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四大案是指朱元璋在位时期发生的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以及蓝玉案，因其牵涉面广，尤其是胡、蓝两案诛连开国功臣甚多，所以在当时影响巨大。
太祖朱元璋出身平民，深知民间疾苦，更知江山来之不易，因此他非常注重吏治的整顿，尤其是对基层贪官的惩处十分严厉，凡贪赃白银60两以上的都要“枭首示众”，并且“剥皮实草”，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便是空印案与郭桓案。
按照明朝的制度，地方的财政官员每年都要到京师户部去核算钱粮数目，如果数目不合，还需层层修改。这些官员为了减少往返盖章的麻烦，于是将预先加盖官印的空白文册随身携带，若数目不合，则在这些空白文册上重新填写。这种做法由来已久，且经年相传，并无太大的异议。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发觉此事后，认为其中必有猫腻，于是下令将地方衙门掌印的官员一律处死，副官以下的杖刑一百，发配戍边，这便是所谓的“空印案”。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户部侍郎郭桓利用职权贪污，经查实，郭桓曾与应天、镇江、太平等五府、州的官员相互串通舞弊，将这一地区官田减半征收的数十万石夏税私分；而且他还勾结管理库房的官吏，盗取大量的金银财宝；也曾接受浙西各府的贿赂，让浙西各府的官员将未上缴的近两百万石秋粮私分。太祖朱元璋得知此事后，甚为恼怒，感叹道：“古往今来，贪赃枉法的大有人在，但是做的如此过分的，实在是不多。”于是，太祖将六部侍郎以下以及各省的涉案官吏全部处死，达数万人之多，这便是所谓的“郭桓案”。郭桓等人贪赃枉法，伏诛本是罪有应得，但朱元璋打击面过广，而且为了追缴赃款，致使江南的许多大户破产，引发了民众的骚动。后来，朱元璋也感觉自己杀多了，为平息民愤，又将审理此案的吴庸处死作为交代。
空印案和郭桓案是太祖朱元璋针对中下层官员展开的打击措施，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毕竟是出于整顿吏治、惩处贪污这样光彩的动机。与这两案相比，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其动机恐怕就没有那么光彩了。
从大明王朝开国伊始，太祖朱元璋就不断地对功臣勋戚进行敲打，警示他们“不要以为功劳大而有骄心，不要以为爵位高而有怠心”；另一方面，开国功臣中恃功骄恣、僭越礼法的也确实不在少数。为了维护这来之不易的江山，也是本着对朱家天下负责的态度，朱元璋终于借着胡、蓝两案向功臣勋戚举起了屠刀。
胡惟庸与李善长同为淮西人，早年追随朱元璋起义，因其善于逢迎，颇得朱元璋信任。明朝开国后不久接替李善长为中书省丞相，日益骄纵。刘基曾言：“胡惟庸得志，必定祸害百姓”，胡惟庸得知后非常记恨他，于是趁刘基期间在其用药中动了手脚，从而将刘基谋害。之后胡惟庸更加独断专行，不受节制，这逐渐引起了朱元璋的警觉与不满。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接到举报，称胡惟庸意图谋反，遂以“谋不轨”的罪名将胡惟庸处死，并以此为契机，屡兴大狱，受牵连的官员多达万余人，只要被说成是胡党，立刻被投入监狱。直到案发十年后，朱元璋还以涉入胡惟庸案、知情不报为由，将七十七岁高龄的韩国公李善长一家七十余口全部处死，可见此案牵涉之广，影响之大。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朱元璋在诛杀胡惟庸后，便裁撤中书省，并决定不再设立丞相之职，权分六部，由皇帝直接领导，皇权专制至此空前加强。
胡惟庸案中受牵连被诛杀的以文官为主，而蓝玉案中被诛杀的则以武将为主。蓝玉本是常遇春的妻弟，早年随朱元璋征战，屡立战功，后官拜大将军，受封凉国公；然而其居功自傲，私自蓄养庄奴、义子，横行霸道，于是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朱元璋接到特务机构锦衣卫关于蓝玉意图谋反的报告，于是以谋反罪将蓝玉处死，并剥皮实草，以警示后人，受此案牵连者亦多达万余人。
历史上“狡兔死，走狗烹”的事件并不稀奇，然而像朱元璋这样大规模屠戮功臣，甚至延及微末小吏的，在中国王朝史上却是绝无仅有的。经过洪武四大案，明朝的开国功臣几乎被诛杀殆尽，许多江南豪族也在此过程中被诛灭。相传太孙朱允炆曾谏太祖不要滥杀，朱元璋则拿一根棘杖来作比喻，说道：“爷爷是要替你把刺拔掉，这样就不怕扎手了。”其实若不想扎手，只要把手柄部位削平就好；若是把刺全拔掉，打起敌人来，敌人也不会怕的。强化皇权和加强中央集权并不总是一致的，有时还相互矛盾。知兵善谋、能征惯战的功臣都被除去了，中央的力量也就减弱了，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皇权看似强大，实际上是自毁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