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的社会中也还有这种来源于农业社会的世俗伦理，对个人有很多束缚。游牧社会就相对个人化，别人怎么看没那么重要。初唐的边塞诗中，个人的孤独感与胡风相混杂，构成了一种很特殊的个人主义，所以我们常常称唐诗为浪漫主义文学。浪漫当然是因为诗人得到了巨大的解放，不再是活在伦理当中的人，而是活在自然当中的人。他们面对的是自然，在大自然中诗人实现了自我完成。
我在翻阅唐朝历史的时候，觉得每个生命都是在最大的孤独里面实现了自我完成。
唐代是文学史上少有的一个时期，个人有机会把自己解放出来，而不再被当做群体的角色看待，个人就是纯粹的个人。
我总觉得诗是一个遗忘的过程，越忘得干净它越容易跑出来跟你对话。我相信好的诗不是专业研究的对象，好的诗是活在口边的，它常常被人脱口而出，契合了生命在刹那的状态跟经验。
诗如果不能够跟生命对话，就真的味同嚼蜡。
唐朝是一次中国文化少有的出走。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如果有庙的话，一定把这两句放在那里做最重要的“签王”。所有人的生命领悟不过如此，对于身处绝望当中的朋友，这两句是最好的礼物。你的绝望刚好是你的转机，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认为到了“水穷处”只有大哭。我们没有发现水穷之处就是云起之时，水穷之处是一个空间，云起之时是一个时间，在空间的绝望之处看到时间的转机，生命还没有停止，所以还有新的可能、新的追求。年轻的时候写“纷纷射杀五单于”的王维，这个时候看到了生命的另外一个状态，也许他要与原来所有敌对的东西和好，与他自己认为是绝望的那个部分和好。这是王维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文学与艺术，或者说美的世界，对人生最大的贡献，是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功利的状态。所谓“功利”，就是每个人囿于自身的角色定位，无法去理解他人。文学与艺术会使人转换，从他者的立场与角度来观察生命现象。设身处地是最合适的爱的基础，只有设身处地才会产生爱。那些攻击、对立，都是因为没有设身处地。因为只有一个自身的立场，所以对方都是错的。
创作的伟大就是在不了解与隔阂时，设身处地去感知对方的处境。
杜甫的社会性很强，李白根本没有社会性，“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亮与影子都要解脱社会性。李白鼓励个人把社会性的部分切断，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个人角度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儒家对于一个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一定是放在群体当中考虑，比如孝与忠，是在家族与国家里完成自我，如果抽离了家族和国家，个人的意义无从讨论。李白不讨论这些间题，他就是一个决然的个人。“天生我材必有用”，“我”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杜甫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行为都是把自己放到群体当中。
“圣”与“仙”是非常不同的两种形态。在中国的整个思想极度成熟，文学达到登峰的时刻，李白体现了老庄思想的最高完成，杜甫体现了孔孟哲学的最高完成。
文学带来的压力，留在整个历史当中，会变成一种良心。
我相信繁华在回忆当中会越来越被夸张。晚唐的靡丽诗歌，其实是对于大唐繁华盛世的回忆。
如果与李白、杜甫相比较，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在李商隐的晚唐世界当中，人开始沉静下来。我不觉得这种沉静全都是悲哀，还有一种繁华将尽时的沉淀感。大唐盛世就像是漫天都撒满了金银碎屑，非常华丽，现在这些都慢慢飘落下来，所以我觉得更准确的概括是“沉淀”。
王尔德很有名的童话都是采用象征手法。他曾经写过，有一个大学生爱上一个女孩，那个女孩要他送一些盛放的红玫瑰给自己，才答应和他跳舞。可是大学生的花园里一朵玫瑰也没有，他哭了起来。哭声被一只夜莺听到了，它感受到了这个青年男子内心的爱和落寞，决定为他完成这个心愿。于是，它把自己的心口贴在玫瑰树的刺上开始唱歌，鲜血灌注进树的“血管”，一夜之间，红玫瑰的花瓣次第开放。在这个故事中，王尔德用象征主义手法描述了如果用生命去付出，用心血去灌溉，绝美的奇迹就会发生，很像李商隐写的“身在情长在”。第二天，大学生在窗外看到了一朵盛放的红玫瑰，但他没有看到底下有一只夜莺的尸体。这就是所谓象征主义的文学，常常用寓言或者典故来书写个体的生命经验。
我想李商隐是非常前卫的，我说前卫是因为他比较不从儒家的角度出发，甚至也不完全是从老庄的角度出发。如果从儒家的角度来讲，长生是好的，因为儒家肯定生；如果从老庄的角度讲，嫦娥是好的，她已经成仙，因为老庄希望成仙。李商隐把这两个东西都否定了，他觉得成不成仙最后都是荒凉。传统文化从来不敢碰这种问题，没有人讲过“嫦娥应悔偷灵药”。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李商隐看来，生命的热情可以完成就好了，“碧海青天夜夜心”对他来讲不是意义，重要的是说生命在激情的刹那是否自我完成，所以他歌颂的是“春蚕到死”或者“蜡炬成灰”。我们会发现他与儒道两家都不合，与佛也不合。他没有真正要完全解脱，他就是眷恋人世。这非常像十九世纪末波特莱尔这类象征派的颓废诗人，有世纪末的感觉。
没有事情发生，日复一日，岁月不动声色地过去，这才是一种令人心里发慌的东西。好像就在那里一直过着过着，然后生命就要过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