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光武本纪系列,建武初年,光武由河北进洛阳,定都。洛阳,西有殽函之固,可通关中;东有成皋虎牢之险;北接河东粮仓,南临宛(南阳),出襄阳而入荆州,方圆数百里,天下之中心,可通四方,故而为四战之地。然而光武定都于此,实表平天下之决心,便于指挥军队而已。
关中大乱,你来我往。隗嚣据陇上,自比于周文,不思进取,如若乘赤眉大乱更始之后占据关中,与光武争雄,胜败未可知。公孙述据蜀,大乱之时,稳守成都,不敢东下荆襄,北略关中,故后为瓮中之鳖。窦融据河西,东有大河,西背葱岭,然不惑而知天命,保河西诸郡平安。其余诸人,互相攻伐,不知大限将至,图一时之快,不足成事。
更始、建武初年,大多数人起义只是为了生存,因此军纪不严,常有烧杀之事,因此失去了民心。西汉末年天下豪族很多,兼并了很多土地,大都有自己的军队(门客),多则过万,少则数百,失去了他们的支持,也就很难有粮食吃了。豪族看不起寒士,因此如果起义的人身份太低,也很难有所作为,故而大都推举刘氏(帝王之后)作为首领起义,这也让光武占了很大优势。
光武军纪严明,深受爱戴(封建地主不会太反感他)。光武大将吴汉(手下拥有当时最强悍的军队---渔阳铁骑)平定宛地叛乱时,对当地农民烧杀抢夺,被光武另外一位大将邓奉击败,后光武讨伐邓奉而杀之。这件事情涉及到了一个关键点:封建社会,皇权不可挑战,否则必杀之。吴汉素来彪悍,喜欢胜利后烧杀一番,其实当兵的并非要匡扶什么社稷,只是为了活着,顺便弄些钱养家,故而抢钱,杀人只是更方便抢钱;吴汉只是顺了士卒的心思而已,或者说是放纵了心中的恶。那么邓奉击退了吴汉,而此时呢,光武一番自责,竟然派岑彭(岑彭是一个机器一样的人,制度的坚定维护者)去讨伐邓奉,邓奉自然已无活路;如果派邓晨(光武姐夫)去讨伐,邓奉也许就不战而降了;光武捉到邓奉后的表现有些虚伪了,当然吴汉没有受到惩罚;光武大概从邓奉击败吴汉(光武皇权的执行者)时,已经决定杀邓奉了。
那么问题来了:当人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政府(皇权)掠夺时,自己不能组织力量去暴力应对暴力,谁来维护;如果没人维护,可不可以暴力应对?吴汉烧杀之时,那些“鱼肉们(实质如此)”抵抗不了什么,没有人救他们。邓奉如果上书刘秀,刘秀也只会召回吴汉,责备一顿,如此而已。毕竟渔阳铁骑,天下无双,“鱼肉”真的成了鱼肉。如何洗刷这么血呢,邓奉以暴制暴,虽然也不对(暂时认为暴力都是不对的),但是刘秀再次令岑彭以暴制暴,又怎么可以称为“仁”呢。或许刘秀可以选择稍加惩处吴汉(比如降爵,厚葬那些一些死去的人,安抚邓奉,或许更好一些)。上面的问题,我回答不了,毕竟人类社会很多时候都是在为少数人服务。中国历史历来是通过暴力应对的,而甘地先生则以非暴力应对(或许沾了媒体曝光率与其他独立大国的光)。
皇后郭氏被废,太子辞职,不知何故;只是记载郭氏年长色衰,光武说郭皇后如鹰鹯,子凭母贵,太子忧惧。或许建武九年时已经有废后的计划了吧。
光武文武大臣,籍贯大都是宛、颍川、河北等三地,光武起于宛(宛、颍川两地相距不远),兴于河北,大概也不奇怪了。
新末东汉初,暴乱主要在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人民生活虽苦,还能逃亡生存,仍有人性,因此社会秩序还算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