而这决定在死刑尚未废除的时代，往往意味着一条生命的逝去。
影片中1号陪审员象征着陪审团制度的内在秩序，是在人治与法治、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之间追求辩证统一平衡点的关键。
（三）从人物群像看三重枷锁
当我们整合了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勒庞的《乌合之众》以及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等著作后，可以将隐藏在人类“自由意志”和行为背后的推动力归结为三重枷锁，即本能基因、文化模因和潜意识。利用三重枷锁的分析框架，我们再来审视《十二怒汉》里的角色，会惊叹于编剧与导演对人性的洞察。
杰克·瓦尔登饰演的7号陪审员是个球迷，在他眼中男孩的生死与他无关，他唯一的愿望，是辩论能够尽快结束，以便去看晚上的球赛。这种几乎无同理心的自私，是本能基因所赋予我们的对他者的冷漠与无感。除了血缘相连、基因共享的至亲，和能够带来片刻欢愉的事物，自私的基因并不关心其他任何人或事。当11号陪审员质问他：“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无罪！？”实际上是对于人性与动物性的拷问。单纯依从自私欲望而全然不顾他人死活，对自己的言行毫不负责，从不追问背后的原由，也就模糊了人与动物的界限。
正如苏格拉底所言，“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一过”。
埃德·贝格利饰演的10号陪审员是个怀有阶级偏见的老人，他完美地诠释了在文化模因的影响下，人会做出怎样不符合理性的判断。在影片中，10号陪审员并未提出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论据，而仅仅是根据嫌疑人的阶层身份，就预先设定了有罪的结论，并在讨论中不断强调自己的立场。被文化模因所影响的人，生活在不一样的世界，正如我们如今看到不同的饭圈和贴吧文化。要想打破这种狭隘，只有跳出预设的文化枷锁，细细推敲每一个想法的源头。我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思想中的无根浮萍何其多。
由李·科布饰演的愤怒的中年人，是在影片即将结束时仍然坚称男孩有罪的3号陪审员。他也同样和其他人身处不同的世界，而这份坚定不移的信念的根源，竟是自己支离破碎的家庭。追求家庭圆满而不得的欲望，化作对离家出走的儿子的愤恨，投射在了案件中的男孩身上。3号陪审员深深受到自己潜意识的控制而不自知，直到最后这名父亲被8号陪审员逼得哑口无言，摔出了钱包，当他看见儿子的照片时，尘封内心的潜意识终于浮上了表面——他意识到自己的判断中夹杂着对儿子的情绪。
这是一部透过陪审团制度，窥察人性并探讨公正的电影。其中当然有对于法律制度和民主程序的思考，但在本文中我弱化了这一部分，而强化了影片对于人性的挖掘。
人之枷锁无处不在，有的是自我束缚的画地为牢，有的是追求大义的行为规范。
我们无需对人性抱以过高的期望，反而要在制度设计中保持对人性幽暗的警惕，以防强者对弱者的剥削。
十二怒汉的人物群像，恰恰是现实中每一个人的投影。我们在现实中往往扮演着有些平凡的2号陪审员——没有勇气一马当先，害羞老实心存善念，只在局势反转时才鼓起勇气，去追逐埋藏心底的公平与正义。
我们也时常怀着与10号陪审员同样的偏见，有着像7号陪审员一样的自私和漠然，或者和4号陪审员一样冷静理性，精于计算。
但在我们的心底，永远住着一个8号陪审员，不畏强权，无惧冒险。
纵使内心埋藏着难以自察的幽暗人性，依旧奋不顾身地扑向公正艳阳。
毕竟，只有心怀不灭的暖阳，才能驱散如永冬般阴森的自私与冷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