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经济周期的努力，是所有脆弱性的根源。正如森林里的小火灾会燃烧掉森林中的可燃材料一样，经济中的小伤害也会尽早地淘汰弱势企业，让它们“尽早失败”（从头再来），并尽量减少对系统的长期损害。
家长会干预孩子：你不要跑，孩子摔了，父母就开始各种担忧，指责谩骂。孩子听到父母的相互指责，会觉得这个事儿这么可怕呀，跑跑步那么可怕啊，那从长远的角度就会出问题，因为很多时候都是在战战兢兢中出现问题。
正如扁桃体切除手术一样，如果你向文字编辑供稿，他会提出一些修改建议，比如每页约修改5个地方。他认为这是他的工作，就会进行干预，会从鸡蛋里挑骨头。
好，接受他的“修改”建议，把这个文稿提交给另一个干预率（编辑往往有不同的干预率）差不多的文字编辑，你会看到，他也会提出差不多同样数量的修改提议，有时甚至与前面一位编辑的修改建议相悖，需要把前一位编辑修改的地方再改回来。再找第三个编辑，情况也是一样。
他认为这是天真的干预，有些人在某个领域干预过多，但在其他领域却又干预太少，该干预的干预，不该干预的乱干预，文字编辑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例子。那些过度编辑文稿的编辑往往遗漏真正的错别字。
有一次，我从《华盛顿邮报》撤回了我写的文章，因为通篇文章都经过了完全没有必要的编辑，仿佛每一个字都被词库中的词替换了。
我转而将该文投给了英国的《金融时报》，《金融时报》的编辑只做了一个修正：把1989年改成了1990年。
《华盛顿邮报》做了那么多努力，却漏掉了这唯一重要的错误。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干预耗尽了我们的精神和经济资源；当人们最迫切需要它们时，却又无从寻找。
小孩磕了碰了这是自然，不摔跤怎么成长呢，但很多家长都限制孩子不要乱跑，所以这是不该干预的，而孩子在那看电视时间太长，对眼睛发育不好，但很多家长反而不干预，因为家长觉得他自己在那玩手机或者看电视不会出其他事儿，反而有时间干自己的事儿，所以很多都是该干预的干预，不该干预的乱干预。我的论点并不是反对干预，事实上，我用上面的例子揭示了，我同样担心在需要干预的情况下却干预不足。我只是提醒大家注意天真的干预，以免因为对其危害缺乏认识而接受它。
我要传递的信息起码在一段时间内会被人误解。我曾写过《随机漫步的傻瓜》一书，表达的信息与此相关，即我们倾向于低估随机性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我将此概括为“比你想象的更随机”，但是媒体上传递的信息却变成了“这完全有赖于随机性”或者“这完全有赖于该死的运气”，这种断章取义是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的又一种写照。
在接受电台采访时，我试图向记者解释这两句话之间的细微差别，结果却被告知，我说得“太复杂”了；所以我干脆拂袖而去，让他们自己去收拾残局。
令人沮丧的是，那些犯下这样错误的人都是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记者，被委以向我们这些“门外汉”阐述这个世界的责任。
我们需要避免对系统的自然反脆弱性，即对它们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视而不见，并克制自己拒绝给它们自然发展的机会的冲动，以免伤害到它们，让它们更为脆弱。
过度干预一定与干预不足并行。
思涵老师小孙子前几天磕到脑袋缝了几针，如果你说你以后不要再蹦蹦跳跳了，大家想以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而思涵老师和他讲的是：以后跳的时候要观察一下周围，避免风险，但该跳还是要跳，所以现在他该跳还是跳，才3岁多立定跳远能跳很远，但如果你去干预不给跳了，那很可能你会毁掉一个未来的体育明星。
和医疗领域一样，我们倾向于在一些收益小（而风险大）的领域实施过度干预，而在有必要干预的领域（如紧急情况）却干预不足。
我们应该控制什么呢？通常说来，通过干预来限制（公司、机场或污染源的）规模、集中度和速度都有利于减少“黑天鹅”风险。
这些行动有助于消除医源性损伤，但是，我们很难说服政府限制其规模。比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有人认为，在高速公路上限速（并切实执行）能极大地提高交通安全性。
这应该是可信的，因为交通事故的风险往往随着速度的提高而陡然（也就是呈非线性）上升，而人类天生并不具备这种直觉。有人喜欢驾驶着大型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横冲直撞，这显然危及你的安全，在它撞到你的敞篷跑车之前，有必要及时制止它——或者换种结果，让这个人而不是你最终退出基因库。
速度来自于现代化，而我总是怀疑存在来自后自然时代的、隐藏的脆弱性。
开车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在高速路上都想开得快，觉得很刺激呀，但你很容易忽略一些风险，就很容易出事儿，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干预，限制速度，很多国家都开始对高速路的速度进行限制了。
二十多年前，高速公路没有那么多限制，也没有电子眼，思涵老师和同学两个人去吉林玩，两个人换着开，基本上都是160迈，在路上差点出事儿，当时要不是年轻反应快，真的很容易出事。
管理街道的交通标识似乎并不能降低风险；街道上有了标识，司机们就会比较容易掉以轻心。觉得我走是正常的，比如人行这个时候是不能走的，就会掉以轻心。
当人们将控制权拱手让给系统时，警觉性就会减弱。驾驶员需要由危险感带来的紧张和压力帮助提高他们的注意力和风险控制力，不紧张了，觉得这不是我的事儿，现在国家用的弱者原则，你要是撞了人，依然是由你负责，让你增加这种防范意识。
驾驶员需要由危险感带来的紧张和压力帮助提高他们的注意力和风险控制力，这不是增加外部监管可以替代的。
例如，管制行人过马路要比允许行人随意穿马路导致的死亡人数更多。
有些司机打瞌睡或者玩手机，可能就把你给撞了，有些人带个耳机，目不斜视，觉得这是我正常的呀，你撞我就该你负责呀，但有没有想过，你的肉体经得住撞吗？所以你要走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
一些自由主义者使用了荷兰的一个小镇德拉赫滕的案例来说明问题，这里进行过一个假想实验：所有的道路标志都被拆除了。但这种放松管制的做法反而提高了交通安全状况，证实了人们注意力系统的反脆弱性的作用，展示了它是怎么被危险性和责任感所激发的。
许多德国和荷兰的城镇都开始减少路标。
这并不意味着消除所有社会规则就会有助于效率的提高。在高速公路上限制开车速度对应的是另一种情况，而且它的风险是不同的。
我的主要提议是形成一套系统性准则，以决定何时可以干预，何时让系统自行运作。我们可能需要通过干预来控制现代化的医源性损伤，尤其是对环境的大规模破坏和潜在（虽然并不明显）伤害的高度集中，这些事情的后果往往在我们意识到时已经不可收拾了。
我在此表达的并非政治理念，而是风险管理理念。我只是想以恰当的方法引起我们对危害和脆弱性的关注，以确保我们不会摧毁这个星球和我们自己。
孩子想和同学去游泳，就告诉孩子你不可以去，还举例子，某某学校就有人去游泳被淹死了，你会强力去干预，让孩子也变得没有安全感，导致很多事情都不敢去做，畏手畏脚。
在一个专业化的社会中，干预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但是干预还有一些欺骗的成分在里面。声称“你看，我为你做了些什么？”远比“你看，我帮助你避免了什么？”更能让人感恩戴德。
如果一名医生克制了给病人背部开刀的冲动（这可是一台价格不菲的手术），给病人自行痊愈的机会；而另一名医生故意让手术显得不可缺少，让病人感觉动手术会更放心，让病人面临手术风险，自己却赚取巨大的经济回报。这两者相比，后者将名利双收，甚至开得起劳斯莱斯轿车。
企业里也是一样，企业经理人努力避免公司发生损失，自己却不会得到回报。事实上，在“黑天鹅”的世界中，真正的英雄是防止灾难发生的人，但是，当然，因为灾难没有发生，他的义举也无人认可，更别提拿到奖金了。
古人似乎总是比我们现代人有更多的智慧，而且是简单得多的智慧：罗马人尊敬懂得抵制和延迟干预的人。
罗马人不是唯一尊重自愿放弃行动的古人。中国的思想家老子也创造了无为（即消极成就）的学说。
很少有人知道，拖延是我们的自然防御本能，是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行使其反脆弱性的本能；它源于某些生态或自然的智慧，结果也并不总是坏的。在生存层面上，这是我们的身体自然地反抗任何强加的桎梏和束缚的方式，这是我们的灵魂在与现代化中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作斗争。
人类是非常不擅长过滤信息的，特别是短期信息，而拖延则是帮助我们筛选信息的较好方式，它能避免我们由于冲动而轻信某个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