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酒徒，特别喜欢喝酒。是发自心底的那种喜欢。

六岁那年的一个初夏，我跟随老爹去公社缴猪（那时自家养的猪不准屠宰，要缴到公社去），猪缴完了，我们爷俩来到一个小酒馆，老爹打满一杯酒让我看着，自己要菜去了。天很热，我很渴，以为那是一杯水，端起来就咕嘟咕嘟喝了下去，老爹回来问我酒呢？我说我渴了，以为是水呢。老爹满腹狐疑，低头去桌子底下看看。他不能相信，三两六十度的白酒（那时没有低度白酒）怎么可能被一个孩子干掉呢？等老人家确信这酒是被我当水喝了又若无其事的时候，夸我道：小杂种，你可真行。老爹是个愿意炫耀的人，在村子里到处夸耀我的本事，弄得街坊四邻无人不知，现在回老家，他们还问我：还那么能喝么？

我就是一个类似“饭桶”的“酒桶”。粗算起来，从开始喝酒到现在，我至少喝了四吨白酒，娘来，八千斤！

从胶东来到东北，不知道那些浑浑噩噩的日子是怎么打发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转型期，酒桌的功能，在那时被利用到了极致。似乎，那时，早晨一上班就考虑中午去哪里喝酒的问题。几个科室的同僚聚到一起，海阔天空地聊一些无聊的问题，然后，等待着基层哪个单位邀请喝酒。倘若没人邀请，几个人就挤眉弄眼一番，抄起电话吩咐下去，一会我们几个去你们那里检查“五讲四美三热爱”的落实情况。在我的印象中 ，基层的同志们特别欢迎机关的哥们来检查，实际上，检查个毛啊，彼此心照不宣的就是喝酒。那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说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敷衍的，只有喝酒是认真的。一到酒桌，谈笑风生、斗志昂扬，人人都是男子汉，几轮过后， 什么妈样都出来了：呕的、吐的、哭的、笑的、唱的、跳的、调戏小姑娘的等等。喝酒之后的人，脸皮特别厚，许多很腼腆、很老实、说话都吭哧瘪肚的大老爷们，居然能够拿起话筒嚎一嗓子。不知有人做没做过统计，那个年代，可能催生了最多的民间歌手。现在想来 ，矿务局之所以破产，跟我们这帮小子整日昏天黑地也有关系。

那时的酒质量很次，硝烟过后，一地鸡毛。有的兄弟吓得不敢再喝了，有的因此患上了脑血栓一类疾病，有的倒下了，永远的告别了我们。

我没有倒下，不是因为我喝酒耍滑，我也是蛮拼的，这好像和基因有关。酒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人分解“酶”的能力问题，而这种能力是锻炼不出来的，我认为是基因一类的因素决定的。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养成了早晨喝酒的“良好”习惯。通宵打麻将，天亮了就去找个卖早点的地方喝一杯。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每年我都去做一次体检，医生就很奇怪，你这老头又抽烟又喝酒的，各项指标很正常呢？我心里骂道：没查出问题来你特么不得劲是不是？

退休后和女儿他们住在一起，我的生活质量发生了质的变化，喝的酒也跟着上了一个档次。大多时候自斟自饮，由“灌”变成了“品”。在重庆的时候，我是用大缸装酒的，因为姑爷从茅台酒厂弄回来好多散装酒，不能把这么好的东西放在塑料桶里。永远忘不了的是缸盖打开之后飘散出来的香味，那是世间最好的味道，香入心脾，绵长久远。可惜，从重庆往广州搬家的时候，无法带走它，只能放在那里。挺怀念那口大缸的。

我对酒的理解与别人有些不同。喝酒的最佳状态是“醉”。醉其实有很多层次，从微醺到红头胀脸到语带机锋到破马张飞再到昏迷不醒，都是醉态。哪种状态适合你，因人而异。酒桌上经常有抢酒喝的现象，其实可以理解为没有达到某种状态而做的努力。人喝酒的基本动因是喝了舒服，很兴奋。但是它的副作用是判断不准，动作没有尺度。在酒桌上碰掉筷子碗啥的没什么，在公路或大街上开车就要出人命，所以，禁止酒驾是有道理的。大多数人喝醉之后的意识是清醒的，耳朵还特别好使，此时，不要说他的坏话，不然，容易干起来。

经常听人说，喝醉了很难受。其实，那是一种误解。这里有两种情况 ：一是你没有喝酒的欲望，像喝药一样强逼着自己喝下去，不难受才怪呢，有理难诉，栽赃于“醉”。二是喝了假酒。现在的假酒特别多，但是都不至于致人死命。什么是假酒？依我看，不讲提纯技术，随便勾兑的都是假酒。酒精中有一种对人体特别有害的物质叫做甲醇，甲醇含量越少的酒越好。可是，最先进的提纯技术，也不能把甲醇提取干净。假酒的甲醇含量很高，你等于把有毒的东西弄到肚子里去了，怎么能不难受？

真正的“醉”是不难受的。我来南方后大醉过多次，每次都很舒服。那次去重庆的深山里钓鱼，水库主人拿出了自家酿造的白酒，口感太好，喝了一杯又一杯，最后醉得我顺着桌子腿倒在了他家的热炕上，一直睡到天黑，醒来后通体舒泰。还有一次是在绍兴的百年老店里，老板拿出了自家酿造的“花雕”。他也很能喝，一直喝到半夜，醉得不省人事，他给我送回了酒店，第二天啥事没有，去“鲁迅故居”也没忘了中午又去找他喝了一次。

我的感觉是，真正的好酒不在市场上，是在民间里。

打住吧，啰嗦的够多了，喜欢的朋友，请关注《我是个酒徒》（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