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王朝无人问其姓字，甘做千载配角还看吏胥。
我之所以想谈谈吏胥，是因为他们是古代政府的基层办事员，其品德才能、个人操守与办事效率等，都对地方政治的好坏有直接影响，而地方政治又与人民百姓的生活紧密相关，而平日里，我们接触最多的公务员也都是相当于古代的这些吏胥，谈起他们会更有一种熟悉感，并且也能更容易联系到日常生活当中。而我把焦点放在明清这个时期，是因为在这个时间节点，吏胥之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就书中而言，“中国传统政治有官与吏之分”，但并不是从始至终，二者皆有明显的区分，“判然划分的时期要从明代起”，清代也延续了前代的这一传统，而书中在论述明清官与吏的政治活动与发展变化所提到的一些观点，让我产生了一些思考。
书中提到如果再从明代往前推，真正说“官与吏流品泾渭之所分”的，应该是在元代，那时政府长官多为蒙古人，但他们既不懂政事又不识中国字，便依赖于各衙门的书记与文案，撰写者多为没出路的读书人。（这让我想起了在中国近现代史老师的一个观点：元征服宋，是野蛮征服文明的一个表现，这必然会产生社会发展倒退的结果。现在看来，老师的观点在吏胥之制上也有所体现，元代统治者的特殊情况，也给之后明清的吏胥之制留下了毒瘤，这一看法在后文会继续补充。）这时官与吏的身份地位与具体职务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而到了明成祖时，规定吏胥不能当御史、不准考进士，吏胥的出身和升迁从此便都被限制。在现代社会，你若是没有好的学历文凭又注定没有升职的机会，必然处在社会的底层，自然也少不了周围人的冷眼与嘲讽，就如清洁工、农民工等大多符合上述条件之辈，往往成为职业歧视的典型代表。而类比于古代的权力机构，吏胥便是其中“职业歧视”的受害者，但在古代，其有专门的说法，叫做“流品观念”。
钱穆先生认为流品观念始于元，但我不太认同，我觉得这一观念的出现应该更早一些，毕竟其多出自门阀世家的士人之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们对“品”与“德”的重视或许就已经萌生出了流品观念，若真要论其渊源，太宗置官品令，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不可授之官秩”之中已有工商杂色的品流之分。但不可否认的是，明清之际，士流对吏胥的不待见,严重影响到明代的政治运作。“西方社会有阶级，无品流。中国社会则有品流，无阶级。这也是双方社会一大区别。”这是谈及到“阶级”与“品流”关系时，人们大多会提及到的书中的一句话，而对于“品流”和“阶级”我还特意在网上查了二者在概念上的差异，简单来说，“品流”倾向于社会范畴，指官阶和身份地位等，而“阶级”倾向于“经济范畴”，指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地位和分配方式等。实际上，中国社会也并非无阶级，只是如今阶级的概念更符合西方的划分标准。中国古代一直有着士农工商的阶级之分，只不过自科举制度产生以来，阶级流动性增强，中国古代人民相对于西方更容易实现阶级的变动。然而中国古代的品流就如同西方的阶级一样具有固定性，某个群体一旦被社会带入“不入流”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则会严重影响其一生的政治活动，吏胥则是典型代表。
吏胥除了被人看不起以外，还处于一种“干最多的事务，升最难的官阶”的状态，因为“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不是管事的，事都交给师爷，由官吏去办”，此外，我在查找资料以后还发现，吏员升官的前景微乎其微，充役九年为期，如果称职，才能够获得为官的资格，要知道，古代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岁左右，可见九年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时间，而且因为明代的吏员实在太多，所以充役九年之后很多吏员也难以获得为官资格，即使做官，也是边远艰辛的微官繁职。所以用顾炎武的“吏员与科举，高下天渊”一句来形容吏与官的差距最合适不过。
明清两代吏胥处在这样一种窘迫的处境，许多人宁愿考大半辈子的科举也不愿为吏，而且在这个官阶上的人心里总会都会有些不服与憋屈，奈何他们又是真正管事的人，如此一来，给明清的地方政府与社会发展埋下了隐患。
首先，长官与吏员之间的割裂，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办事质量。因为真正去到基层办事的是吏员，有机会去了解百姓生活状况的也是吏员，而深入基层，了解群众，是制定出符合地方实际情况的政策的前提，这就是为什么如今习总书记一直强调“广大党员干部就要深入基层,了解群众、学习群众、服务群众”的原因。然而在明清吏胥制度的背景下，长官缺乏对地方实情了解，但又指挥吏员办事，这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制定出真正符合民情的地方政令，同时对吏员的反馈以及执行政令的情况也难以做到一个切合实际的评估，更难以纠察出不办事实的吏员，如此一来，地方百姓的生活肯定不尽人意，正如书中钱穆先生在谈及明清两代之总督巡抚是由中央临制地方，意在对内防乱时评价道“若非地方政治失败，亦何来由此需要”。
其次，严重滋生了官场腐败。明代考中进士官员，只要博得皇帝的好感，可以不用在意政绩也没有被免职的风险，附庸风雅是当时为官之人的一贯作风，饱读诗书五经却不问政事，享有着高官厚禄却不干实事，他们可以一边满嘴的之乎者也与仁义道德，一边花天酒地夜夜歌舞升平。至于底层的吏员，在没有出头之日的体制背景下，更是缺少办事的积极性，哪怕是有真才实学的吏员，也难以受到重用和得到应有的回报，终究屈服于现实。各衙门的吏员上下相混，四面八方相勾结，即使碰上真想做事的官，“而一辈吏胥不免起来反对他，暗中作梗”，许多吏员眼看着升官无望，便会把精力投入到剥削百姓的贪污受贿上，所以吏制腐败也是造成明朝政治腐败的一大原因。
前面说元朝给明清吏制留下了一块毒瘤，是因为“官”与“吏”之间的割裂感和地位尊卑之分从这一时期开始。蒙古人统一中原，政府长官大多由蒙古人担任不足为奇，但事实是他们连中原的文字都不认识，也就是说无法与中原百姓进行顺畅的交流，却要来管理他们，这不禁有些荒唐。于是他们另想对策，靠着中原失志文人的文案来进行地方统治，最终形成这样一个局面：不懂政事的统治民族为官，被统治民族担任吏来拟文案为长官服务，地位、职务的差别从这里看便显而易见了。虽说到了明太祖时期，吏与官又不分高下，同样有出身，但那只是一时济急，不能用来说明元代吏制对明清的影响。凡事一旦有个尊卑区分的苗头，并且在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以后，要想改变长期社会的刻板印象，那必然是有些难度的。元朝统治时间长达98年，其统治对后世的影响必然是存在的，明清时期官与吏在权力机构上尖锐的品流之分很难说不是元朝带来的影响，而如此产生的一系列政治弊端前面已经有所提及，这里便不再赘述了。
其实我觉得书中这一章的内容里，有两句话讲得特别好：“历史上的事情，有些摆在桌子上面，有些则隐藏在桌子底下。一般谈历史的，只注意桌子面上事，壁如宰相怎么样，六部怎么样，而没有注意到桌子底下一样有力量，一样有影响。”我们讲到各个朝代的政治和治理情况，总是习惯从中央位高权重的人物谈起，并由此延伸到一个朝代总体的治理水平。而一个国家最真实的治理情况，往往体现在基层，倘若基层治理得很成功，整体也不会差。就如同看一个人打扫得到不到位，你只看桌面干不干净是不行的，还得看看桌底，桌底干净了，那才是真正的到位。再联系到现实，如果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遇到的基层政府人员都勤勤恳恳办实事，踏实为群众服务，我们才能对他们满意，进而对领导满意，对政府满意，对我们的国家满意，也才能真正切身体会到政府那些围绕着“人民生活幸福”而发的言，不仅仅只是一句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