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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还有另外的一面,这一面也许在《瓦尔登湖》中并没有明白的展示,但不了解这一面就不能完整地把握梭罗的性格。这一面即不是避世而是入世的一面,不是作为隐士而是作为斗士的一面,虽然不是约翰·布朗那样进行暴力反抗的斗士,而是作为主张非暴力反抗的斗士,但他的看法似乎比前者更清醒、更深刻,看到了问题的更深症结所在。
梭罗反对美国的奴隶制度,反对美国对墨西哥的侵略,他对人类社会中他认为是恶的东西的憎恨程度不下于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他曾因拒绝交税而坐过监狱,一八四九年他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公民的不服从》(作为单行本出版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被人认为是历史上改变世界的十六本书之一,他倡导的“公民的不服从”(eivil dsobediene)的思想对托尔斯秦、罗曼·罗兰、印度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都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在他那里,有着某种隐士和斗士的奇妙结合。
在全球背景下,瓦尔登湖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一个典范;如果说人们的生态关怀曾是梭罗声名鹊起的三个原因之一,那么这种生态关怀现在已经成为当代梭罗研究的主要动机和原因了。从生态环境学的更广泛的意义来看,梭罗远远走在了我们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