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的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题记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才女作家萧红是令人扼腕叹息的女性,天资聪颖而命运多舛,才华卓越却英年早逝。一生为情所苦,为情所累,虽红颜薄命,但传世之作《呼兰河传》却让我们脑海深深烙下了那过早凋零的萧萧落红。
宣统三年五月端午节那天,1911年6月1日,中国文学史一个奇女子诞生了。那一天正是屈原的忌日,或许是一种无意的巧合,或许是上苍着意的安排,萧红以后的日子真的像屈原一样的艰辛和困难。
她的父亲封建家长制思想严重,缺乏温情,母亲体格柔弱,男尊女卑思想严重。她从小就生活在没有温情和母爱的家庭里,养成了既任性顽皮又脆弱,既自尊敏感又孤僻的性格,只有祖父对她宠爱有加,八岁时,生母去世,父亲续娶继母,她的生活相对是艰苦的,与父亲的关系也日益恶化。
学生时代的萧红读书异常用功,成绩名列前茅,除喜欢读书外,她还热衷于画画,对民间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展示出了在艺术上的天分。
1927年,萧红与出生在殷实之家的汪恩甲订了婚。但汪恩甲的性格比较轻浮,而且还吸食鸦片,于是,她变得心事重重,喜怒无常,却无能为力。
1930年,在哈尔滨求学时,她与从小一起长大,两小无猜的表哥陆振舜以表兄妹的名义偷偷来往,引起张家与汪家的注意。她被取消学籍,她气愤这种蛮横的做法,郁结在内心的反抗情绪更加炽烈,在陆振舜的鼓励下,效法娜拉出走,到了北京。
萧红与陆振舜的离家出走,在闭塞的呼兰河县引起轩然大波,使家人备受舆论的压力,汪家就此发难,萧红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陆振舜也被家里断绝了经济来源,无奈两人被迫返回哈尔滨。不久,两人分手,萧红过了一段短暂的流浪生活。后来,实在无路可退,她被迫向家里妥协,答应与汪恩甲结婚。
萧红回到闭塞的呼兰县城,被乡邻视为“怪物”,因之受到家族歧视,1931年,她回到阿城县福昌号屯堂兄甲暂住。因出面替佃户和长工向伯父求情,被痛打一顿,锁在一间空房子里,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她逃了出来,回到了哈尔滨。
萧红的又一次出走,和以父亲为代表的封建地主家庭彻底决裂了,她终于离开自己并不温暖的家,只身飘零天涯,这种结局,对这个女孩子来说,是多么残酷而又无奈,但倔强的萧红毅然决然选择这条路,虽然年轻的她也不知道明天的路究竟该怎样去走。
1932年,深陷困境的她在旅馆遇见了萧军,受到了他的帮助,两人一见如故,同时坠入爱河。这种一见钟情的闪电式爱情,既是基于彼此真诚倾诉的相互理解,也是由于相近命运的彼此同情,更是由于青春生命的相互吸引,虽然那时他们物质生活是贫乏的,但两人的精神上是快乐的。萧红也在萧军的帮助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但现实终究是现实,性格差异的两人相爱六年后,各奔东西。两人一同经过患难,历过不离不弃,对彼此产生的情感都互为看重,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真爱成了彼此痛苦的源泉,这或许是萧红出走日本和北京后,萧军一封呼唤回来的信就使她马不停蹄的回到萧军身边的原因。可世事的变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走上创作道路的她随着视野的开阔,骨子里的反叛因子逐渐增强,特别是萧军与陈涓的暧昧和许粤华的暗胎珠结,使从小奢求温暖较常人强的萧红,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端木蕻良的出现抚慰了萧红心灵上的的创伤,端木的柔弱和对女性的依附与萧军迥然有别,与萧红天生的母爱一拍即合。尤其是端木对她创作上成就的赏识,更使她仿佛看到自己真正需要的爱情,不是萧军雷霆万钧式的疯狂,而是端木和风细雨的柔情。
1938年5月下旬,萧红与端木在汉口大同酒家举行了结婚典礼,她第一次名正言顺的做了新娘,不再抽烟,也很少喝酒,与萧军的家长作风,过分保护相比较,端木生活能力较差,依赖性强,使萧红有了一种当家作主的尊严感,但时间一长,她也不堪重负。相爱容易相处难,加上两人的出身、经历和性格的差异,内心深处的隔阂是存在的。
1940年1月下旬,因战事吃紧,两人从重庆飞抵香港,就在他们埋头创作之际,险恶的时事让他们不得不考虑离开,然而还不及把离港的计划付之实施,萧红的病情便发生了一系列急剧的变化,咳嗽、头痛、发烧、四肢无力、失眠……越来越频繁,病中的萧红得到了很多人的关心,除了毅夫,负担全部医药费用的周鲸文等东北老乡外,还有茅盾、巴人、杨刚、柳亚子等。
1940年9月,胞弟张秀珂的同学骆宾基困居香港旅馆,希望得到慕名已久的萧红的帮助,萧红托着病体专为其即将发表的文章设计了报头式的刊头画,骆宾基万分感激。萧红生病后,非常孤独,端木常常忙着自己的事,无暇顾及她,骆宾基的出现,给他带来了很多安慰。两人互诉曾经,骆宾基谈起了他与冯雪峰未完成的一部关于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这就是萧红念念不忘的那半部《红楼》。他们俩越谈越投机,情感在倾心交谈中萌发。萧红求情骆宾基在她康复之后娶她为妻,结为秦晋之好。
1942年1月18日,萧红病情恶化,她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向骆宾基要纸笔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的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继而,她又写道:“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一旁的骆宾基一阵热泪夺眶而出。
1月22日上午11时,从萧红口中嘘出来了最后一口气,她走了,走向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萧红心有不甘的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困扰了她短短一生的是两性的情与爱,她饱受了太多的无常与变幻,承受了太多的不幸于悲哀,她在自我意识里充满了对女性的自尊与坚强,却难以逃脱对男性的依附,由于这种矛盾,才使她挣脱家庭的羁绊又难以离开汪恩甲,经历了与萧军的狂热而饱尝了痛苦的婚恋与端木的理性结合又终于失望的无奈,乃至病入膏肓还奢求骆宾基会给她完美的爱,她在临死之前醒悟道:“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错不在她是一个女人,错在她与之相爱的三个文学男人,都想做“红花”而不愿做“绿叶”。
萧红,曲高和寡的萧红,早在三十年代就被鲁迅、茅盾同时评价为“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的萧红;南社创始人柳亚子先生赞誉“有掀天之意气,盖世之才华”的萧红;与南国壮丽秀美的“蓝天碧水”永处的萧红;在与命运的抗争中,为人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思考空间,我们将始终铭记那华丽的萧萧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