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智慧的痛苦？

人人都想拥有爱因斯坦的智商，为何还会产生痛苦呢？

余凤高用一句话提纲挈领地总结：精神病往往出现在天性聪慧，感觉敏锐的人身上，因为他们经受不住沉重的打击，在一次次遭受打击之后长期的压抑才使他们患上精神病，这就是所谓的智慧的痛苦。

我们不妨先跟随时间的脚步探索古往今来人们对精神病的看法和变化，由于亚洲地区对此话题的研究较少，不具备系统性，因而主要以西欧留下的史籍为纲进行探讨：

精神病可以说是人类进化到到文明阶段，心灵与外界发生激烈冲突之后就开始出现的一种古已有之的疾病，最早对精神病的描述在《圣经》中：

《撒母耳记》中记载以色列国王扫罗患“圣病”，发作时“用枪想刺透大卫钉在墙上”或想杀死自己的儿子。又脱了衣服一昼一夜，露体躺卧 ，这些都属于典型的精神病症状。在科学尚未启蒙的时代，人们便将这令人匪夷所思的表现归于“神”或“魔”。普遍的看法认为是高层的神的愤怒或底层的神的坏习气造成的，或认为是“魔鬼”的附体。

由此而衍生出“驱魔”一说，唯一的办法就是以崇拜和祭献的方式向遭到冒犯的神灵祈祷和赔罪，或是设法让魔鬼离开。

担任施行这一办法的巫师登场：原始社会的巫师常头戴一副巨大的鹿角面具，口念符咒并举行一定的的仪式驱魔；新石器时代盛行用一种叫环钻的器械治疗某种头部损伤的手术被成为环钻术，施行时常伴有特定的仪式，史前人们相信环钻术能通过打通头部释放魔鬼使病人康复因而盛行一时，后因成活率低渐渐销声匿迹，取而代之以祭献的方式讨好魔鬼。

进入古希腊罗马时代，

作为科学的医学真正诞生，出现以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唯物学派，提出“体液学说”，将人身体本身归于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与另一些能量和体质上的比例组合，这一学说为精神病的发生提供了威武理论支持。

阿雷提乌斯将这一学说发扬光大并加以补充，最典型的是他对崇拜“众神之母”赛比利的神秘膜拜仪式中，人们狂舞并用利器划破身体或情绪高昂至割下自己的生殖器向赛比利女神猛砸的疯狂举动做出唯物的解释，认为他们是失却了理性的控制。他最伟大的贡献是观察到精神病的两个主要变现是忧郁症和躁狂症，这为中世纪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威武认识奠定了临床基础。

从5世纪罗马文明瓦解到文艺复兴这段时期被称为“黑暗的时代”，

由于在罗马帝国时代，原有生活质量下降，基督教思想统治整个信徒世界和世俗社会，在医学上虽也有一些医生从自己的经验中获得唯物的认识，但关于疾病的神魔观念已然深入人心。

公元313年，第一位信从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定基督教为罗马国教之后，基督教势力不断扩展，最后大到不仅可以干预世俗的具体行政事务，在思想观念上也影响了教徒和世俗人士的心理：基督教声称人生而有“原罪”，并在世俗生活中容易受情欲和冲动的支配犯下“七宗罪”，应受到神的惩罚。

由此，很多宗教徒甚至许多世俗人士把心灵和肉体的病痛看成是理应受到的惩罚不加以治疗，同时还坚信自己的行为终将收到审判，怀着罪恶的心度日易陷入疯癫的状态。

生于英格兰一个富裕律师家庭的乔治.特罗瑟在早年堕落腐化的生活中幡然醒悟时出现幻觉，认为惩罚已降临自身而陷入无法自拔的深渊，在病情缓和期著有《乔治特罗瑟牧师传》，被当做经典性的宗教书籍，影响深广。

关于“原罪”和惩罚的观念深入人心，为以后“异类的遭际”提供合理合法的武器。

圣经《旧约》中记载魔鬼撒旦原于“众神之子一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一念之差想对抗上帝的权威遂化身魔鬼引诱人抛弃生命和救赎之路，或叫众小鬼附在人身上使人患病。上帝选派了70人四出传道并制服了撒旦。但撒旦不甘心，将恶魔与邪恶的精灵组成一支力量，通过巫师尤其是女巫的交往来诱人作恶。

回到世俗中来，在那个黑暗的时代，由于战乱妇女的人数大大超过男子，留下许多年轻的寡妇，他们恪守基督教的禁欲思想，长期收到压抑不得释放易患精神疾病而被认为是是魔鬼附体或自己本身就是女巫，遭到非人的对待：当时有一种检验“巫女”的“浸水实验”：将被怀疑的女子投进河里，岸上有人拿竹竿用力戳，若浮在水面就是“巫女”，面临处死和焚尸；或沉于水底也是一死。最残酷的是在审讯过程中对巫女施加的各种酷刑，令人发指。

在经历了中世纪一个长期的文化停滞后，文艺复兴曙光闪现：

一方面激励人们重视对人的身心方面的探讨，同时也使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得以保持它的持续性和生命力。这一时期涌现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医学工作者纷纷著书立作，试图解释这种奇怪的病症：丰塔农的《论内脏疾病治疗的三部著作》，普拉特的《人体器官的构造和应用》，布赖特的《论忧郁症》以及罗伯特.伯顿的《忧郁症剖析》等，这些著作突破前人的局限，对精神病有了更准确地认识和更科学的解释。

不可忽视的是统治欧洲几百年的基督教仍牢牢的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人们人们对待精神病患者的态度上：宗教做法是将他们的头按向冒烟的硫磺并强迫他们喝下一剂混有圣油和芸香的白葡萄酒，世俗的做法是捆绑和鞭笞精神病人。

16,17世纪，战乱，瘟疫和饥荒搅得社会动荡不安，在政府当局看来，要维护社会治安就必须铲除这些无秩序人士，惯用放逐和拘禁，将登记在册或在街上临时抓来的精神病人交给海员，将其带出自己的管辖范围，这种做法往往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有的病人被赶走又逃了回来。

日益增强的理性和有效的政治制度加速了当局对精神病人的系统化管理，法国首当其冲，建立了被称为总医院的行政系统：从功能和目的来看倒像是一座牢狱，它被特许具有“命令，管辖，行政，商务，教养和惩罚等一切权利”，掌握着必要的足以达到目的的火刑柱，镣铐，监狱和地牢。

在所有被扫荡进医院的人中，精神病人占十分之一，分别禁闭在比赛特男性精神病院和萨尔配特里埃女性精神病院中：他们像狗一样拴在囚室门口，有一个铁栅栏将其与管理人员和参观者分开。可笑的是，以这两家医院为主的总医院竟被看成是法国的医院的模范，在1787年大革命前夕，有32个外省城市已建好总医院，占全法国的三分之二，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效仿。

要等到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为更多人所接受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精神病人才有可能得到人道的待遇，此前，他们一直都生活在冷酷和歧视的目光下。

17世纪欧洲的理性时期，

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市场经济的扩展，文化教育的传播，促进理性的发展。在医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缺乏医学根据的“神魔论”已无法站稳脚跟，“体液学说”也被推翻，取而代之更科学的解说——“人是机器”的观点，代表人物是法国的笛卡尔和拉.美特利；英国的威廉姆.帕吉特也对宗教狂热引起的歇斯底里做出唯物的解释并创办一所疯人院对他们进行温和的治疗和安抚，人们对精神病的看法渐渐趋于理性，开始同情并帮助他们。

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总有两股实力在顽强对抗：基督教占主导的“神魔论”和否定神魔论的唯物思想，后者在对抗中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占了上风。

当今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科技的突飞猛进，人们的思想得到充分的解放，但也似乎面临着更多压迫身心的外力，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2年，全球超过3.5亿人罹患抑郁症，全世界每年有5%的人患上抑郁症。这说明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仍有一大批人承受着精神的折磨。

作为新时代的继承人，我们应该抛弃歧视和偏见，大手拉小手，给他们传递温暖与能量，愿他们能早日卸下精神的枷锁，与我们共享这碧蓝的天空和温柔的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