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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我踏上了去往盘山林场的火车。

  火车行驶在山岭间，窗外是连绵不绝的树木，一晃而过，却又无穷无尽。一如二十多年前。

  大兴安岭开发“大会战”的后期，整个大兴安岭腹部铁路已经被打通，公路犹如人体血管绵延到各处，只有一些极为偏僻的山林等着人们去开发。盘山林场就是其中一个。

  名如其意。盘山林场位于兴安岭北坡，亚勒山的北面，那里山高林密，罕有人迹，高耸绵长的山峰挡住进去的道路，只好在山岭间盘旋着修建一条公路通到那里。

  我被分配到那里时，盘山林场已经修建成了一年多，人们已经从帐篷中住到砖瓦结构的房屋中。当我坐着一辆运输原木的汽车，拎着行李站在林场的入口处，看着陌生的山林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这里，远离城市喧嚣的偏远地方，竟能触摸到夜空中的星辰。

  是的，此刻我急于见到张大喇叭，想要握着他的手，真诚的说一句：“认识你，是我的荣幸。”

  我很羞愧自己的迟钝。这些年来，东奔西走，人世的磨砺早就应该教会我这个意识；让你领会到人世间一瞬间灿烂花火的，是你的荣幸。

  而这句话，在二十年前就应该说，在他还是身强体壮，在他还是精力四射时。而不是在一个电话中告诉你：“他快不行了。”时。

  我很羞愧自己的迟钝。

  也是这条铁道，二十年前我坐着火车来到这里。我确信，眼前车窗外掠过的一棵棵树木，就是二十年前矗立在那里的树木，它们没有变，山岭也没有变，甚至那两只惊飞的鸟儿，依旧一如二十年前般矫捷，划过记忆深河。

  我住的那间宿舍，有六个人，都是如我一般，先先后后的来到这里。只有老二，是最先来到这里。他说，他来时这里还没有一栋房屋，就连第一栋帐篷，都是他亲手建成的。宿舍里，为了省事儿，我们不叫彼此的名字，只是根据六人年龄的大小，依次排去。我最小。而被称为老大的，比我们要年长三十岁。我们五人是应该向他叫“叔”或“大爷”的。

  后来在那个激情的夜里，我们六人跪在雪地上，庄严的向夜空磕着头时，谁也没有想到年龄的问题。直到第二天，老大搔着头，看着我们五人时，连连的喊着：“亏了！亏了！”

  第一次知道张大喇叭这个人，是在到这里的第四天，是从声音中先认识了这个人。

  办理接收手续时，所有的证明材料都在，唯有那张《边防证》不见了。可我明明还记得，走下火车时，迎面走来两名警察让我出示时，我还把《边防证》掏出来给他们看，天知道从那以后会丢到哪里去了。好在这里的接收人员没有为难我，没有让我再坐车回去办一张。（后来我才知道，没有了《边防证》，我哪里也去不了。）只是通过刚刚架好的电话线，用三天的时间，证明了我的身份，补办了《边防证》。

  我跟着宿舍里的人，一起去食堂打饭。就在端着饭菜向回走的时候，一阵唢呐声，伴着夕阳的余晖，悠悠响起，溢满村子里的每个角落。

  我停下脚步，惊奇的喊道：“呀！快听，有人在吹喇叭呢！”

  其余的人看着我，他们的眼神中明显写着“少见多怪”。

  老二“嘿嘿”的笑了一声，告诉我：“你是才来，过一段时间你就不会惊讶了！”

  “是谁在吹喇叭？”我好奇的问。

  “那还能有谁，当然是张大喇叭啦！”

  喇叭声悠扬、平和，像夏季黄昏中的一阵晚风，不悲不喜。

  直到两年以后，我坐火车回家探亲，在列车上遇到一位须眉皆白的老者。他坐在我对面，身旁的行囊袋中露出半截二胡。几位同乘车的旅客，怂恿老者拉段二胡，以解路途寂寞。老者并未推辞，拿出二胡拉了起来，让整个车厢里的人停止了讲话，屏神静气的听老者的演奏。演奏了三首曲子后，怂恿者与我都拿出带来的酒菜，摆上桌，请老者喝一口。闲谈中，我提到盘山林场里有个人会吹大喇叭，吹得高亢明亮。那老者看了我一眼后，说：“就是唢呐吧！”

  从那以后，我才知道，那个大喇叭，有个很正式的名字，叫“唢呐”。

  当我探亲回来后，告诉宿舍内的同伴们，大喇叭不应该叫“大喇叭”，而是应该叫“唢呐”时，老二轻蔑的撇着嘴说：“啥‘唢呐’，多难听的名字，还是叫‘大喇叭’好听。”

  “就是、就是，难不成我们还管他叫‘张唢呐’，不好听、不好听，还是叫‘张大喇叭’好听。”

  其余的人也反感我提出的“唢呐”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