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章 劳动力、文化、阶级和制度中，作者从官方准备、连续性、职业、自我、上岗五个层面着手。在最后提出，正是反学校文化中的这些态度，而不是正式学校教育，把“家伙们”带到生产过程中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接受在西方资本主义中的从属地位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自我支配要素。但矛盾的是，这种前途的葬送是以学习、侵占和反抗的形式被经历的。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点？
（拜读到这里，《学做工》的田野调查结束了，但正如作者最后一句所提醒，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反抗。更羞愧的是，我依然不懂他们在反抗什么，反抗高高在上，把自己塑造成救物主的教育制度吗？不懂，反抗的根源是什么？是对制度的本身的愤怒？（如果是，重新走上工人阶级是失败吗？若上升到资产阶级呢？）还是其对自己的束缚？还是尊严的践踏？我也不懂，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在创造反学校文化，而这种反学校文化是否具有生命力，文化将把自己带向何方？我仍然什么都没有弄懂）
在官方准备这一小节中，制度从单一的成绩考量扩充到考虑多样性、丰富性和兴趣，而英才模式是否是导致制度最后失去威严的原因。作者提到教育较为理想的状态：职业指导不应该为行业需求服务，而是可以（通过其对未来工人及他们对工作成就感的需求的影响）对行业提出挑战，并迫使行业进行改变。但这可能吗？或者我们如何探索。
与官方就业指导相比，“家伙们”靠经验，至少是听来的经验与正式定义周旋，文凭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对直接行动的偏离或替换。他们的直接更为实用，能了解世界、脑子清楚、胆量、决心和狂妄。
从反学校文化联想到现在流行的个性，它是不满权威、对纪律抱着坏的态度，or 在权威、规律下找到自己的态度？
在学校制度中，老师对“家伙们”是有学校与工作连续性，而对工作，“家伙们”还有另一条连续——“家伙们”文化，车间文化通过家长渠道，两种连续使得“家伙们”在不同环境间经验的延续，从而走向工作。过渡到工作被称为翻出学校，工作也意味着赚钱和成为“真男人”。（这节很容易与大学现状联系起来，读书期间，除了“讨厌学校”以及“学校远远不能满足我”，貌似没有其他烦恼）
当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抗和教育范式的结合把教育变成了控制，把（社会）阶级反抗变成了对教育的摒弃，把个人差异变成了阶级区分，但这些说明了什么呢？
我看到的是反学校文化不能为其解决问题，选择的工作是为了显示男性气概，意识到劳动具有普遍性，对劳动具体变现无动于衷，出卖劳动力直接表达了他们甚至最私人的生活。（很惊讶，好像这个铁板一块的规律，有了认识后继续服从，而且是自我强求服从和自我威胁去循规。）
回到最后，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