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以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孔颖达上述论说中所称“义理可诠，先以辅嗣为本”之语。这“义理”二字，实属孔颖达的慧眼所在。
王弼易学的根本思想在于“阐理”，其最本质的历史意义莫过两端——一是排除前代“象数”易学之积弊，二是开辟后世“义理”易学之先河。
可以说，王弼易说的异军突起，又经孔颖达的发挥弘扬，在中国易学史上终于形成了“义理派”与“象数派”两军对阵的先期局势，并使“义理派”的绝对优势长期保持了一千多年，历唐、宋、元、明、清诸朝而盛行不衰。
其间宋代程颐、朱熹的开拓，元、明以后诸家的传承固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推溯其源，王弼的创始之功赫然而不可磨灭。
这里我们并不着意于详评中国易学史上“象数派”与“义理派”这两大主要派系的是非得失，但后世学者对王弼易学之毁誉不一，则往往与这两派的争端息息相关。
誉之者称其以义理阐《易》，独标新帜；毁之者病其援老庄入《易》，排斥汉学。平情论之，《易》之为书，本于象数，发为义理。苟遗象数，则《易》义无从而发；倘弃义理，则《易》旨无所归趋。故象数与义理，于易学实为相互依存之两大要素。
然汉代言象数之家，往往颇有泥象数而不化之弊，王弼易学乃针对其弊，借助老庄哲学以论《易》，倡扬得意忘象以阐理，无疑有着至为重要的积极意义。
故清初学者黄宗羲《易学象数论自序》指出：有魏王辅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悉皆摈落，多所不关，庶几潦水尽而寒潭清矣。
顾论者谓其以老、庄解《易》，试读其注，简当而无浮义，何曾笼落玄旨？故能远历于唐，发为《正义》，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
此说对王弼易学的“得意忘象”说作了全面肯定，认为其注《易》虽有引老、庄为说，但“简当而无浮义”，于汉易象数之积弊有“廓清之功”，改变了当时的研《易》风尚，出现了“潦水尽而寒潭清”的局面。这一评价，应是客观公允的。
此后胡渭撰《易图明辨》，也十分赞成黄氏之说，并进一步分析曰：
按史，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好《老》、《庄》书，祖尚虚无，以《六经》为圣人糟粕，天下士大夫慕效成风，迄江左而未艾。故范宁谓“王、何之罪，深于桀、纣”。今观弼所注《易》，各依彖爻立解，间有涉于老庄者，亦千百之一二，未尝以文王、周公、孔子之辞为不足贵而糟粕视之也。
胡氏之论，在于辨析王弼并非纯粹以老、庄玄言解《易》，其根本宗旨仍不离“文王、周公、孔子”之道。
在清代前期，学者多致力于复兴汉学，言《易》必注重象数之时，黄宗羲、胡渭能有这样的认识，宜不愧为学术界的有识之士。
至清乾隆间修撰的《四库全书总目》，则取折衷手段评述王弼易学的历史意义，认为：
王弼“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乃“深为有功”；而“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则“不能无过”；
并谓“瑕瑜不掩，是其定评”（《周易注提要》）。
又指出：“《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周易正义提要》）
这一评价，合毁者誉者之论而调和之，不偏不倚，貌似公允。然对于王弼援引《老》、《庄》哲学以解《易》的问题，依然保持传统的偏见，视黄宗羲、胡渭之论则反而不如矣。
正如本章前面论述所及的，王弼援《老》、《庄》以入《易》，既是他力图协调儒道之说的一方面有益尝试，又是他所处时代精神的富有创造力的体现，正可展示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的超越时代的重大贡献之所在。
因此，在解《易》过程中，但凡《老》、《庄》哲理有与《易》理密相沟联旁通者，王弼互为引据参证而阐发精义，实是他对易学的独到创获，不但不宜轻易掊击，反而应站在学术发展史的高度予以应有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