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春节前后是各个大学艺术专业考试的时间。最近这一两个月考生们又在各地奔忙了吧？
艺术类考生要参加专业课加试，通过后方能取得报考该学校的资格。我考学那会，获得专业合格证成了一座必须要翻过的山。有了这个证再参加普通高考，文化课成绩过线才可能被最终录取。但即便拿了合格证而名次排的很落后的话，文化课成绩过线也有可能不被录取。简单说就是，文化课过线按照专业成绩排名择优录取。那时全国的美术专业学校基本都是这个规矩，而且大多数学校都不把数学成绩计入总分。你想，那时的数学课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自由时间了，上完三年高中数学课本跟新的一样。后来，制定政策的人觉得这帮搞艺术的文化课水平实在堪忧，以至于会影响个体未来的发展，所以就逐年提高文化课成绩，数学也就计入了总分。这是对的，文化课成绩不好说明不是太笨就是学习吊儿郎当，没有文化底蕴的人怎么能成搞出好艺术作品来呢？不学无数的人披了艺术家的外衣只会给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不过无论如何，艺术专业还是更看重专业成绩，而画画这东西好点坏点外行不容分辨的很清楚，没有清晰的对错之分，因此便给“人为因素”提供了操作空间。托关系走后门便成了这个领域里常见的事。
在我跟一众考生费力的翻越眼前这座大山时，时不时就会说到哪个学校黑，哪个学校白。如果某所学校能靠钱能解决问题并且成普遍情况，那这所学校在人们心中也就跟锅底一样黑了。可是人们明知道黑，却愿意迎合那黑，家长们都愿意使出各路神通，不遗余力的为孩子想尽办法。往往是心里骂着“真TM黑呀！”手里却使劲送着一沓沓钞票。能用钱解决的问题还是问题吗？实话实说，那时的我熏染在这样的环境里，心里也当然抱有幻想，以至于在考前班瞧见老师跟哪个学生熟络就会展开无数联想。如果有后门的话谁不愿去试试呢？
前面提到过，四舅同学孙亚光的发小是谭平。这位年轻的美院设计系主任，可以说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若不是因为有这层关系，我哪敢想去碰中央美院的大门呢？大舅早已定居日本，虽说他跟当时的美院院长有些私人关系，但人走茶凉鞭长莫及，远水是解不了近渴的。谭平便是我能指望的唯一一根稻草。
第一次见到谭老师的时候是在系办公室。我到北京的日期较晚，办公室的老师告诉我考前班报名已满。“这层关系”在此时就第一次显灵了，真是一句话的事。谭老师一身黑色衣服，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印象。这位留德归来的美院教授带着神秘而崇高的光环，“就靠他了”我想。谭老师第一次指点画画是在第二天的色彩课上，他看了看我正在画的水粉静物，抿了抿嘴，便带我在画班里转了一圈。他边走边只给我哪个同学画的好些，让我注意他们是怎么用色的。谭老师话不多，他后来一直是那样，不过他跟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成了我那个时期常念的经，反复回味、细品、参悟。刚到北京的很多第一次现在仍记忆犹新，它们一直珍藏在只有我才知道的某个角落里。当时我也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当年的高考我注定是个看热闹的人。
我参加了四次高考，只有第一次专业课考试没通过，后面三次都通过了还有一次是全国前十。期间两次落榜的原因是文化课成绩没过线。我很感恩有那样的一段经历。首先，那时设计系的考前班授课教师全部都是像谭老师一样的学科带头人，教的都是他们从国外带回来的一手信息，这师资可真是梦之队组合啊！其次，三四年的时间中人生目标非常清楚、单纯，逼着我排除掉其它的干扰一心考美院。然后，落榜的挫折让我不断的修正自己，让一度有些长歪的树苗向着能够参天的方向生长，并建立了一种“坚持就能胜利”的信念。认识了谭老师，实际上是给我了一个向优秀的人学习的机会，让我在几年中不断的揣摩如何真正变得优秀的方法。比如，谭老师出的一本小册子《设计基础》被我一度奉为圣经，几乎每日翻阅。再比如，听说谭老师曾经仔细研究过保罗·塞尚，这位现代主义之父，我就尽可能买些书来参悟。要知道，我后来上了美院后才发现真正研究过塞尚，理解塞尚的人在美院的学生里还是不多的。而塞尚是研究现代艺术的一条必经之路。
那时家里的清贫状况也没有拿钞票去砸出一个潜规则的可能性，爸妈攒下的钱也就勉强够我学画的开支。若要说有什么捷径，就是那无比珍贵的信念之光了。“这层关系”给了我一个指望，让我在每次接到落榜的消息时还有再接再厉的勇气，让我上了三次高三熬走了几批低年级的同学后，还能从容的走进校园。
这个指望其实就是信心。
此时在电脑前码字的我更加明白那个指望的重要性。人因为有了那么个指望才能历尽艰辛走完旅途达至目标，才能在漫长的一生中找到那么一个方向一点点拱过去，才能不断的跟自己的各种欲望交战、赢得胜利、实现超越，以一个执着代替其他所有的执着。如果你指望的那个东西是个伟大的存在，那你便有了变得伟大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