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时候（我）信心满满地跟众人说：‘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我能把他们培养成优秀学者或者超级罪犯。’”
华生①是个疯子，可我需要他。
在我十五岁时，我的生活里迫切需要一个的“华生”，哪怕我深知以人为对象的实验总伴有伦理的争议，可我依旧渴望一个执拗的科学狂人出现在我面前，拍着胸脯，打着包票，尽力收敛着眼中的狂热，并宣称可以为我量身打造一套学习计划，让“学习”成为致瘾的药物。
我如此偏执地渴求学习的捷径，并非是因为成绩差或不努力。我的成绩趋于中上，介于退一步成为“差等生”，而进一步便可享受吹捧之间。优异成绩相当于快乐的一般等价物，一直的优秀则是在学生时代永葆快乐的保证。尤其在私立学校里，成绩甚至可以兑换物质与人品，是比黄金更稳定、更尊贵的财富标准。但像我这样的人并不是高分的常客，一旦有一次发挥失常，猜忌与批评声便汹涌袭来。在初二下学期期中考试后我第四次跌出了全班前十行列，沮丧伴随着畏惧一同消磨了我的意志。所以当我在期中考试总结大会中听到教导主任说“学习是件苦差事”后，我忽然有了些奇特的思考：
若我真心热爱学习，是否算是学习的捷径？
若我的热爱让我不再对学习抱有敌意，学习是否不再是苦差事？
若学习不再是苦差事，那学习是否没了现实的意义？
我一直等待着主任言辞的转折，可惜没有，话筒厚实了主任沙哑的声音，这股抑扬顿挫的激昂正粉饰着听客的灵魂，拜上帝的庄重在遍遍掌声中“隆隆”筑起，新的巴比塔成为了彩虹誓言的拥簇②。而台下渺小的学生们，都成为了这场伟大建设的参与者。这些与我一样十五岁的稚子们聆听着祷告，心中默记下“要为学习刻苦终生”的信条，眼睛随之冒出了光。
只不过除去“优等生”外，其余人眼中的光略显黯淡。他们被迫加入到了这场狂欢。当为优异者表彰时，台下机械般的掌声中隐藏着一个个低下去的头。这些风雨中的麦穗再也直不起腰了；与自卑一起窜出的是无意的忤逆；与忤逆一同增长的是对爱的渴求；与渴求爱一并迸发的是对快乐的崇拜。
我则又有所不同——我能学会的东西有很多，可唯独学不会忤逆。在我骨子里，忤逆他人与目无尊长一样无理。无权忤逆的我只有无声质疑这一条路可走，但在质疑后便又踏入了寒流中。刺骨的冰冷顺势扎入我的血管，流水涌动着扑向了心脏。我眼前只有星月消散的夜晚，耳畔所闻只有浪的哀怨。当我十八岁时，坐在岸旁回头眺望另一端的黑暗时，我不由深陷回忆，任凭冷风刮蹭着我的肌肤。许久，我冲岸上喊了一声，却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也不知是从未有人上岸，还是从未有人活着。
当北电中戏的编导专业选择文化课招生时，地底下传来了一些微弱的声音：
“为什么北电中戏要选择文化考试啊？难道那些文化生连专业都要比我们好吗？”
当我十六岁进入高中时，身旁对于艺考生的偏见就未停止过，而质疑的中心点在于是“捷径”还是“素质”。支持“捷径”的人普遍认为，艺术很简单，无非是一些开口闭口、伸腿蹬脚的运动，有什么难得，文化课，一遍遍刷题到凌晨不更难吗？甚至一些中流末的学生为了考一个一本大学，投身于艺考事业，也是听信了“捷径”的说法。而支持“素质”的大部分是富家子弟，他们认为艺术可以陶冶情操，是熏陶人修为的一种方式。可还有一部分人，甚至并不知道艺考的存在，也对艺术可以考试大为震惊，譬如我。高一的我第一次听说这个群体。在私立学校里，这样的学生并不存在。我对于这群同龄人唯一的印象，还暂留在元旦联欢中的歌舞表演。看着他们在台上享受欢呼，我还有些羡慕。只是艺考本身让我很疑惑，把法国沙龙的通过比喻成一场考试，那梅索尼埃一定是佼佼者，而梵高则是落榜人。可时过境迁，人们早已忘记梅索尼埃的作品，却在世界各地为梵高欢呼。昨天我还在太原翻修过的食品街里看到了拼图版的《向日葵》，我想，梵高至死都不敢相信，自己的作品会被数千里之外、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喜爱。
我是热爱艺术的。在我三岁那年，我开始阅读连环画版的《三国演义》；七岁那年，我在篮球与钢琴中选择了后者，并拿到了美术的全国一等奖；三年后，我学习了美声，还入选了学校的鼓乐队，成了一名隆隆响的大鼓手。而在初中伴我度过高压生活的，还是琴房里的海顿与书桌上的大仲马。十四岁那年，我开始写日记。那时有个语文课本大小的闲本子用来随笔，班里有几个调皮的男孩知道这件事后趁我吃饭时偷偷翻出本子来想一睹为快。当我回到教室时，便看见一群撅起的屁股晃来晃去，一些催促阅读的叫喊声预示着我有了第一批读者。
我对艺术是充满感激的。有才能的艺考生让我尤为亲切。在我十七岁从实验班滑落后，接触的艺考生更多了。虽说大部分的他们是愁于高考而走上艺考道路的，可有不少的朋友最终还是热爱上艺术了。艺术为这些孩子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此之前，他们的世界里只有失败的成绩与“差生”的名分。当自卑成为了深入骨髓的基因，突然的表扬也是一场黄粱美梦。而艺术让我们明白了，这个世界不仅只有繁重的作业与不可逃脱的考试，还有鲜花、落叶与死去的老狗，人的悲欢也不仅仅指为突兀的早恋或成绩的兴衰而作，甚至毫无目的，中年男人为了一群在街上拿着枪打闹的男孩落泪。生活不一定是艺术，但艺术一定是生活。
那年我曾在艺考机构里遇见了一个中戏的老师。那是一个梳着背头不甚自负的男人，授课时总爱拿着个褐色杯子。即便站起来指导学生的动作，也从不释手。他眼前的学生中，有八岁拍过电影、十岁上过春晚的童星，有因母亲去世而决定不再虚度人生的男孩，有默不作声的倒霉蛋，也有东张西望的烟鬼与一头黄发的校霸。世界的参差毫无保留的在一块不足百平的教室展开，但老师却对所有的差异抱以最高的尊重。对于那些童星，老师以一名助教的标准要求他们；面对倒霉蛋们，老师便对他们言传身教。烟鬼与校霸从不是老师最操心的那个，因为他们身上有着没被打磨过的灵性与创作的热忱，唯一需要做的便是监督他们必须将想法付出行动。而对于那位失去母亲的男孩，老师则扮演了生活中的亲人。一次男孩通宵游戏后被老师逮住，老师便让他去演《当幸福来敲门》里厕所过夜的场景。老师饰演父亲。
整场演出是脱节的，因为年龄不符，男孩一直是十七岁的模样。男孩自知演的不尽人意，所以在表演结束后选择低头沉默。
但令人意外的是，老师却夸奖了他。
“你是小史密斯吗？不是。你是十岁的美国黑人吗？也不是。你是奇迹制造者的儿子吗？更不是。你是你自己，我也是我自己。我们常说一个好演员把一部戏演成了生活，但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生活感融到一部戏里。从这一点来说，你做得很好，至于为什么同学们没有给你掌声，可能是因为生活中的你就是这样的吧。”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艺考从不是生命层次里的选择，而是一次重新对生活热爱的机会。童星们要过的是放下包袱的生活，校霸们要过的是回归正轨的生活，失去至亲的孩子们要过的是永远铭记悲伤却又永远饱含热泪的生活，而像我这样的倒霉蛋，则是重获自信的生活。他曾推掉学校的工作专门看了我写的文章，“我很喜欢你的文字，这篇《死亡之后》让我看到了一个普通高中生内心蕴涵的无限能量。”是他在微信里回我的话。读完评语后，忍着病痛的我抱着母亲失声痛哭起来。从我初二开始，我忍受了整整四年的病痛折磨与学业低迷，当我缓和之后再重新学习时却发现很难跟上了。学业是健康者的游戏，而艺术则给了像我这样因病而举步维艰的年轻人一个新的选择。在我身旁，越来越多的“我们”也将它视为了救命稻草。这些选择艺术道路并决心证明自己的青年并没有外人口中的那般不堪，相反，是一群理想主义的拥簇们用朝气与创造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艺术学习可能才是学习的本来面目，虽然这个时代的艺术分崩离析，但我们要相信艺术。媚俗与腐败的滥调只会依托数量与快速的更迭来对抗深入人心的艺术。你也要相信人的本能，没有人不会记住打动人心的事物，那些只为了娱乐的呐喊终有一天会被遗忘。”
老师在我决定住院前将我叫到办公室，那是我第一次与他单独相处。人群中的他饱满激昂，但独处的他也只是一个为生计奔波的中年大叔。褐色杯子在手中摇摇晃晃，在阳光折射下映出一道赤色洪流。
“作为老师我尊重你的决定，同时我也希望你能坚持下去，热爱才是前进的源动力。”
一颗慌张的心逐渐平静，当我再抬头时，老师已经出去答疑了。整个房间装满了阳光，她带来了城市外的花香，洁净了我滚爬后满身的泥渍。在我十八岁生日前，我终有力量去挣脱那寒冷的水流，不再依照河道来决定我的未来。我第一次为上天赋予的双腿用力，一手搀着树干，摇晃起身——
当举世芬芳一览无余时，我的双眸终于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by 佐也.
注释：
①：约翰·华生，美国心理学家，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
②：据犹太人的《圣经》记载：大洪水劫后，天上出现了第一道彩虹，上帝走过来说：“我把彩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大地立约的记号，我使云彩遮盖大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不再毁坏一切有血肉的活物了”，上帝以彩虹与地上的人们定下约定，不再用大洪水毁灭大地。巴比塔原指人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工具，而文中的巴比塔则成了上帝的傀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