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与迟子建吃饭，两人都是嗜吃的饕餮，虎视眈眈盯着美味佳肴，很快就把它们消灭了。不过与东北人迟子建不同，江南人苏童吃相很文明，而且懂得谦让，是个有品格的“吃货”。
迟子建知道苏童“贪吃”，有次就故意给他讲如何在副食商店买了大棒骨，把它们放到大的钢精锅里用文火煮它几个小时，你在这边可以从容地写作，等到了吃饭时，骨头汤只剩奶白色的小半锅，你可以加上各种调料，洗一把碧绿的菠菜放进去，美美地吃上一顿。这菜做起来不需大操大办，省时省钱，既解了“馋”，又补充了营养。
苏童听完迟子建的叙述，果然馋得声称“要流口水了”。
海明威说，一个“不愉快的童年”是成为作家的必要条件。这话虽然有点以偏概全，但我看过很多作家的传记，有着愉快童年的作家的确不多，好像就有一个王安忆。苏童，当然也有一个不愉快的童年。他说，我一直相信托尔斯泰的话：一个作家的写作，最终要回到他的童年。
苏童原名童忠贵 ，生于1963年，9岁那年得了肾炎，父亲用自行车驮着他，从家往医院走，要走很长一段路，要走很长一段时间。疾病使他孤独和自卑，他们家是很普通的工薪家庭，父母和大姐要上班，两个哥哥要上学，他只能一个人在家，并且给自己熬药，而且用的是煤炉。
当时他上小学三年级，已经认识很多字了，非常自然的，他就去寻找所有能看的文字。墙上很潮湿，贴满报纸，他蹲在墙根，借着河水的反光去看那些字。报纸都看完了，看无可看，妈妈便在厂里办了一个借书卡，把厂里阅览室各种各样的书拿回来给他看。他最初的文学吸收便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发生的。
在孤独和沉默中，苏童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大学时光五彩缤纷，青春气息充盈勃发，但他最钟爱的生活方式，依然是看书。“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读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我只花了一天工夫就把书看完。我记得看完最后一页的时候，教室里已经空空荡荡，校工从走廊里经过，把灯一盏盏地拉灭。我走出教室，内心也是一片忧伤的黑暗……”
迟子建说，苏童的作品流露出与其年龄极不匹配的沧桑感。他的小说从一开始就成熟于他的年龄。苏童以枫杨树故乡作为文学创作天空黝蓝的底调，决定了他的文学的丰富和纯净。苏童自己也说，尽管自己很年轻，但是写作的年龄其实已经很长了，所以写作的心态也就很老了。
苏童长得很帅，被称为“中国作家第一帅哥”。他看上去有点“腼腆”，在公众场合的话语也不多。他的形象用比较时髦的一个词形容，就是“酷”。但是他的“腼腆”使他的“酷”得到了最好的收敛，所以看上去是个“书生”，而不是明星。
苏童擅长写女人，非常懂女人。他说，女人固然需要思想，但她首先应该是个女人。在他描写的众多女人中，思想总是不重要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女人们是在用行为思想，用身体思想，用人生思想，而不是用大脑思想。
苏童身上有着江南人独有的闲适，江南灵秀的山水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了他。无论为人还是为文，都可以让人体会到那种宠辱不惊、挥洒自如的气度，这决定了他的写作一直悠徐从容、不急不躁。
苏童是个高产作家，他的《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为《大红灯笼高高挂》，《米》被黄健中改编为《大鸿米店》，《黄雀记》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黄雀记讲述了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命运纠结史。香椿树街鼎鼎有名的纨绔子弟柳生强奸了一名少女，却让普通少年保润替其坐牢。最终，保润杀了柳生。《黄雀记》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事风格和节奏。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通过三个不同的当事人的视角，组成三段体的结构，写他们后来的成长和不停的碰撞，或者说这三个受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命运，背后是这个时代的变迁。”
《黄雀记》的写作过程中，作者一直在想着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两部代表作。《黄雀记》之名源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黄雀记》是一部青春小说，主人公成长阶段的迷茫、激情、浮躁，同时，又难以脱尽的单纯、怯懦与善良，都在书中不断呈现。
《黄雀记》里每一个转折、每一个细节，苏童都处理得非常好。如果说一部小说是一个很简单的抽象主题的话，那这个小说可能会比较简单化。但恰恰苏童在这部小说里用他非常擅长的叙事把人物的心理表达出来，非常丰满。读者觉得他这种叙事的成熟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精确、甚至是精深的程度。本书在主题和技法上仍然秉承苏童以往的风格，也再一次回到他的文学地图香椿树街，重新叙述关于成长的故事，展现在变幻的时代背景中小人物的性格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