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纪三,庚子(280年)—戊申(288年),共9年
世祖武皇帝中
太康元年(庚子,280年,吴·天纪四年)
1.春天,正月,吴主孙皓下诏赦免天下全部囚犯。
二月戊午日,晋·益州刺史王濬、巴东监军唐彬率兵击破吴·丹阳监军盛纪。
长江边上的沙石滩已经被吴军用大量的铁索横亘着拦截住,长江中也放置了大量长度有一丈多的铁锥,等着晋军的战船行驶到此处被铁锥扎破从而无法进兵。
晋·王濬早就已经探知到了吴军的为了迎敌采取的应对手段,让人造了几十只大竹筏,长度约为几百步,上面放上草扎的假人,每个假人身上都套着铠甲、绑着兵器,一来起到虚张声势的作用,二来也能当做撑船人的盾牌。
王濬让那些划船划得好的士兵撑着这些竹筏冲在最前面,一旦遇到江中的铁锥,就直接划着船往铁锥上撞,让铁锥扎在竹筏的底端,然后再划着船离开也顺带将铁锥给一并带走,于是铁锥路障就这样被王濬轻轻松松给化解了。
随后,王濬让人制作十多丈长、几十围粗的巨型火炬,火炬为中空的,空腔内灌满麻油,放置在战船的最前端,遇到铁索后就点燃火炬,油也从火炬的腔体内漏出浮在江面上,这大火在油的助燃下顺着铁索熊熊燃烧,过不了一会儿,这些铁索就全部被烧断熔化了。
至此,晋军的战船便畅通无阻的顺流东下,再也没有任何遮拦和阻碍。
二月庚申日,晋·益州刺史王濬攻下了吴地西陵郡,吴·西陵都督留宪等人全部被杀害。
二月壬戌日,王濬攻下了荆门城、夷道城,吴·夷道监军陆晏被杀害。
晋·镇南大将军·荆州都督杜预派牙门将周旨等人带着由八百名精锐组成的奇袭部队趁着夜色偷偷乘船渡过长江,向乐乡发起突袭。
为了营造人多势众的假象,周旨等人在巴山上插满了晋军的旗帜,并燃起了漫山遍野的火把。
由于当时已经是晚上了,吴·乐乡都督孙歆看到巴山上有那么多旗帜和火光,根本判断不出到底有多少晋兵,还以为晋军的大部队已经大兵压境了,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对吴·江陵都督伍延说:“晋军已经跨越长江了,像飞过来似的!”
晋·牙门将周旨等人在乐乡城外埋伏着,看到吴·乐乡都督孙歆带着兵马冲出城去与晋·王濬交战,然后被王濬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归,这时晋·周旨看准机会赶紧让伏兵全部出动,跟着吴·孙歆的败军一起趁乱混入了乐乡城中。
吴·乐乡都督孙歆部队中的所有人都忙着逃回城内,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混进来了一支晋军,孙歆就这样一路跌跌撞撞的跑回了营中,还以为获得了暂时的安全,没想到晋·周旨已经带着人马来到了孙歆的大帐前面,直接把孙歆给掳走了。
二月乙丑日,晋·益州刺史王濬带兵攻杀了吴·水军都督陆景(陆抗之子)。
二月甲戌日,晋·镇南大将军·荆州都督杜预成功攻克江陵县,吴·江陵都督伍延被杀害。
至此,沅水、湘水向南一直到交州、广州,这一片区域内的所有吴地郡县全都迫于晋军的兵威,纷纷献上印绶投降归诚。
晋·杜预带着晋廷的符节凭证向各郡县宣读晋主司马炎的纳降诏命,并且采取了相应的安抚和镇守措施。
此战,晋军斩杀了十四名吴军都督、监军,斩杀了一百二十多名牙门将、太守。
晋·平南胡奋攻克吴地江安县(原名 公安县,杜预平定江南后将其改名为江安,并将其设置为南平郡的治所)。
二月乙亥日,晋主司马炎下诏:“王濬、唐彬攻下巴丘之后,就前去与胡奋、王戎合兵一处进攻夏口、武昌,然后再顺流而下向东直指秣陵(即 建业)。
杜预按兵不动,控制安抚住零陵郡、桂阳郡以及衡阳郡,以免这三个郡出现动乱。
我军一路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所过之处其城池、县邑必当望风而降,只要那些东吴的军事重镇被攻克之后,荆州南部地区的那些郡县只需要一纸檄文便可轻而易举将其拿下。
等攻下荆州之后,杜预等将领就分出一部分兵力支援王濬和唐彬,太尉贾充也从襄阳转移到项城屯兵调度诸军即可。”
晋·建威将军王戎派参军襄阳人罗尚、南阳人刘乔带兵前去武昌与益州刺史王濬会合,一同进攻武昌。
吴·江夏太守刘朗、武昌都督虞昺(虞翻之子)全部投降于晋军。
晋·镇南大将军·荆州都督杜预把帐下的将领都召集起来商议继续进兵的事宜,有人说:“东吴这股势力已经在江东地区盘踞了将近一百年了,不是一下就能将其攻克下来的,况且现在已经开春,马上就要进入梅雨季节,到时候霖雨不止、江水涨潮,这对于我军来说并非什么好事啊!
要不然还是等到冬天再继续讨伐东吴比较好吧?”
杜预说:“当初乐毅靠着在济水西的那一场胜仗打出来的军威和士气,一举长驱直入、一鼓作气的兼并了齐国的城池,几乎让整个齐国覆灭。
这就像劈竹子一样,只要把那几个难劈的竹节给劈过去了之后,剩下的根本就不需要动手,竹子自己就裂开了;如今随着我军的一路攻城略地,已经把江东人民给打怕了,而且东吴关键的守城和门户已经被我军打掉,其余的那些小鱼小虾难道还不识相的主动投降归顺吗?
兼并江东近在咫尺,何必等到来年冬天!”
说完,杜预便立刻定下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给各部军队都安排了相应的任务,紧锣密鼓的向着东吴的国都建业进发。
吴主孙皓得知晋·安东将军王浑已经从寿春县出发挥师南下了,于是赶紧让丞相张悌率领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带着两万名兵众渡过长江与晋·王浑交战,以防王浑跨越长江直逼建业。
吴·丞相张悌进兵到了牛渚,丹阳太守沈莹说:“晋军在蜀地早就已经对攻打我国这事儿做了多年的准备,然而我国上游地区的那些军事堡垒的防御工作向来是形同虚设,况且我朝那些有能力、有威望的名将已经全部故去了,现在都是些乳臭未干的毛小子,这样如何抵御得住晋军的进攻呢?
我敢断定,晋军的水军一定会在牛渚会合,现在应该集结大军在此处(牛渚)等着晋军的到来,与他们决一死战。如果上天保佑,我军能有幸将晋军击退,那么我朝便能将建业以西的那些郡县全部收回。
如今要是渡过长江去迎战晋·王浑,万一战败,那么晋军其他的各路水军可就都直取建业了,国家就彻底完了呀!”
吴·丞相张悌说:“国家要完蛋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这事儿所有人都心知肚明,难道你今天才知道?
如果现在不渡江,等到蜀地顺流而下的晋军与王浑从寿春赶来的部队一并到达牛渚,我军将士面对如此浩浩荡荡、声势浩大的晋军,要是直接吓得人心涣散、各自逃命了该怎么办?
我之所以现在选择渡江迎击王浑,至少可以趁着人心还没散、士气尚存的时刻与王浑展开决战,而且跨越长江也阻断了将士们逃走的可能性:
如果赢了王浑,那么我军自然士气倍增,然后便可逆流而上前去迎击蜀地的晋兵,凭借着胜利的势头以及保家卫国的决心,不愁赶不跑敌人,不愁收不回失地;
就算与王浑交战失利,那么我这条命就献给国家,与国家一同消亡覆灭,也算是死得其所。
要是采用你的计策,就怕还没开始交战,我军就已经成一盘散沙了,到时只有坐等敌人攻入京师(建业),君臣上下一同反绑双手、抬着棺材出来投降——连一个为国家殉葬的人都没有,难道这不是国家的耻辱吗!”
三月,吴·丞相张悌带着吴军跨越长江,在杨荷桥附近与晋·安东将军王浑的部将·城阳都尉张乔展开交战。
当时晋·张乔手上只有七千人,根本打不过吴军的两万人马,于是张乔关闭营门向吴军请求投降。
吴·诸葛靓提出把张乔及其部众全部杀干净,张悌阻止道:“王浑的大军还没解决,应当好好想想要如何击退王浑,而不是急着去争眼前这一点小小的军功,况且张乔已经投降了,杀害降卒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啊!”
诸葛靓说:“张乔只不过是因为王浑的后续援兵没及时赶到,一时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应对,所以才选择投降的,这种投降绝非真心。
如果真的就这样放过张乔,恐怕等王浑带着大军到来之日就是他的反水之时。”
张悌仍然否决了诸葛靓屠杀晋降将张乔部众的提议,并且对张乔的部伍采取了安抚措施,然后继续向前进兵。
吴·张悌率兵与晋·扬州刺史汝南人周浚摆开军阵相互对垒。吴·沈莹率领丹阳地区来的五千精锐士兵和刀盾战士,朝着晋军发起了三次冲锋,但是一连三次吴军都败下阵来,而晋军却岿然不动。
见作战不利,吴·沈莹只好率众撤退,在撤退的途中,吴兵们心中的恐怖情绪再也压抑不住了,一瞬间彻底大乱,兵众们逃的逃、散的散,甚至还有人相互殴打,此时晋将薛胜、蒋班抓紧这动乱的时机向吴军发起突袭,把吴军打得丢盔弃甲、七零八落,吴兵接二连三、成群结队的逃跑,将领们完全制止不住。
晋降将张乔也瞅准时机,从后方向吴·沈莹的军队发起进攻,在版桥彻底将吴军击溃。
吴·诸葛靓(诸葛诞之子)只好带着几百人逃走,在路过丞相张悌的军帐时,诸葛靓招呼张悌一起逃命,而张悌坚决不肯离去,诸葛靓只好下马进入帐中,拉着张悌就往外走,边走边说:“国家到底是存是亡,一切都是命数,如果真的要亡国,这也不是靠您一个人的力量能够扭转的,有什么必要非得搭上自己这条命呢!”
张悌声泪俱下,说:“仲思(诸葛靓 字 仲思)啊,你就走吧,今天就是我的祭日了。
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就被你家诸葛丞相(即 诸葛亮)赏识、提拔,我不愿意苟且偷生、辜负他的那份厚爱!如今我有幸为国家而死,这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啊!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诸葛靓还是坚持把张悌往帐外拉,但是张悌就是原地不动,于是诸葛靓只好万不得已松开手,泪流满面的离开了;等诸葛靓逃出百步开外,回头遥望张悌的营帐,只见他已经牺牲在了晋兵的刀下。
此战,晋军斩杀了包括吴将孙震、沈莹在内的七千八百名吴兵的首级,使得东吴朝堂上上下下惊恐万状、人人自危。
在刚开始出兵伐吴的时候,晋主司马炎下达的诏书是安排益州刺史王濬进攻吴地建平郡,并且归属于镇南大将军·荆州都督杜预的调遣;等到王濬的部队到达建业,再归属于安东将军王浑调遣。
杜预到达江陵县,对众将说:“如果王濬拿下了建平郡,那么他就可以顺流而下一路攻城略地、广建战功了,到那时他的声威和名望将不会在我之下,我也不好再对他进行指挥调遣。
如果王濬连建平郡都拿不下来,那么他将无法继续向下推进,我也就没必要再对他进行什么安排了。”
等晋·益州刺史王濬攻破建平郡到达西陵郡时,杜预给他写了一封信:“先生您既然已经攻克了东吴的西部屏障,那么就应该直接一鼓作气直捣建业,把长期盘踞在将江东的贼人给一锅端了,也好拯救吴地的百姓于水火之中啊!这可是您立下旷世奇功的绝佳机会,可千万要抓住啊!”
王濬看到杜预的信之后,瞬间信心倍增,并且把杜预的信上报给了晋主司马炎。
后来吴·丞相张悌在与晋·安东将军王浑交战的过程中战败身死,晋·扬州别驾何恽对扬州刺史周浚说:“张悌所率领的可是整个吴国的所有精锐,现在这些吴兵已经全军覆没了,我相信东吴朝堂现在肯定人人提心吊胆、惊慌失措。
如今王龙骧(王濬为龙骧将军)已经攻破了武昌,他只要带着这支士气饱满、干劲十足的部队顺流东下,沿途的郡县只有投降的份儿,又有谁敢反抗呢?依我看,吴国马上就要彻底玩儿完了。
我认为现在就是争夺军功的时机,便宜可不能都让王濬给占了去,应该赶紧发兵渡过长江直接攻入建业。只要吴主孙皓看到我军神兵天降,必然会直接吓破胆、毫不犹豫的选择投降,那可就真是不用动一兵一卒便能吞并整个东吴了!”
周浚觉得何恽说的很有道理,于是让何恽把这番话也说给了晋·安东将军王浑听,然而何恽却摇摇头说:“王浑这人脑子不灵光,抓不住机会,他只知道按部就班、稳步行进,以求不受陛下的问责,肯定不会采用我这种激进冒险的办法。”
而周浚还是坚持让何恽去跟王浑说一说,果不其然遭到了王浑的反对,王浑说:“我这是奉陛下的诏命在长江北岸屯兵,以防御吴军的反击,陛下没有下令说让我现在进兵建业啊。你这么说,无非就是要抢先拿功劳罢了,但是你们扬州的兵再怎么厉害,难道仅凭这区区一州的兵力就能把东吴给灭了吗!
如今要是违反陛下的诏命进军建业,打赢了的话自然什么都好说,万一输了,那我岂不是要担责?
再说了,陛下已经下诏,让龙骧将军(王濬,当时不仅为益州刺史,还为龙骧将军)听我指挥,我不下令他怎么敢贸然行动?
现在对你们来说最要紧的就是好好把战船准备好,等着时机成熟了一起朝着建业发起最后的总攻!”
何恽说:“龙骧将军(王濬)一路打下来连连取胜,不知道斩杀了多少吴兵、攻下了多少城池,丰功伟业就在他眼前、咫尺可取,一个已经立下赫赫战功的人怎么会乖乖跑来受他人节制呢!
明公(对王浑的尊称)您身为国家的高级将领,带兵在外征战,遇到突破口、遇到可乘之机,那么就应该及时采取行动,怎么能眼巴巴的等着皇上的诏命而错过时机呢!
如今晋军的声威已经打出去了,江东人民早已胆寒,借着这个势头渡过长江直取建业,我保证百分之百可以成功,不知道您还在犹豫什么?
我扬州的士兵都盼望着早日攻下江东,都对您的犹豫不前而感到不满呢!”
然而晋·安东将军王浑还是没有采纳扬州别驾何恽的提议。
晋·益州刺史王濬从武昌出发,沿着长江直奔建业。
吴主孙皓派遣游击将军张象率领一万名水军抵御王濬的进攻,然而在两军还尚未交兵之时,张象光是远远看到晋军的旗帜就吓得腿软,直接选择投降于王濬。
至此,王濬的水军队伍在长江上摆开了声势浩大的军阵,整个江面都被晋军的战船填满,晋军的甲胄精光曜日、军旗漫天飘扬,战士们的呼喊声、擂鼓声震耳欲聋,整个江东都为之一震,吴主孙皓及其群臣更是手足无措。
吴主孙皓身边有一个十分得宠的宦官,名叫岑昏,此人非常擅长拍马屁,把孙皓吹捧得云里雾里,因此得以成功位列九卿队伍。
岑昏没事儿就爱瞎折腾,天天琢磨着怎么修宫殿、建亭台,搞得老百姓没有一刻安宁清闲的时刻,所有人都对他恨之入骨。
后来,晋军即将到达建业,吴·建业宫中那些孙皓所亲信的侍从、官员共几百人共同在堂下叩头,向孙皓哀求道:“晋军已经快要打到家门口来了,而现在我军毫无还手之力,陛下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吗?”
孙皓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堂下所有人都异口同声道:“这都是被岑昏害的!”
孙皓想了想,说道:“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就让他向老百姓谢罪不就好了吗?”
大家顺势表示赞成,异口同声道:“好!”
说完,所有人都朝岑昏冲过去,将他控制起来拖走了,孙皓见状赶紧派出传车去拦截这些人,但终究是晚了一步,等传车追上是,岑昏早已被斩杀。
本来,吴·徐陵都督陶濬受孙皓的诏命前去讨伐贼人郭马,刚刚进军到武昌的时候,就得知晋军大举入侵的消息,然后赶紧调转行军路线,重新向东返回去保护建业。
吴主孙皓召见陶濬,问他敌我双方水军的具体情况,陶濬回答:“晋军那些从蜀地来的战船都是些小船,没什么可怕的,只要陛下给我两万兵马,我率兵发动大船与晋军交战,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于是孙皓集结了建业的所有兵力,连同节钺一起交到陶濬的手上,然后定下第二天早上就出发抵御晋军。
然而当天晚上,孙皓分配给陶濬的这些士兵就全部作鸟兽散,逃得一个都不剩。
那时,晋·安东将军王浑、益州刺史王濬以及琅邪王司马伷已经离建业很近了,吴·司徒何植、建威将军孙晏吓得直接带上自己的官印,前往晋军大营请求投降。
眼见陶濬的兵也散了,司徒、大将也都投降了,吴主孙皓终于意识到国家已经走到了尽头,于是听取了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等人的计策,派使者分别向晋·王浑、王濬、司马伷送去了降书。
孙皓下令遣散所有朝臣,并且把亡国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如今晋国一统四海、平定天下,正是各位贤才勇将大展身手的好时候,千万不要因为吴国亡了就意志消沉、失去希望!”
孙皓派出去的使者率先前往晋·琅邪王司马伷的营中递交投降文书。
三月壬寅日,晋·益州刺史王濬率领水军翻越三山(距离建业五十里)打算直接前往建业接受吴主孙皓的投降,而这时安东将军王浑为了把受降之功拉到自己身上,想要牵绊住王濬进发的脚步,于是派使者要求王濬来自己的军营中议事;不过王濬根本就没把王浑的命令当回事,直接扬起船帆借助风力全速前进,不一会儿的功夫便到达了建业,然后才慢悠悠的给王浑回了一封信,说:“不好意思,风太大了,船靠不了岸。”
当天,晋·益州刺史王濬带领着八万将卒,在江面上摆开了一百里的战船军阵,敲锣打鼓、耀武扬威的来到了石头城(即 建业),吴主孙皓反绑住双手、带着棺材,来到王濬的军营前请求投降。
王濬解开了孙皓手上的捆绳、烧毁了棺材,将他请进帐内好酒好肉的招待,接受他的投降,然后收下了孙皓呈上的国家人口统计册以及国家地理图本。
晋·益州刺史王濬在灭吴之战中攻克了四个州、四十三个郡,收降了五十二万三千口人以及二十三万兵众。
从吴大帝孙权称帝以来,吴国传位四世,历经五十七年,至此亡国。
晋廷传来了吴主孙皓投降的消息,满朝文武纷纷入朝拜贺,司马炎端起酒杯,激动得眼泛泪光,说:“这是羊太傅(羊祜)的功劳啊!”
在这一番欢心愉快的氛围中,只有骠骑将军孙秀没有举杯,也没有说吉祥话,而是朝着东吴所处的南方哭着说:“当初讨逆将军(孙策)在二十来岁的时候打下了江东的基业,他那时还只是个校尉(袁术上表任命孙策为怀义校尉),现在想想真是唏嘘啊!
然而如今后主孙皓舍弃整个江南选择投降,把吴国的江山社稷、先帝的祖宗陵庙全都弃而不顾,从此大吴江山化为虚有——苍天呐!这到底该怪谁啊!”
在平定东吴之前,朝中的大臣大多数都不主张出兵,只有张华认为只要出兵就一定能成功。
当时,贾充上书说:“江东地区是一时半会儿没法完全将攻克的,现在已经进入夏天,长江、淮水流域地势低洼潮湿,北方的士兵过去肯定会因为水土不服而生病。我认为应该赶紧让各部军队全部返回,就算要打也得等过了这一阵儿。
张华态度如此坚决的要出兵,这完全是信口胡言,就算把他当场腰斩也不够给陛下谢罪的!”
司马炎说:“这是我的意思。张华只不过是与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而已。”
荀勗也接在贾充后面上表,认为当前不宜出兵,大体内容与贾充写的十分类似,然而司马炎对此并不认同。
杜预得知贾充上奏建议司马炎撤回伐吴的军队,担心司马炎会被贾充所影响,便赶紧着急忙慌的递交加急奏报为司马炎分析当前伐吴的必要性,让他千万不要动摇伐吴的决心,不过杜预的奏报刚送到轘辕关时,吴主孙皓就已经宣布投降了。
东吴灭亡后,这一事实狠狠打了反战派贾充的脸,贾充简直羞愧得无地自容,担心司马炎降罪问责,于是主动来到皇宫门口请求治罪。司马炎考虑到贾充的身份高贵,并没有责怪他什么,而是好好劝慰安抚了一番之后让他回去了。
夏天,四月甲申日,司马炎下诏封孙皓为“归命侯”。
四月乙酉日,赦免天下全部囚犯,司马炎下诏将年号从“咸宁”改为“太康”。
司马炎下诏允许老百姓聚会饮宴五天,以庆祝天下一统。
司马炎派遣使者分别前去荆州、扬州开展慰问安抚工作,并且下令原东吴统治区域内的州牧、太守及以下的官员全都维持原样、不做变动;并且把原东吴政权中那些苛刻繁杂、不利于百姓生活生产的条款规章全部废除,全都尽可能的简化,让其变得更加通俗易懂、简单明了、便于施行,因此江东百姓无不欢欣雀跃。
早在咸宁五年(280年)时,吴主孙皓派遣广州牧滕修前去讨伐贼人郭马,在还没有与郭马分出胜负之时,滕修得知司马炎出兵讨伐东吴,于是赶紧带着部众撤退,回去为国家抵御晋军的攻击。
当吴·广州牧滕修到达巴丘的时候,传来了吴主孙皓投降的噩耗,滕修心乱如麻、痛不欲生,只好换上一身白衣为国家的灭亡痛哭了一番。
为故国吊完丧之后,滕修继续发兵东返,回到了广州,与吴·广州刺史闾丰、苍梧太守王毅一起各自送上官印,向晋廷请求投降。
吴主孙皓在投降时,派遣陶璜的儿子陶融拿着他亲手写的诏书要求陶璜投降,陶璜收到诏书后,悲恸得大哭了好几天,随后也无奈的上交官印投降。
司马炎下诏要求滕修、闾丰、王毅、陶璜等人官复原职。
在益州刺史王濬率兵东下伐吴之时,一路上凡是王濬经过的郡县全都乖乖投降了,只有吴·建平太守吾粲坚决死守城池、就是不投降于晋军。
后来,直到传来了吴主孙皓投降的消息,吾粲才被迫降晋。
司马炎任命吾粲为金城太守。
早年间,当吴将孙楷、孙秀投奔晋廷的时候,司马炎想要潜移默化的收买江东人心、吸引更多的吴人投降,于是给了孙楷和孙秀非常优厚的待遇;东吴覆灭后,司马炎也就不再有招纳、吸引江东人民的需求了,于是就将孙楷降级为度辽将军,将孙秀降级为伏波将军。
琅邪王司马伷派使者护送吴主孙皓和孙氏宗族前往京师洛阳。
五月丁亥日,孙皓到达洛阳。
孙皓与吴太子孙瑾等人反绑住双手、用泥土糊住头发,来到东阳门(洛阳城东门之一)等待入朝觐见。
司马炎下诏要求使者解开孙皓一行人身上的捆绳,并给每个人都赏赐了服装饰物、车辇马匹以及三十顷农田,而且还会每年赏赐孙皓及其宗族丰厚的钱财、粮食、布帛。
司马炎任命孙瑾为中郎,孙皓其他那些身为王爵的儿子也都被任命为郎中。
江东地区那些名气大、声望高、家世深厚的士人,也都按照其才华能力的高低进行依次录用。
那些跟着孙皓的投降队伍一起渡江的孙氏族人,一律免除十年的田租赋税以及徭役兵役;同时,江东地区的百姓也都被免除了二十年的田租赋税以及徭役兵役。
五月庚寅日,司马炎上殿会见群臣,在中央有职位的文武官员以及各四面八方前来朝拜的使者全都参加此次大型聚会,并且要求国子学中的学生前来旁观。
人员都到齐后,司马炎下令将归命侯孙皓以及东吴投降的官员、宗族带上殿。
孙皓入殿后下跪向司马炎行稽颡(音“启搡”,额头完全接触地面)大礼。
司马炎指了指侧席,对孙皓说道:“这个座位我已经摆很久了,就等您来呢。”
孙皓说:“我在南方的宫殿里也为陛下设置了座位。”
贾充质问孙皓道:“听说你在南方又是凿瞎人的眼睛,又是剥下人的脸皮,为什么会用如此残酷的刑罚?”
孙皓说:“如果有人想要弑君或者对我不忠诚的,我就会以此刑加其身。”
贾充听了这话,又猛然被拉回当年当街弑杀高贵乡公曹髦的场景,一瞬间无言以对、面色青一阵白一阵,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而孙皓却心安理得,脸上和内心都毫无波澜。
某一天,司马炎与散骑常侍薛莹聊天的时候,问他孙皓为什么会让东吴走向灭亡,薛莹回答:“孙皓成天与品性卑劣、见利忘义的小人混在一起,耳听谄媚之言、眼见讨好之态,稍有人劝谏指正,马上就将人下狱处刑。
因此朝臣中无论文官还是武将,都不知道自己在孙皓这样荒诞的暴政下还能活多久,没有人再愿意为孙皓效力尽忠——这就是国家灭亡的原因。”
过了几天,司马炎又问吾彦东吴灭亡的原因,吾彦却回答:“吴主是一位拥有雄才大略的俊杰,东吴朝臣也都是他贤德的左膀右臂。”
听了这话,司马炎觉得有些好笑,问道:“要真是这样,东吴怎么会亡国呢?”
吾彦说:“国运总有到头的那一天,朝代总有兴衰交替的那一日,正是因为东吴的国祚已经衰败殆尽了,所以才成为了陛下的手下败将。”
司马炎对吾彦的话表示赞赏。
在益州刺史王濬扬帆起航快速到达建业后,直到第二天,安东将军王浑才下令全军渡过长江,然而由于王濬没有等自己到来就抢先一步擅自接受了孙皓的投降,因此王浑感到无比的愤怒,同时又为自己的拖拖拉拉而感到懊悔。
在怨怒与悔恨交加之际,王浑恶向胆边生,打算直接发兵攻打王濬,以发泄心中的怒火。
何攀建议王濬把孙皓交给王浑处置,这样能让王浑的心里平衡一些,不至于把事情发展到更难堪的地步,于是王濬听从了何攀的提议,这件事也就暂时压了下来。
何恽看到王浑与王濬为了受降之功而相互竞争的样子,实在看不过眼,给周浚写了一封信吐槽:“《尚书》提倡礼让,《周易》崇尚谦虚。之前王安东(王浑)大破吴国丞相张悌,已经让江东人民闻风丧气、肝胆俱裂,所以龙骧将军(王濬)才能一路畅通无阻的顺流东下、攻陷城池、直捣建业。
是因为王安东(王浑)没听我的劝告,拖延了战机,才使得他错过了接受孙皓投降的大好机会。
我当时劝他的时候,分明是他自己主动放弃到手的机会,以没有得到陛下诏命为由,非得在大江北岸待着不动,结果现在看到王龙骧(王濬)接受投降风光无限,又开始眼馋了,这才想起来要与他争个高低。
既然王安东(王浑)在一开始把这个机遇让给了龙骧(王濬),那么还不如就一让到底,至少还能展现他谦逊低调、不争不抢的高尚品质;像现在闹得差点要自己人打自己人,像什么样子,就连傻子看了都得对他直摇头。”
周浚看到何恽的书信,赶紧劝王浑宽心、别与王濬计较,但是王浑正在气头上,非要让王濬付出代价,于是王浑递交了一封表文弹劾王濬,说他“不听指挥”,并且还编出了一些并不存在的罪名扣在了王濬的头上。
王济是王浑的儿子,娶了司马炎的女儿常山公主,也就是说王浑是司马炎的老丈人。王家势力强盛、又与天子沾了亲,因此王浑算得上拥有了王氏宗族和皇家这两座大靠山,所以他完全可以放肆弹劾王濬,认定了司马炎不会因此对自己怎么样。
有关部门受到王浑的暗中指使,上奏提出将王濬关进囚车押送入洛阳,并没有得到司马炎的许可,只是针对“王濬没有听王浑指挥,贪图军功”一事对王濬下了一封诏书批评了几句。
王濬上书为自己辩解道:“最初陛下诏书中已经下达过指示,让我直接进兵秣陵(即 建业),后来又下诏让我听贾太尉(贾充)的指挥,因此我便铆足了劲全力向前进发。
我在二月十五日到达三山,当时安东将军王浑在长江北岸,给我送来了一封文书,邀我前去与他商量军事,但是我所率领的那些战船借着风势正在全速前进,眼看马上就要到建业了,我不可能再逆着风向调转船队反过头去找王浑啊!
二月十五日当天中午我的部队就已经到达了秣陵(建业),直到那时才收到王浑送来的文书,也就是那时我才知道我已归属于王浑统帅,他在文书中要求我第二天——也就是二月十六日——带着全部的部众包围石头城(位于建业城西),然后又下令让我把蜀地的士兵以及镇南大将军(杜预)分配给我的士卒人数报送给他。
我到建业的时候,孙皓已经派使者送来降书了,我认为接下来理所应当受降即可,有什么必要回过头去包围位于西侧的石头城呢?
还有,要上报军中的士卒数量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清点清楚的,再说了,这也不是什么十万火急的事情,完全可以等接受孙皓投降之后再做清点不迟,于是我擅自做主没有按照王浑的要求上报人数,这都是因为我顾及的是整体的大局、考虑的是陛下的功业啊!
孙皓早就已经是个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了,身边一个能帮助他、保护他的人都没有,在面临我军大兵压境时,对于孙皓来说基本上已经是走投无路了;要知道,就算是个尚未开智的鸟兽、老鼠,在绝境之中都想要拼尽全力以求活命,孙皓也翻不起别的什么水花,只能投降这一条路可走,不会做别的反抗。
然而那些在长江北岸一直按兵不动的将帅们根本就搞不清楚东吴内部的状况,还想着迁延时日、一拖再拖,试图观望等待,所以错过了接受孙皓投降的最佳时机,错过了立下受降大功的大好机会。
我一路顺风顺水直指建业,刚到建业扎下营来,孙皓就带着群臣来到我的军营前投降了,那么我也不得顺势接受;不过,我接受孙皓投降之后,更是遭到了他人的嫉妒与怨恨,他们都说是因为自己已经逼困了江东一百多天,为逼孙皓投降打下了大部分的基础,结果最后寸功未得反倒让我渔翁得利。
对于别人的指责和抱怨,我不予置评,我只知道作为陛下的臣子,就是应该尽忠,只要是为国家好的,我就算付出性命也要做。
如果我只是为了不招来非议、不被问责,而明哲保身、停步不前,把陛下一统天下的大业往后一拖再拖,那么这才是心怀奸诈、不忠国家,对与陛下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啊!”
王浑让周浚写了一封弹劾王濬的文书,然后将其誊写下来,说:“王濬的部队缴获了大量吴国的宝物。”还说:“王濬手下的牙门将李高放火把孙皓的宫殿给烧了。”
王濬再次上表辩解:“我这人没背景、没势力,现在得罪了王浑这样的贵族,我自认倒霉。
我也知道,就算忤逆了天子,也有获得赦免的一线生机,但是惹怒了权贵,那可就捅了天大的娄子,还不知道他们要怎么整治我呢!
据孙皓的中郎将孔抒说:‘在二月份武昌失守的时候,晋军的水军部队即将到达建业,那时吴主孙皓在石头城阅兵巡视,身边的那些护卫都抽出佩刀愤怒大呼:“我要与晋军决一死战,拼死也要保护陛下!”
孙皓听到这些之后大喜过望,认为这群人肯定能够保护自己,于是当场就拿出府库中的所有金银珠宝赏赐给这些声称要保护他的士兵。
结果这些见利忘义的士兵拿到孙皓的赏赐之后,要不了多久就作鸟兽散、各自逃命去了。至此,孙皓才真的被当前的局面吓破了胆,于是生出了想要投降的念头。
派出去送降书的使者刚走,孙皓身边的人都像发了疯一般在宫中放肆无度的抢掠,眼前所能见到的宝贝、玉器、珍玩等等全都抢掠殆尽,包括孙皓的妻妾也都被这些侍从、随从、士兵全部掳走。
在一通混乱之后,这群贼人便放火烧毁了孙皓的宫殿。
孙皓见状吓得手忙脚乱、抱头鼠窜,生怕自己会死在这一片混乱之中。’
我到了建业之后,看到场面如此狼狈,马上派遣参军部门带着众人前去将大火扑灭。
周浚是第一个进入孙皓宫殿的人,王浑是第一个登上孙皓战船的人,无论是进宫还是登船,我都是在他们后面进去的。
等我进入孙皓的宫中一看,发现宫殿内连一张能坐的垫子都没了,如果要说宫中还有什么珍宝留了下来没被孙皓的宫人抢走,那么再怎么说,也是周浚和王浑先到先得了呀!
周浚等人说我把蜀地来的士兵聚集在一起,又不及时把孙皓送给主帅王浑,这就是我要造反的证明;不仅如此,周浚还故意在吴地制造恐怖气氛,说我要把江东人民全部杀光,还要把他们的妻儿全部抢走,说我图谋作乱造反,向吴地宣泄我对江东的恨意。
这群人呐,连‘谋反’这样的屎盆子都扣到我头上了,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罪过是他们编不出来的呢!
今年陛下平定东吴、一统天下,是值得所有人庆贺的大喜事;至于微臣,就受脏水、背黑锅吧!”
王濬到达洛阳后,有关部门上奏提出:“王濬违背天子诏命,属于大不敬之罪,应该关入廷尉监狱严加审问、定罪处刑!”
这一提议并没有得到司马炎的批准。
随后,有关部门还在坚持不懈的上奏,说王濬“在大赦天下之后烧毁了东吴的一百三十五艘战船,应当交给廷尉部门彻底查办”,司马炎下诏不予追究。
王浑和王濬对于灭吴之功争抢不已,动静搞得非常大,场面也很难看,于是司马炎要求代理廷尉广陵人刘颂前去核实、评判此事。
最后,刘颂认为王浑功劳最大,应属于“上等功”,王濬的功劳不小但是比王浑还是差点儿,应属于“中等功”。
司马炎认为刘颂的评判结果有失公允,便将他贬职为京兆太守。
五月庚辰日,司马炎论功行赏,具体操作如下:
贾充的供奉食邑增加八千户;
任命王濬为辅国大将军,封“襄阳县侯”;
封杜预为“当阳县侯”;
封王戎为“安丰县侯”;
封琅邪王司马伷的两个儿子为亭侯;
京陵侯王浑的供奉食邑增加八千户,将侯爵晋升为公爵,为“京陵公”;
尚书关内侯张华进爵为“广武县侯”,供奉食邑增加一万户;
中书监荀勗负责发布天子诏命有功,将他的一个儿子封为亭侯;
其余的将领、公卿及以下,按照功劳大小、官职等级均进行了相应的赏赐。
由于东吴灭亡、晋廷一统天下,司马炎来到羊祜的祭祀庙宇中向他的在天之灵传达了这一喜讯,为了褒奖羊祜当初坚定的建议司马炎伐吴的功劳,于是司马炎将羊祜的夫人夏侯氏封为“万岁乡君”,赏赐五千户供奉食邑。
王濬认为自己在灭吴之战中功劳最大,但是却常常被王浑、王济父子两个以及他们的党羽排挤、诋毁,为了不让司马炎忘记自己的军功,每次在入宫觐见时,王濬总是要不停的说在伐吴的时候付出了多少多少、现在又被怎么怎么冤枉,有时候说道激动气愤之处,情绪一上头,连招呼都不打直接甩脸子离开宫殿,撇下司马炎尴尬在原地。
然而对于王濬的这些不恭敬、不礼貌的偏激行为,司马炎一直都对他采取包容的态度。
益州护军范通对王濬说:“先生您能立下如此煊赫的军功,确实是一件美事,但是唯一的遗憾就是您的所作所为给这件美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如果您在班师凯旋的时候,能够头戴角巾、身着布衣,回到家中低调行事,就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对于灭吴一事也不主动提起,等有人问您的时候,您就说:‘这全靠陛下的英明神武与将士们的奋力拼搏,我这老头子哪有什么功劳!’——
当年蔺相如让廉颇汗颜从而心服口服,用的不就是这个套路吗!
只要您也这么做,王浑那帮人越嚣张,吃相就越难看,陛下对他们的好感就越消退,迟早有一天要在您面前甘拜下风的。”
王濬说:“还不是邓艾的遭遇把人搞怕了,我担心忍耐和沉默只会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
我也知道,天天在陛下面前嚷嚷着军功、吵吵着被冤枉,只会让陛下心烦,但是我做不到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这也是我心胸不够宽广所致吧!”
当时朝中、民间都认为王濬在平吴之战中功劳赫赫,但是得到的赏赐和褒奖完全配不上他的军功,于是很多人都对此打抱不平。
博士秦秀等人联名上书为王濬喊冤,司马炎迫于这些舆论的压力,下诏将王濬从龙骧将军晋升为镇军大将军。
灭吴之后的某一天,王浑前去拜访王濬,王濬得知王浑到访,立刻严整部队,把自己全方位的保护起来,然后才与王浑见面,由此可见王濬对王浑的提防与戒备已经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地步。
镇南大将军·荆州都督杜预认为,目前虽然已经消灭了东吴,天下也进入了太平安宁、百姓乐业的阶段,但是不能对军事防备以及军事训练有任何的懈怠,于是返回襄阳继续屯兵,带领将士们学习军备知识、开展实战演练、提高战备警惕,并且安排人马加固城防、严密巡逻、增强警戒。
不仅如此,杜预还挖凿人工渠,引入滍水和淯水,用于灌溉周边上万顷农田;开凿扬口运河,连通长江和汉水,打通通往零陵郡、桂阳郡的水运通路,提高了农业生产。此举,让家家户户的老百姓都大丰收,也保障了军队的粮食储备、减轻了粮食运输的压力。
杜预既不擅长骑马,射箭的水平也很一般,连一块薄薄的甲胄都射不穿,但是他的战略眼光、对战局的判断力、对兵法的灵活运用能力,是他人无法企及的。
当杜预在襄阳屯兵的时候,多次给那些在洛阳生活的位高权重的贵族、士大夫、皇亲国戚送去粮食物资,有人问杜预为什么要这么做,杜预说:“我不是为了让他们帮我什么,只求这些人收了我的礼之后别害我。”
司马炎将王浑提拔为征东大将军,返回寿阳继续屯兵。
诸葛诞在淮南三叛的时候,将他的儿子诸葛靓被送去东吴做人质,后来东吴灭亡后,诸葛靓不愿意归顺晋廷,选择四处逃窜、隐姓埋名。
司马炎与诸葛靓在早年间交情很深,诸葛靓的姐姐是琅邪王司马伷的妃子,司马炎很清楚诸葛靓没什么地方可以躲藏,最多也就只能到他姐姐府上藏着,于是找了个机会前去拜访司马伷,实际上是为了去见诸葛靓。
诸葛靓突然撞见司马炎到访,吓得赶紧躲进厕所里,司马炎追到厕所门口,在外面逼问道:“兄弟,没想到今天我还能见到你!”
诸葛靓痛哭流涕地说道:“我不能像豫让那样用生漆涂身为旧主尽忠、不能像聂政那样自剥面皮给雇主效死,却反倒与陛下相见,我真是没脸啊!”
司马炎下诏任命诸葛靓为侍中,但是诸葛靓坚决推辞,然后收拾东西回到了乡里,从这以后在家中无论是坐是卧,都绝对不会面向洛阳所在的方向。
3.咸宁三年(277年),司马睦因为招纳逃犯而从“中山王”被贬为了“丹水侯”,本年六月,司马炎恢复了他的王爵,封司马睦为“高阳王”。
4.秋天,八月己未日,司马炎封弟弟司马延祚为“乐平王”,过了没多久,司马延祚就去世了。
5.九月庚寅日,由于当前司马炎已经成功一统天下,于是太尉贾充便上奏请求司马炎举办封禅大礼(祭祀天地神明,汇报帝王功绩),请求了很多次,次次都遭到了司马炎的拒绝。
6.东天,十月,前将军·青州刺史淮南人胡威去世。
之前胡威在担任尚书的期间,多次提出司马炎的执政手段太过宽和仁慈,司马炎说:“对于尚书郎及以下的官员,我是不会留情面的。”
胡威说:“我说的可不止是什么尚书郎、尚书丞、尚书令史,我指的是像我这种级别的官员,也应该进行明确严肃的法律约束,不可放任不管。”
7.本年,司马炎把司隶部门所管理的区域改名为司州,至此一共有十九个州,共有一百七十三个郡国,共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人口。
8.司马炎下诏:“自从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以来,为了解决各地的动乱,朝廷既赋予了州刺史管理百姓的职权,还赋予了他们统领军队的职权。
而现在天下已经重回一统,战争也已然彻底平息,应当收起武器、放下兵戈,刺史与州牧之间的职责也要重新划分,一切都按照汉朝原本的制度执行。
现在我下令,刺史恢复到之前只负责监督检查郡县长官的职责,取消刺史手上的兵权,遣散在州郡屯扎的武装部队,只在各郡设置军职人员,大郡设置一百名军职干部、小郡设置五十名军职干部。”
交州牧陶璜上书说:“交州、广州地区地势广阔,由东到西长达几千里,其中尚未服从朝廷管辖的老百姓就有六万多户,那些能缴纳田租赋税、服从兵役徭役的加起来也就只有五千多家人而已。
两个州相邻,其中的黑户又多,只有靠在当地安排武装部队才能镇压住这些潜在的、可能的动乱。
还有,宁州是仆水、叶榆水、劳水、桥水的源头,位于广州、交州的上游地区,其中生活着大量的少数民族,一旦这些少数民族想要发起动乱,水路、陆路都可以成为他们流窜作乱的路线依托,如果撤去镇守在当地的军队,那么朝廷对这些少数民族的控制就更势单力薄了。”
仆射山涛也说:“不能撤去州郡的军队。”
对于陶璜和山涛的反对意见,司马炎全都没有采纳,后来在永宁年间(此时在位的皇帝为晋惠帝司马衷),各地盗贼蜂拥而起,州郡缺少武装守备,以至于根本无法压制盗贼的动乱,最终导致天下再次陷入了巨大的混乱和动荡之中,完全被陶璜和山涛给预料准了,从那以后,朝廷又恢复了刺史掌管部队以及管理百姓的双重职权,各地刺史的地位就此越来越高、权力也越来越大。
9.汉朝、魏朝时期,那些投降于中央朝廷的羌人、胡人、鲜卑人,全都被安排在关塞之内的郡县之中居住,后来由于当地长官、中原百姓与这些少数民族人之间的关系处不好,使得少数民族因为气愤与心里不平衡,多次杀害当地长官,聚集人众流窜于各地作乱劫掠,把边境地区的百姓搅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
侍御史西河人郭钦上疏:“戎狄之人生性强悍骠勇,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令中原国家头疼的族群。
在魏室开国初期,国家人口资源稀少,于是西北地区的那些郡县基本上都成了戎狄之人聚集、活跃的地盘,甚至京兆郡、魏郡、弘农郡都有零零星星的戎狄人居住。
如今这些少数民族虽然暂时服从于我朝的管理,但是谁也难保时间长了之后他们会不会作乱,这些少数民族生活的地方距离中原内地这么近,一旦他们要入侵中原,从平阳郡、上党郡骑着马飞驰,要不了三天就能抵达孟津,到时候北地郡、西河郡、太原郡、冯翊郡、安定郡、上郡可就都不再属于朝廷了!
微臣认为,如今刚刚消灭东吴、统一四海,陛下应当借着大晋的天威,在声望最名震四海、最震慑人心的时候赶紧与良臣谋士商量对策,安排骁勇之将发兵助势,慢慢的把那些在内地郡县居住的胡人转移到边境去,然后加强边境关隘、要道、通路的防守和警戒,让这些少数民族重新回到荒服地区(距离中央二千至二千五百里的区域),再由朝廷采取安抚、镇压双结合的方式确保边境大体上的安宁——这才是保证中原安宁、长久发展的良策!”
司马炎并没有采纳郭钦的提议。
二年(辛丑,281年)
1.春天,三月,司马炎下诏从孙皓的后宫女眷中挑选五千人选入后宫。
司马炎平定了东吴之后,就开始沉迷于游玩享乐了,对于国家政务的处理越来越不上心,对于美色的追求越来越痴迷,以至于后宫队伍逐渐增加至将近一万人。
由于后宫女子实在太多,司马炎也懒得挑每天宠幸的对象,直接到了晚上就乘坐一辆羊车,任由羊拉着跑,羊在哪个后宫娘娘的宫门口停下来,司马炎就在哪个宫里过夜;于是后宫中的那些女眷为了获得司马炎的宠幸,都争着在房门、窗户上插满竹子的枝叶,还将盐水撒在地上,用以吸引给司马炎拉车的羊。
皇后杨芷的父亲杨骏以及杨骏的弟弟杨珧、杨济手握大权,在朝中、宫中的势力如日中天,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登门巴结讨好、请托行贿,是名震天下的大人物,当世之人称杨骏、杨珧、杨济三人为“三杨”。
在杨骏三兄弟权势的笼罩之下,朝廷中大部分老臣、勋旧、德高望重之人都被他们给清退了,面对杨氏在朝中作威作福的丑态,山涛实在是忍不住,多次向司马炎提出规劝和建议,司马炎对此表示认可但是始终对此无动于衷。
2.早年间,鲜卑首领莫护跋带着部落从边塞之外进入关内之后,就一直居住在辽西郡昌黎县棘城的北部,对外号称自己这一支部落为“慕容部”。
莫护跋的儿子为木延,木延的儿子为涉归,涉归带着慕容部迁居到了辽东郡的北部,世世代代臣属于中原朝廷,多次派兵协助朝廷作战,屡次立下军功,因此被中原朝廷封为“大单于”。
冬天,十月,鲜卑慕容部的首领涉归发兵入侵辽西郡昌黎县。
3.十一月壬寅日,高平武公陈骞去世。
4.本年,司马炎下诏将扬州刺史(管辖范围为丹杨、宣城、淮南、庐陵、庐江、毗陵、吴郡、吴兴、会稽、东阳、新安、临海、建安、晋安、豫章、临川、鄱阳、南康,共十八个郡)周浚的治所从寿春县转移到秣陵县。
此时,江东地区还有一部分人民并没有臣属于晋廷,这帮人聚集在一起多次在扬州地区作乱,被扬州刺史周浚逐个击破平定。
铲除不归顺于朝廷的乱贼之后,周浚对扬州当地有名望、有地位的长老提供了非常优厚的礼遇,并且还广招贤士、优待人才;因此,周浚凭借着对百姓的关爱和恩惠以及面对贼人的强硬压制手段,获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爱戴,江东百姓在周浚的管理下安居乐业、心悦诚服。
三年(壬寅,282年)
1.春天,正月初一(丁丑),司马炎亲自前往南郊举行祭祀典礼。
祭祀活动结束后,司马炎情不自禁地叹了一口气,问司隶校尉刘毅:“你觉得我能与过去的哪位帝王相比?”
刘毅回答:“汉桓帝(刘志)、汉灵帝(刘宏)吧。”
司马炎吃了一惊,说:“我有那么差吗?”
刘毅说:“桓帝、灵帝卖官鬻爵,把赚来的钱都纳入国家府库之中,而陛下您卖官鬻爵,这些钱却流入了您私人的腰包,要是这么说来,您怕是还不如他们呢。”
司马炎听罢大笑,说:“桓帝和灵帝身边可没人敢这么跟他们说话。如今我身边有你这么个直言不讳的忠臣,就凭这一点,我就比他们强多了!”
刘毅在担任司隶校尉期间,从来不管谁是什么皇亲国戚、高官权贵,一律有错必纠、有罪必劾。
按照规矩,臣子们进入皇宫掖门的时候,应当让自己的车马向导、仪仗队退到一边,自己下车步行入宫,而有一次皇太子司马衷在经过东掖门时,不仅没下车,他的乐队还在一旁大张旗鼓的敲敲打打、吹拉弹唱,于是这一无礼的行为很快就被刘毅弹劾举报了。
中护军·散骑常侍羊琇曾经在司马炎当晋太子的时候,给司马炎提供了很多有关于政治时局、国事处理上的意见和看法,以帮助司马炎应对司马昭的测试,于是羊琇与司马炎之间有很深的旧交情。
司马炎即位后,让羊琇负责管理皇宫禁军,并且能够参与到机密事务的决策之中,就这么过了十多年,羊琇愈发受司马炎的重用和信任,在朝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因此逐渐变得有些膨胀、目中无人,常常凭借着司马炎对自己的偏爱而嚣张跋扈的行事,多次违法乱纪、目无法度。
刘毅弹劾羊琇犯下的罪过应当处以死刑。
司马炎让齐王司马攸私下里去面见刘毅,让他放羊琇一马,刘毅答应了。
后来,都官从事(司隶校尉的从属官)广平人程卫直接骑马闯入了中护军的大营,把羊琇的从属官给抓了起来,然后对他们进行了非常严酷的拷问,这些从属官把羊琇之前犯下的罪行全都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
程卫把羊琇从属官的狱词拿给刘毅看,刘毅将这件事报给了司马炎,司马炎看到羊琇的种种难以饶恕的罪状,也实在是再也为他兜不住了,只好下诏免去了羊琇的中护军、散骑常侍一职。
过了没多久,司马炎又下诏要求羊祜以平民的身份行使中护军、散骑常侍的职权。
羊琇是景献皇后羊氏(司马师的夫人)的同族表弟,后将军王恺是文明皇后王氏(司马昭的王妃)的弟弟,散骑常侍·侍中石崇是石苞的儿子,这三个人是国家中出了名的大富豪;三人之间常常相互攀比、竞争,争着当最有钱的那一个,特别是王恺和石崇,二人为了比谁更有钱做了不少荒唐事:
王恺用糖水刷锅,石崇就用蜡烛烧饭;
王恺用紫色丝绸在道路两旁做成了长达四十里的幔帐,石崇就用锦绣在道路两旁支起长达五十里的帷幔;
石崇用花椒捣成泥涂满屋的墙壁上,王恺就用赤石脂(由济南郡射阳县以及泰山北侧产出,颜色鲜亮有光泽)磨成粉混成泥涂抹房屋。
在二人比拼财富的时候,司马炎总是会暗中帮助王恺。有一次司马炎给王恺送去了很多珊瑚树,每一棵都高达两尺多,王恺得到这些宝贝之后简直心花怒放,赶紧把石崇叫来炫耀给他看,结果没想到石崇拿出铁如意(做成如意形状的手锤)当场就把这些珊瑚树敲了个粉碎。
王恺看到这些珍宝全都碎成了渣渣,气得火冒三丈,认为石崇这纯粹是嫉妒心理作怪,刚想发作的时候,石崇说:“碎了就碎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马上还给你!”
说完石崇就安排身边的仆从回去取来自己家中的珊瑚树,光是高度有三、四尺的珊瑚树就有六、七株,比王恺那仅仅只有二尺高的小珊瑚不知道品质、卖相好到哪里去了。看到石崇如此有钱,王恺整个人就像霜打了的茄子,站在原地怅然若失。
车骑司马(无办公机构的将军或者非持节的统帅,帐下配备一个长史、一个司马)傅咸上书说:“古时候圣贤的帝王在治理天下的时候,对于不同等级的人,其饮食、服装的规格都是做了相应规定的,现在我看到人们争奇斗艳、花枝招展,攀比奢靡之风愈演愈烈,这怕是比天灾更值得陛下忧心的事情。
古时候的王朝,人口虽多、但是并没有那么多的土地,然而家家户户都有粮食储备,国家府库也有余钱余粮。为什么会有积蓄?就是因为国家号召节俭、抵制铺张。
如今我国拥有比以往更广袤的疆土,人口数量也大不如前,按理说资源变多、人口变少,那么每个人的平均资源应该大幅提升,但是现在百姓的生活仍然清贫,吃饱穿暖仍然是头号难题,这又是为什么?就是因为铺张浪费、奢侈无度的风气盛行。
如果想让人们都回归节俭朴素,那么就应当对浪费奢靡之人予以处罚。明知有人破坏社会风气、引导人们挥霍炫富,却不进行打压,反而还帮助他们博得虚名、助长其高调的声势,怕是这世间有再多资源也不够这帮人祸祸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尚书张华才情出众、学识广博,是当时社会上非常有名的大知识分子,有很多人都认为张华值得一个三公之位。
由于张华是极力主张司马炎出兵伐吴的那一派,加上后来确实朝廷出兵一举兼并了东吴,这更加印证了张华的正确,而且张华的在社会上的名望非常高,于是被中书监荀勗、侍中冯紞给深深的嫉妒和忌惮上了。
有一次,司马炎问张华:“你觉得我死后国家大事我能托付给谁呢?”
张华说:“最好是与您有血亲的,且德行出众、明断聪慧的人,依我看,最好的选择就是齐王(司马攸)了。”
这句话完全踩在了司马炎的雷点上,让司马炎对张华的好印象霎时大打折扣。
荀勗得知张华因为说错了话而得罪了司马炎,于是抓紧这个机会大肆在司马炎面前诋毁张华,以求更加败坏张华在司马炎心中的形象。
正月甲午日,司马炎任命张华为幽州都督。
张华来到幽州上任后,对当地的夷人和中原人采取了良好的安抚措施、颁布了便民利民的政策、尽心的帮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加强对乱贼奸党的打击力度,获得了当地人民的拥戴和信赖,在幽州地区的名声越来越响,是老百姓们交口称赞的好官。
司马炎看到张华把幽州治理得如此安宁和谐,于是又打算把张华重新征入中央任职,而司马炎的一举一动和思想动态都逃不过冯紞的眼睛,他借着自己在司马炎身边侍奉的契机,聊天的时候故意提到钟会造反一事。
冯紞说:“钟会造反,说到底还是太祖(司马昭)一手促成的。”
这话让司马炎感到十分不高兴,当场脸色就变得很难看,说:“你说什么?!”
冯紞看到司马炎发怒了,马上摘下头冠连声道歉,说道:“善于操控人心的人,应该懂得什么情况下必须绝不退让、什么情况下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初仲由(子路)盛气凌人、眼里揉不得沙子,这一点遭到了孔子的批评;而冉求(子有)谦虚退让、甘于吃亏,这一点得到了孔子的肯定。
正因如此,汉高祖(刘邦)给开国功臣封王裂土,结果韩信、韩王信、彭越、英布、卢绾依次被高祖逐个剿灭;而光武帝(刘秀)不让开国功臣掌握实权、干预政事,从而让这些战功赫赫的勋旧得以善终。
至于为什么同为功臣,获得的结局却不同,倒也不是因为这两位帝王谁仁慈谁残暴,也不是因为这些功臣谁聪明谁愚蠢,只不过是因为臣子功高盖主以后他的安危兴亡与他是选择急流勇退还是选择继续贪功冒进有关。
钟会并不是什么天才,然而太祖(司马昭)却从来不吝惜对他的夸赞,不仅如此还把钟会当成心腹,对他委以重任、授以重兵,这不得不让钟会觉得自己是个深谋远虑、谋略满腹、神机妙算的旷世奇才,后来又立下了消灭蜀汉的大功,因此他更是认为自己的功劳,让太祖对他早已赏无可赏,于是才不由得生出了要自立为帝、背叛朝廷的恶念。
就算太祖真的很欣赏钟会的才能,也应该用礼法、操守、原则等道德枷锁来约束钟会,如果太祖不突然一下给他那么多的权力,不让他接触到大量的中央核心机密,对他的人事任命一切都按部就班的进行,那么估计也就不会有造反的悲剧发生了。”
司马炎点点头,说:“你说的对。”
冯紞磕头说:“寒冰能积三尺厚,这都是冰霜一层层慢慢叠加的,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呀!陛下既然觉得我说的对,那么就希望陛下千万不要让像钟会那样的人再次威胁到江山社稷!”
司马炎问:“如今难道还有钟会这等人存在吗?”
冯紞请求司马炎把周围的侍从全部屏退,只留他与司马炎二人独处,然后说:“当初与您定下伐吴大计的人,镇守着国家一方疆土的人,手上有大量兵权的人——这都是陛下应该严密关注的对象啊!”
司马炎若有所思,虽然没说什么,其实已经把冯紞的话给听进去了,于是打消了征召张华回京在中央任职的念头。
3.三月,安北将军严询在昌黎县击败了鲜卑首领慕容涉归,斩杀了数以万计的鲜卑人。
4.太尉·鲁公贾充年老多病,长期在家养身体,司马炎派皇太子司马衷前去贾充府上探望病情。
最让贾充担心的就是他死后司马炎会给他定下什么样的谥号,毕竟当初弑杀高贵乡公曹髦这件事情是他人生履历中挥之不去的污点,贾充的族子贾模说:“谁对谁错后人自有分晓,这是怎么捂都捂不住的!”
夏天,四月庚午日,贾充去世。
由于贾充的世子贾黎民死的早,而且贾黎民也没有儿子,因此贾充的夫人郭槐提出让贾充的外孙韩谧(贾充的女婿韩寿之子)当做贾充的世孙,以继承贾充的爵位。
鲁国的郎中令韩咸、中尉曹轸表示反对,劝阻郭槐道:“哪有让外姓后人当做继嗣的?要是真这么做了,岂不是让贾公平白无故受人耻笑,岂不是让贾氏后人到了地下之后无颜面见先祖吗!”
然而郭槐铁了心就是想让外孙韩谧继承贾充的爵位,根本把韩咸、曹轸的劝告当成了耳旁风。
见无法说服郭槐,于是韩咸、曹轸就上书请求司马炎为贾充重新选择一个人当做继嗣,不过奏疏交上去之后就石沉大海了。
随后,郭槐上表请求由韩谧作为贾充的继嗣,并表示“这是贾充的遗愿”,很快便得到了司马炎的批准。
司马炎下诏:“如果有人立下的功劳与贾充一样,作为第一代开国公且没有后人可以承袭爵位和封国的,那么可以另择外姓后代作为继嗣,除此之外的其他情况皆不得参照此特例执行。”
后来司马炎便要求太常部门给贾充定谥号,博士秦秀说:“贾充罔顾礼法、着眼于私情,只顾疼爱外孙,却忘记了宗族的继承大事,做出了有违人伦的恶行。
当初鄫国国君选择立自己在莒国的外孙为接班人,《春秋》对这一事件的描写为‘鄫国在莒国人手上灭亡’,并非真的是莒国消灭了鄫国,而是因为鄫国国君把国家交到了外姓之人手上,与亡国没有差别。
如今贾充的继嗣被定为外姓人韩谧,这就相当于主动断绝了贾氏先人的祭祀、香火,如此悖逆祖宗的行为竟然得到了陛下的许可,这也是破坏朝廷纲纪、违反宗法秩序的开端。
按照《谥法》中所说:‘昏聩糊涂、目无法纪、破坏制度,称之为“荒”。’因此应该将贾充的谥号定为‘荒公’。”
司马炎并没有采纳秦秀的提议,而是给贾充定下谥号为“武”,即“鲁武公”。
5.闰四月丙子日,广陆成侯李胤去世。
6.齐王司马攸在朝中的声望越来越高,群众对他也越来越拥戴,因此遭到了荀勗、冯紞、杨珧的忌恨。
冯紞对司马炎说:“陛下之前下诏要求诸侯王返回封国,那么就应该从与您关系最亲近的人开始。齐王(司马攸)是陛下的亲弟弟,要论与陛下关系最近的莫过于齐王了,然而现在齐王作为诸侯王竟然还留在京师(洛阳)任职,这不合适吧?”
荀勗也在一旁煽风点火,说:“如今满朝文武都十分看好齐王,希望他来当下一任天子,恐怕陛下殡天以后,太子(司马衷)是没办法顺利登基的。
要是陛下不信,可以试他一试,试着下诏要求齐王返回封地,如果群臣百官都提出反对意见,那么就代表我说的是对的。”
司马炎点点头,对冯紞和荀勗的提议表示认可。
冬天,十二月甲申日,司马炎下诏:“《周礼》中将官爵分为九等(也称为 九命:一命受职,即初入仕途;再命受服,即获得身份服饰;三命受位,即担任诸侯国中的卿;四命受器,即获得祭祀用具,有资格主持祭祀;五命赐则,即接受治国法则;六命赐官,即授予中央官职;七命赐国,即封为诸侯拥有封地;八命作牧,即成为一方长官;九命作伯,即封为方伯,成为至高无上的天子重臣),受到九命被册封为‘方伯’的人,拥有着极高的荣誉和地位,要么入朝辅政,要么镇守一方土地作为中央朝廷的藩蔽,无论是哪一种,其实其目的和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侍中·司空·齐王司马攸辅佐我执政多年,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宗室成员中责任最重、事务最繁忙的,现在我任命齐王为大司马、青州都督,依旧保留侍中一职,保留特殊礼遇优待,有关部门按照相关制度规定严格执行!”
司马炎任命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尉、录尚书事(总领尚书事务)、代理太子太傅,任命光禄大夫山涛为司徒,任命尚书令卫瓘为司空。
征东大将军王浑上书说:“齐王(司马攸)是与陛下亲缘关系最近的人,又有才能、有德行,完全可以承担起如同周公旦一样辅佐陛下执政、尊崇王室、巩固皇权的责任。
如今陛下把齐王调离中央前去封国,虽然给了他一个青州都督的名头,但是并没有给他实际的兵权,这不明摆着就是排挤他吗?兄弟之间的友爱之情何在?恐怕这不是当初先帝(司马昭)和文明太后(王氏)把齐王(司马攸)委托给陛下照顾的初衷吧?
如果陛下忌惮同姓之人,担心会出现当年汉景帝(刘启)时期吴国、楚国挑起的七国之乱,那么汉代的吕氏、霍氏、王氏这些外戚干出来的谋逆夺权之事,陛下怎么就忘了呢!
从古至今,那些位高权重的臣子很少有心思安分的,一旦权势滔天,难免生出非分之想、产生僭越之心,这一切都与坐上高位的这个人本身的思想状态、品德素质有关。
所以我认为陛下只有任用德行端正、素质优良、品性忠纯、稳重踏实之人担任辅政之位,才能避免谋逆的事情发生。
如果陛下猜疑心太重,就算是自己的骨肉至亲都不能全心全意的信任,那么那些与陛下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关系并不亲密的人,还有活路可走吗?
目前太子太保这个职位空缺,微臣认为可以让齐王(司马攸)担任这个岗位,与汝南王司马亮、杨珧一起辅佐太子、协助陛下处理政事。
这么做还有一个好处,毕竟齐王、汝南王、杨珧这三人与陛下的亲属关系以及在朝中的地位声望都差不多,完全有资格一起共事,而且还可以互相监督牵制、查漏补缺——
这样既不会让谁在朝中一家独大,也不会有损陛下与亲兄弟之间的感情,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王浑的这封奏疏提交之后,紧接着扶风王司马骏、光禄大夫李憙、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甄德等人也都纷纷向司马炎献言劝说将齐王司马攸留在中央,言辞中肯实在,但是司马炎就是表示不同意。
王济见司马炎难以说动,便让他的夫人常山公主(司马炎之女)以及甄德的夫人长广公主(司马炎的姐姐)一起入宫,在司马炎面前跪下边磕头边哭,一个劲儿的请求司马炎将司马攸留下来。
看到这么多人都站在司马攸那一边,司马炎对他更是忌惮的不得了,心中那难以压制的怒火喷涌而出,对侍中王戎说:“我和齐王是亲兄弟,我这个做兄长的让弟弟去封国,只不过是我的家事而已,有什么不合适的?!甄德和王济他们管得着吗?竟然派妇人跑来我面前哭,哪有这种道理!”
于是司马炎当即将王济和甄德全都调离了侍中这一内职岗位,任命王济担任国子祭酒(在国子学教书),任命甄德担任大鸿胪(负责外交,接待宾客,处理诸侯王、少数民族事宜)。
由于杨珧是皇后杨芷的叔父,他是坚定的太子(司马衷)党,反对齐王司马攸留在中央,于是站队司马攸的中护军羊琇和北军中候(管理皇宫北军)成粲秘密谋划着打算杀死杨珧。
后来羊琇和成粲的阴谋被杨珧知道了,等到羊琇派人去请杨珧见面的时候,杨珧借口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并没有前去赴会,然后杨珧暗中给相关部门带了话,让他们弹劾羊琇。
司马炎本就对支持司马攸的羊琇戴上了有色眼镜,这下羊琇又被参了一本,司马炎直接将羊琇从中护军贬职为太仆,因此,羊琇是愤怒、怨恨、忧虑各种情绪五味杂陈,最后终于气出了一身病,医治无效去世了。
光禄大夫李憙见形势不妙,也只好以年老多病为由提出退休请求,最后在家中去世。
李憙在中央任职期间,宁愿拿自己的俸禄衣食分给自己的亲戚、姻亲、故交,也绝对不会凭借着自己的地位和官威给亲朋好友在朝中或地方上安排职位,这一公正无私、正直清廉的做法得到了当世之人的交口称赞。
7.本年,散骑常侍薛莹去世。
有人对吴郡人陆喜提问:“薛莹是江东士人之首吗?”
陆喜说:“也就最多排行第四第五吧,怎么可能是首位!
孙皓昏庸残暴,只有那些默不作声、明哲保身、躲得老远、不愿意被朝廷所用的士人,才算得上是见识眼光排第一位的。
那些在朝中不愿身居高位而甘于平庸低微的,情愿只拿基本俸禄满足生活所需即可的,没有更高政治、权力追求的士人,这姑且能排上个第二等。
为国家的未来担忧、坚持为正义发声、不畏惧强权的士人,算得上是第三等。
根据实际的政治朝堂生态,来灵活调整自己的劝谏话术,稍微能帮助君主改正一些错误的士人,属于第四等。
温良谦让、谨慎小心、注重自我提升、不跟风陷害他人的士人,属于第五等。
再往后面更差的,那就太多了,不好一一列举。
所以说,上等士大夫在这种昏聩君主的治理下,心甘情愿埋没自身、永不出头,这样便能远离灾祸和困辱;中等士大夫在朝中有一定的声望和地位,也就意味着离祸患也不远了。
至于薛莹嘛,在东吴朝堂上身为高官、具有厚望,算不上是上等士大夫,又怎么可能是江东士人之首呢!”
四年(癸卯,283年)
1.春天,正月甲申日,司马炎任命尚书右仆射魏舒为尚书左仆射,任命下邳王司马晃(司马孚之子)为尚书右仆射。
2.正月戊午日,新沓康伯山涛去世。
3.司马炎下诏要求太常部门定下赏赐齐王司马攸殊礼的具体赐物和礼仪流程。
博士庾旉(音“肤”,庾纯之子)、太叔广、刘暾(音“吞”,刘毅之子)、缪蔚、郭颐、秦秀、傅珍上表说:“周朝时,周天子在宗室中选择贤德明达、忠厚纯良之人当做辅政大臣,最终选用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耼(同‘耽’)季为司空。
这就已经表明了,在中央担任辅佐之职,其权重是高于在地方上担任国家藩蔽的。
汉代也是如此,有些诸侯王担任着丞相、三公以上的职责,有些诸侯王被天子留下来在朝中议事,都被授予了在中央的官职,然而等到让这些诸侯王返回封国的时候,便会同时将这些中央的职位、头衔一并取消——这也说明了诸侯王回到封国之后,其重要性和地位是绝对不如留在中央的诸侯王高的。
如果陛下觉得齐王(司马攸)贤德聪颖,同时他又是陛下的亲兄弟,那么就不能随便将他往封国一丢,当个不理国事、不辅朝政的闲散王爷。
如果陛下觉得齐王素质低下、能力不足,那么就不该把那么大块的疆土交给他管理,一旦他去了封国,东海那么大一片区域成了他的管控范围,他有能力将其治理好吗?
古时候的礼法中已经说过,三公并没有具体的工作内容,他们的职责是坐在朝中为天子出谋划策、谈论治国之道,从来没听说过让身处三公之位的人离开中央、前去镇守地方的。
唯独一个个例就是当初周宣王为了应对徐方地区的叛乱,紧急派遣召穆公出兵前去征讨淮水一带的夷人,对于后续的做法,《诗经》中也提到了:‘徐方地区的叛贼不再作乱,宣王下令军队快速回师。’意思就是辅国重臣是不能离开中央太久的。
如今陛下已经混一天下、统领四海,应当多请三公大臣来商讨商讨如何让国家长期稳定发展、如何让老百姓丰衣足食、如何让社会和谐安宁,然而陛下并不这么做,反而还让齐王(司马攸)离开中央,前去离京师两千里远的齐国,这不是完全违背了古人的行事原则和礼法规范吗!”
庾旉写好这封表文之后,先把草稿拿给父亲庾纯看了看,庾纯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随后庾旉便将这封奏疏交给太常郑默、博士祭酒曹志,曹志看完后不禁感叹道:“齐王(司马攸)如此有才能、有德行,与陛下有如此血缘之亲,怎么不留在中央巩固皇权、尊崇王室,却要被赶到大海之滨呢!这是何道理!唉,这晋室的兴隆看样子马上就要到头了!”
于是曹志上奏表明:“古时候那些辅佐天子执政的大臣,同姓之人有周公旦,外姓之人有太公望(即 吕望),即使被赐予封国,也都是在朝中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地辅政,甚至于他们身故以后,其后代整整有五世的葬礼都享有极高的殊荣,全都是返回成周下葬的。
后来周王朝衰落了,又有春秋时期的五个霸主(晋文公、秦穆公、齐桓公、楚庄公、宋襄公)拥戴王室、尊崇天子,但是他们的功劳怎么能跟周公旦和召公奭相提并论!
从伏羲开创中原文明以来,历史长河中朝代不停的更替,哪有屹立不倒的王朝?哪有亘古不变的皇室?想要让国家发展得更久、让社稷延续得更长远,也就只能秉持着一颗无私无欲的公正之心,与芸芸众生同甘苦、共患难,或许能稍微能让国祚持续得长久一些。天下资源天子不能一手全盘垄断,而且也垄断不了,只有与宗室成员相互分担、互帮互助,才能治理好这个天下。
秦朝、魏室摒弃宗室,指望极端化的中央集权,最后到国家覆灭的那一刻,都没有一个皇室成员站出来为江山社稷支撑起最后一片天;而周朝、汉室注重亲缘关系,给皇室宗亲封王分地,按照亲属关系远近,安排不同的岗位职责以及分配远近不同的郡县,所以在国家动荡之时、在皇权面临挑战之时,有宗亲愿意挺身而出,为国家再续上一口气。
这都是古时候发生的实实在在的例子啊!
我认为陛下应当听从博士们的提议,将齐王(司马攸)留在中央!”
由于曹志是曹植的儿子,当年魏文帝曹丕对曹植的诸多提防和限制曹志按理说应该感同身受,司马炎认为曹志应该明白自己为什么忌惮弟弟司马攸,而现在却看到曹志递交上来这样一封奏疏,简直火冒三丈,怒不可遏地说道:“曹志连我心里在乎的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他还有个屁的大局观!”
随后,司马炎说道:“我问的事情一概不提,我没问的事情说了一大堆,这些博士简直是故意制造舆论,是何居心!”
说完便下令免去了郑默的太常一职。
在司马炎大发了一顿雷霆之后,尚书朱整、褚䂮(音“略”)上奏:“曹志等人越职办事、答非所问,企图迷惑圣上的耳目视听,用偷换概念的花言巧语掩盖险恶用心,假借古代经典案例谈论他们本没资格谈论之事。请陛下将曹志等人打入廷尉监狱听候发落!”
司马炎下诏免去曹志的博士祭酒一职,让他以“鄄城县公”的身份回家养老,其余牵扯进这件事情的博士全都被交给廷尉部门定罪。
庾纯来到廷尉部门主动认罪,说:“庾旉写好表文后给我看过草稿,我没拦着他,于是他才把这封表文给呈交给了陛下。”
司马炎下诏免去庾纯的罪过。
廷尉刘颂弹劾庾旉等人犯下了大不敬之罪,应当处以弃市之刑。
尚书上奏请求按照廷尉的决议实施刑罚。
尚书夏侯骏说:“尚书部门有八部主管(六个部门主管,以及尚书令、尚书仆射),现在正是讨论出个结果的时候!”
于是,夏侯骏对廷尉的决议提出了反驳意见,尚书左仆射·下邳王司马晃站在了夏侯骏这一边。
尚书和廷尉的奏疏在司马炎那里压了很久,七天之后,司马炎才下诏:“庾旉是主谋,理所应当斩首示众,不过念在庾旉的父亲庾纯自首的份儿上,就饶他一命,其余太叔广等七人一律免除死刑,全部取消名籍、予以开除!”
二月,司马炎下诏将济南郡划入齐国。
二月己丑日,司马炎立齐王司马攸的儿子·长乐亭侯司马寔为“北海王”,并赐予司马攸祭祀用品、礼服、相关典章法规,允许他使用轩宣之乐(三面悬挂编钟,属于诸侯级别的礼乐规格)、六佾之舞(六列、每列六人、共三十六人的歌舞队伍,属于诸侯级别),赐予黄钺(象征崇高的地位和权力)以及上朝的车辇,允许有仪仗队跟随。
4.三月初一(辛丑),发生了日食。
5.齐献王司马攸被司马炎这一通操作搞得又是悲愤又是忧愁,生了一场重病,上奏请求前去给文明皇后王氏守陵墓,但是遭到了司马炎的反对。
司马炎派遣御医前去给司马攸治病,而这些御医早就领会到了司马炎的意思——根本就不想让司马攸痊愈,于是御医返回时都汇报说“齐王无病”。
河南尹向雄劝道:“陛下虽然有很多子嗣,但是整体素质都不高,在社会上也没什么名气和声望。
齐王(司马攸)长期在京师生活,不仅德高望重,也是陛下的得力助手啊,您可千万别一时糊涂、害了他的性命,到时候后悔可来不及了!”
司马炎对此置若罔闻。
向雄得知司马炎铁了心就是让司马攸死,也是一阵气愤一阵惋惜,最后生了一场病,医治无效去世了。
后来,司马攸的病越来越严重,司马炎下诏催促他赶紧动身前往封国,司马攸只好强撑着病体来向司马炎辞行,结果司马炎看到司马攸衣冠得体、风度斐然、仪容端庄,与常日里的举止没有什么变化,根本就不像一个重病缠身、久病不起的样子,更是怀疑司马攸是在装病,于是赶紧更加急切的催促司马攸上路。
司马攸离开后过了没几天,就大口大口的吐着鲜血,最后在悲愤交加中去世了。
司马炎亲自前去参加司马攸的葬礼,司马攸的儿子司马囧崩溃大哭,整个人跺脚捶地、嚎啕不止,口口声声说着父亲的病是被包藏祸心的太医给耽误的。
于是司马炎下诏立刻诛杀了给司马攸看病的太医,并且将司马囧定为齐王司马攸的继嗣。
本来,司马炎与齐王司马攸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然而遭不住荀勗、冯紞等人天天给司马攸泼脏水,司马炎实在是担心太子司马衷会受到司马攸的威胁,所以铁了心一定要将司马攸赶出中央。
等到司马攸去世的噩耗传来,司马炎回想起往日兄弟情深的点点滴滴,还是忍不住悲伤恸哭了一场。
当时,冯紞就在司马炎的身边,对他说:“齐王只不过是名气大,他根本就没外面传的的那么好,他沽名钓誉、笼络人心,搞得天下人都被他的外表所迷惑进而追随他,现在老天有眼,把他的命给收了,这难道不是江山社稷的福气吗?陛下何必这么伤心呢?”
听了这话,司马炎才止住了眼泪。
司马炎下诏要求司马攸的葬礼要按照安平献王司马孚的葬礼规模举行(用东园温明秘器下葬,其余丧葬事项对标汉·东平献王刘苍的葬礼)。
司马攸言行举止十分谨慎,态度恭敬、处事守礼,几乎没怎么犯过差错,司马炎就算是作为他的亲哥哥,都对司马攸敬畏三分;每次司马炎要拉着司马攸一起说话的时候,司马炎也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生怕自己哪句话说的不合适落了司马攸的下风,因此总是要说话前在脑中仔细思量。
6.夏天,五月己亥日,琅邪王司马伷去世。
7.冬天,十一月,司马炎任命尚书左仆射魏舒为司徒。
8.河南郡以及荆州、扬州等六个州发生了严重的洪灾。
9.归命侯孙皓去世,享年四十三岁。
10.本年,鲜卑首领慕容涉归去世,慕容涉归的弟弟慕容删篡位夺权,霸占了首领之位,并打算杀害慕容涉归的儿子慕容廆(字 奕落瓌,一说慕容廆的本名为 若洛廆),因此,慕容廆火速逃走,在外流落了一段时间之后,辽东郡徐郁收留了他,于是慕容廆就一直藏在徐郁的家中。
五年(乙巳,284年)
1.春天,正月己亥日,武库院子的水井中出现了两条青龙,司马炎亲自跑去观看,看完后整个人喜笑颜开。
群臣百官们都打算借着青龙祥瑞入朝拜贺,而尚书仆射刘毅却上表说:“当初夏朝的宫殿中就降下过龙,最终这条龙成为了西周动乱的罪魁祸首。
《周易》中说了:‘龙潜伏在水下,还不是它腾飞升天、一展身手的时候,这预示着象征阳性的事物处于劣势。’
依据古书典籍上的内容推断,此次青龙出现在井底并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祥瑞。”
司马炎采纳了刘毅的提议,要求群臣不得上疏庆贺。
2.早年间,魏朝的陈群认为仅靠吏部(主管人事任免)选拔官员,选择面很局限,难以发掘天底下更多的人才,于是提出在各郡国设置小中正,在州设置大中正,能被选去当大小中正的官员,要具备如下几个条件:一、在中央任过职的,二、品性端庄、德行优良、才华出众的,三、是州、郡国的本地人。
按照这个标准选出来的中正官在人事考核的时候,将考核等级分为九等,如果有德才兼备、出类拔萃的人才,那么就要予以提拔;如果被考核者素质低下、能不堪任,那么就要予以罢退。
然后再由吏部对中正官们推荐上来的人员进行选拔。
陈群提出的九品中正制至今已经实施了一很长段时间,负责选拔人才的中正官越来越不称职、越来越没水准,不仅选不出像模像样的人才,还结党营私、徇私舞弊,奸恶荒唐之事层出不穷,基本成了开后门、行贿赂、谋私利的官方渠道。
刘毅上书说:“如今的这些中正官员,由他们自己制定考核品级的具体标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标准,没有统一的说法,完全是他们自己随心所欲、胡乱制定,士人到底是进是退、是升是降,全都是由这帮人说了算,怎么让人心服口服!
原本人事任免工作是中央部门在做,结果现在都把权力下放给了基层,让这些地方上的官员感受到了来自中央的权力,难以进行适当的把控,还会让陛下的皇权一点点受到侵蚀和残害。
不仅如此,这帮中正官不会因为自己选出的人名不副实而受到惩罚,还任由告密者横行霸道,搞得私下里检举揭发的流言蜚语满天飞。
人们的奸心和私欲各不相同,为了利益什么下三滥、无底线的事情都做得出来:素质卑劣、才能低下的人想要往上爬,只需要给中正送礼行贿就能称心如意;奸猾狡诈、心怀不轨的小人想要陷害他人,只需要背地里高黑状、散谣言就能达成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哪里还有踏实质朴、风清气正的风气?满眼都是利益、迫害、压榨和诋毁。
这难道不是朝廷的耻辱吗!
“我认为九品中正制度发展至今已经出现了八个大问题,分别如下:
第一点,谁才华高、谁能力强,完全由当朝权贵说了算,谁对谁错,完全以家族兴旺衰败为转移。对于一个人的评判结论,有可能短短十来天就完全天翻地覆,最终使得高级勋旧、名门望族家中的子弟永远都是高级官员、朝廷命官,而势力低下、出身低贱的人却永无出头之日。
第二点,在州郡设置中正,本意让这些中正由德高望重、众望所归的长者担任,这样他所说的话才有分量,他所选出来的官员才有品质保证,可以统一一个地区的评判标准,以免标准不一而出现不必要的混乱。
但是现在反倒把中正这个官位看得重了,不管担任中正的这个人到底如何,导致原本应该统一的标准变得混乱不堪,使得乱七八糟的言论在地方上大肆横行,使得大臣之间相互猜忌埋怨、结下梁子。
第三点,原本将评判标准划分为九个品级,是为了对人的能力水平、德行素质进行优劣区分,能够以此为准对人才排出个一二三的位次来。
而现在能力差、素质低的人反倒跃升于优秀人才之上,使得有能力的贤人怀才不遇,愚笨奸邪之辈却在官场混得风生水起。
第四点,陛下对于有功的人会予以奖赏,对于犯罪之人会处以刑罚,这一切都有法可依、有例可循,然而中正承担着一个州、一个郡的人才选拔工作,却不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选出来的人不合适也不进行惩罚、选出来的人称职肯干也不予以奖赏,激励措施不到位,对这些中正官来说人事任免工作做得好与坏都没有什么分别。
而且朝廷还禁止基层民众向中央举报告状,更是让这些没素质、没道德的中正官在州郡横行霸道、肆意妄为,完全没有任何束缚,那些受到冤枉的人没有地方伸冤,使得民间的积怨越来越深,而陛下却无从得知。
第五点,一个郡国之中的士人,往多了说有上千人,这些人里面有很多是从他乡漂泊而来讨生活的,中正对大部分人连认都不认识,何谈挖掘人才?何谈尽人之才?
然而中正是怎么做的呢?无论他到底有没有了解过这些士人,都必须要按照规定给这些人一些评价和结语,那么就只能根据该官员所在的官府在外的声誉来写一些正面的褒奖,然后再根据外面的流言蜚语、谣言舆论来写一些负面的批评。
如果中正选择凭借自己的印象和判断来写评语,那么有很多士人他根本就不认识,更谈不上什么了解;
如果中正选择听取外在的褒奖和诋毁来进行评判,那么其中必然裹挟着很多不公平、不公正、想当然。
第六点,挑选人才,本质上是为了让他们更好的治理一方百姓,然而如今政绩优秀的官员却常常被评为下等,懒政渎职没有业绩的官员却被评为上等,这完全是把那些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做事的好官的晋升之路给堵死了,反而让那些崇尚虚名、沽名钓誉、虚伪空谈的懒官贪官成为了被推崇、被提拔的对象,让民间社会虚无浮华、假大空的风气愈演愈烈。
第七点,不同的人,能力水平是不同的,不同的工作岗位,对于能力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
如今对人才的评价,不根据他的优点特长去对标相应的岗位职责,而是盲目笼统的给所有人都死板的划分为九个品级,会面临两个问题:
如果将按照统一的标准筛选出来的人由高到低依次补入不同岗位,那么考核优秀的人不一定就适合被分配的岗位;
如果想要按照特长优点去分配岗位,然而此人已经在统一标准的评判下定好了品级,很有可能按照他目前的等级是无法被分到最适合的岗位上的。
这就使得根据九个品级区分出的人才水平高低变得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一只空谈,使得官员的实际能力的展现受限于九品等级的划分。
第八点,考核过后位列下品的人不会得到公开的批评惩罚,考核过后位列上品的人也不会得到应有的表彰和赞扬,再加上这些中正官们按照自己的偏爱、偏恶来任用或者罢退,选上来的都是他们自己的亲信和党羽,这使得士人不得不放下道德素质、放下礼义廉耻,而选择偷奸耍滑、行贿送礼,忙着打点官场上的人情世故。
综上所述,‘中正’实际上是‘奸府’,‘九品’实际上是‘八害’,从古至今上哪儿找这么荒唐的制度!
微臣认为应当取消中正官,取消九品制,彻底除去魏室遗留下来的糟粕,重新创建一个新的、更便于施行、便于发掘人才的干部选拔制度。”
太尉·汝南王司马亮、司空卫瓘也上书说:“魏室之所以会推出九品中正制,是因为在开国之前天下大乱、战火不息,各地的士人流离失所、寄寓他乡,想要对人才追根溯源的做背景调查已经是不太现实的事情了,所以暂时靠着九品中正制来对士人进行一个粗略的、统一的评判,便于当时情况下的人才选拔。
然而现在天下已经归于一统,正是陛下广播福泽、教化民众、推行善政的时期,应当废除前代在丧乱时期草草定下的制度。
微臣认为,可以以士人的户籍所在地为基础,由户籍所在地的官府对官员进行评判。
那么户籍所在地如何确定?
微臣认为,上至公卿、下至基层官吏,他们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户籍所在地,这样从制度层面就再也不存在漂泊他乡的异乡人了,居住在当地的所有人都是‘本地人’。
那么废除九品中正制之后应该用什么方式进行干部人事选拔呢?
应当按照官员在当地的舆论、人们对他的评价、老百姓对他的拥戴程度来进行人才的选拔。
如此一来,官员们就都会忙着真真切切的做实事、帮助老百姓排忧解难;
如此一来,所有人都会想着靠着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拼出一个前程,而不是想着如何搞好人情世故、逢迎讨好来赚前程了;
如此一来,那些虚伪浮华、空喊口号的风气便能得到极大的压制。”
始平王司马玮的文学(诸侯王会各分配一个师友、一个文学)江夏人李重上书说:“既然要废除九品中正制、推行以‘土断’为基础的人才选拔制度,那么就要给出一段时间让想回到故土的人自由迁徙,等迁徙结束,就可以推行新制度了。”
司马炎心中对上述的这些奏疏内容深表认可,但是最终还是没能废除九品中正制。
3.冬天,十一月庚午日,赦免天下全部囚犯。
4.闰十一月,当阳成侯杜预去世。
5.本年,边塞之外的匈奴首领胡太阿厚带着手下部落中二万九千三百人投降于晋廷。
司马炎把这些胡人安置在边塞之内的西河郡中居住。
6.司马炎下诏将宁州并入益州,设置南夷校尉府,安排南夷校尉负责镇压、监管、控制南中地区。
六年(乙巳,285年)
1.春天,正月,尚书左仆射刘毅辞官退休,过了没多久就去世了。
2.正月戊辰日,司马炎任命王浑为尚书左仆射,任命王浑的儿子王济为侍中。
王浑所管理的部门中有一个主管做事决策失误,造成了不良影响,于是王济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给这位主管定了罪。
王济的族兄王佑,与王济之间的关系向来势同水火,看到王济处理了王浑手下的员工,于是直接一纸奏疏弹劾王济“连自己的父亲都不能包容”,从这以后,司马炎对王济就逐渐疏远了,后来王济犯了事触犯了法律,直接被司马炎革去了侍中一职。
由于王济这人性豪爽粗放且崇尚奢靡、为人高调,司马炎曾经对侍中和峤(和洽之孙)说:“我准备先把王济骂一通,压一压他嚣张的气焰,然后给他个官做,你觉得怎么样?”
和峤回答:“王济心气儿高,自尊心强,且为人直爽豪迈,恐怕您这么做难以让他屈服。”
司马炎还是把王济叫了过来,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臭骂,然后问道:“你惭愧吗!”
王济说:“一尺布缝一缝还能凑合,一斗粟捣一捣还能下锅,俩兄弟却要斗得你死我活。
每次一想到这句话,我就为陛下感到脸红!
别人的一两句谗言,就能让陛下疏离原本亲近的人,而我却不能让陛下亲近您本该亲近的人,对此我也深感羞愧!”
司马炎知道王济这话明里暗里说的是自己逼死了亲弟弟·齐王司马攸,于是一时哑口无言,不知该如何回应。
3.青州、梁州、幽州、冀州发生了旱灾。
4.秋天,八月初一(丙戌),发生了日食。
5.冬天,十二月庚子,襄阳武侯王濬去世。
6.本年,鲜卑首领慕容删(慕容涉归之弟)被部下杀害,于是鲜卑慕容部重新把慕容涉归的儿子慕容廆接回了部落,拥立他为首领。
慕容部与宇文部之间有很深的仇怨,慕容廆向朝廷提出请求出兵讨伐宇文部,但是并没有得到司马炎的批准。
这一拒绝激怒了慕容廆,直接带兵入侵辽西郡,在当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司马炎发动幽州的军队讨伐慕容廆。
幽州军与慕容廆在辽西郡的肥如县展开了激烈对战,慕容廆被打得节节败退,于是慌不择路的率众逃跑了。
从这以后,慕容廆每年都要带着鲜卑人在边境作乱,还要跑去打东边的扶余国,最后逼得扶余王依虑自杀,依虑的孩子们也都跑到沃沮国保命。
慕容廆在扶余国的都城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坏,掳掠走了一万多名扶余人。
七年(丙午,286年)
1.春天,正月初一(甲申),发生了日食。
司徒魏舒声称自己身患重病,请求退位让贤,得到了司马炎的批准,司马炎封魏舒为“剧阳子”然后让他回家修养。
魏舒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向来都是老老实实的做实事,从来不打嘴炮、喊口号,他也从不到处宣扬自己向司马炎说过什么,直到他退位的那一天,都没有人知道他发表过什么言论和计策。
卫瓘曾经给魏舒写信,说:“我也打算退位让贤,还总是与您商量这件事呢,但是直到现在我也没落到实处。唉,您果然还是做到了,真可谓是‘眼看就要追上了,稍一不留神,又被甩的老远’啊!”
2.夏天,鲜卑慕容廆入侵辽东郡。
为了躲避慕容廆的侵扰,已故扶余国国王依虑的儿子依罗提出请求,想要带着现有的部众重返故国旧地上生活,并且派人找东夷校尉何龛请求出兵护送。
东夷校尉何龛派都护贾沈带着兵众前去护送依罗迁徙。
慕容廆派遣部将孙丁率领骑兵从半路上杀出,拦截依罗的迁徙队伍,都护贾沈与孙丁展开了奋力拼杀,成功砍下了孙丁的头颅,然后将依罗护送到了目的地,帮助他恢复了扶余国。
3.秋天,匈奴人胡都大博与萎莎种胡率领着胡人部落共十多万口,来到雍州请求投降于晋廷。
4.九月戊寅日,扶风王司马骏去世。
5.冬天,十一月壬子日,司马炎任命陇西王司马泰(司马懿的弟弟司马馗之子)为关中都督。
6.本年,鲜卑可汗拓跋悉鹿(一说 拓跋悉禄)去世,由他的弟弟拓跋绰继任为新一任可汗。
八年(丁未,287年)
1.春天,正月初一(戊申),发生了日食。
2.太庙宫殿的地基陷落。
秋天,九月,司马炎下诏重新修建太庙,工人大约有六万人。
3.本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人率领部落共一万一千五百口人投降于晋廷。
九年(戊申,288年)
1.春天,正月初一(壬申),发生了日食。
2.夏天,六月初一(庚子),发生了日食。
3.各地郡国发生了三十三次旱灾。
4.秋天,八月壬子日,出现了流星雨。
5.发生了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