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要手术，我还要去新西兰玩呢。”
阿宝主任听了这话有点挠头，但作为多年的好友，他还是微笑着对阿琳说：“你们是一月份去新西兰吧？如果手术做胸腔镜的话不影响你去新西兰，恢复很快的。”
阿琳不再说话，把头偏向了窗外，我望过去的时候，看见阿琳的眼睛里含着泪珠，迎着光线一闪一闪的发亮，我只好转回头微笑着望着阿宝主任。主任办公室里的气氛有些尴尬，阿宝主任看到阿琳的态度如此坚决，也有些为难。而我作为家属，更是没有想好如何规劝媳妇阿琳，我也和她一样想去新西兰旅游，为此我做了几个月的功课，几乎把《孤独星球》新西兰篇背了下来，但旅游总归没有看病重要。阿琳是这次单位体检时被发现胸腔纵隔里有一个阴影的，她已经瞒了我一个星期，被我发现她总是有心事，问了很久才问出来。
阿宝办公桌上吃了一半的盒饭已经没有了一丝热气，看架势旁边开了盖的湖南辣椒酱是他午饭的主要下饭法宝。我顿了顿说，“阿宝主任中午就吃这个啊，也太简单了吧。”
“没办法，上、下午都有手术，赶快吃两口要上手术台了。”
“先把检查做完吧，现在还谈不上手术的事情。”
经我一问，阿宝这才想起吃饭的事情，又拿起筷子。
“阿琳你也是懂医的，纵隔里有了不该有的东西，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都有手术指征。至于做不做手术还是要看检查结果，看看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东西。当然，任何检查都是辅助的，没有拿出来做病理，谁都没有办法保证这个东西的性质。”
看我已经抬起了屁股准备告辞，阿宝主任又放下了筷子，一边说一边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送我和阿琳。
阿琳依旧拗着不肯松口，我说：“阿宝你赶快吃饭吧，我带她下午先去把食道B超做了，好不容易才约到下午做。有结果了我马上给你电话，你再帮我们决定。谢了哈，再见。”
阿宝一边拉开办公室的门，一边拍着我的肩膀说：“别紧张，做完检查再说。”
步出阿宝办公室，我和阿琳都呆呆地站在电梯厅里，俩人都没有说话。很静。憋了很久，我望着眼圈依旧红红的阿琳说，“你不是说没事嘛？怎么这会儿怕了？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如果需要手术还是赶快做。我说的是如果哈。当然，最好是没事。”
“我不做手术，就是要做手术我也要等我们全家从新西兰回来再做。”阿琳终于忍不住了，一边说一边掏出纸巾抹着眼泪。我呵呵笑着答，“您大小姐还想得挺开哈。”
这时“叮”的一声，电梯门开了。
医院门口与往常一样混乱且拥挤，急着进去和急着出去的车在互相较劲，司机一边摁着喇叭一边咒骂，路人则川游在车辆的罅隙里，每个人都觉得对方应该让自己先过。急切的心情仿佛每个人都得了绝症，大家都在一条人生的不归路上奔跑，生怕落后了他人。
我拿出手机跟我父亲汇报阿琳的CT检查结果，一边踢着脚边深秋落下的梧桐叶，一边在地铁口转悠着，还不时地瞄一眼阿琳。她站在马路边平静极了，似乎在静静地观看这一切，而这一切又和她无关一样。
“走了！”我挂了电话冲阿琳喊道，阿琳似乎被惊醒了一般收回了目光。她快步走到我身边，用力挽住我的胳膊和我一起迈进了地铁口。
地铁上，阿琳脸色惨白地靠着我的肩头，我倚着地铁车厢的壁板想着说点什么。阿琳轻声地问我，“你爸说了什么？”，“没说什么，就说增强CT还是看不清楚，软组织还是要做磁共振。不过先做一个食道B超排除一下和食管的关系也是对的。”我答到。
阿琳以前也是学医的，这个时候骗她没有任何意义，我虽然不是学医，但从小在双双学医的父母浸染下，好歹也懂一些。我清楚地知道，胸腔纵隔里发现一个阴影不是好消息。而且在心脏的后面，紧挨着食管后壁，即使手术也很麻烦，要看医生的技术和运气了。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尽快确定这是个什么性质的东西。老爷子从医一辈子，他的判断一贯比较准确，而阿宝主任则是我几十年的好友，早就是上海某知名医院的胸外科主任了，他的话更是要听。既然他敢说用胸腔镜做，那就是他有一定的把握。
地铁在一路飞驰，我的脑子也在飞驰。我甚至都有些奇怪，此时为什么我没有害怕，出奇的冷静。因为我相信阿琳她一定没有事，这只不过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插曲，我们还要一起去周游世界呢！
01
踏进长甲医院的大门，一股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那是混合着三氯消毒水和84消毒液的味道。我和阿琳都在这所医院工作了十多年，对医院的每个角落都熟悉，对每幢大楼都感到亲切，而此时我们都已经没有心情顾及这些，步履匆匆且神色慌张。
阿琳没有吃午饭，因为下午要做食道B超，而且是全麻。阿琳对全麻一直很抗拒，用她的话说是“全麻傻三年”。为了缓解一下她紧张的情绪，我调侃道“你本来就不聪明，咱也不怕再傻一点了”，结果她并没有笑，弄得我倒有些尴尬。开检查单的时候，阿琳问“能不能不做全麻？“，消化科医生告诉她，食道B超还是挺难受的，不像胃镜那么一下就下去了，还是全麻舒服一些。阿琳一个劲地点头，也没有争辩什么，说明她真的怕了，我抓起食道B超和磁共振的检查单就去交钱，越早预约越好。
平日到门诊楼办事，如果赶上午休时间，一般我都会到比较熟悉的医生护士朋友那儿去瞎侃。今天我和阿琳都没有心情，老老实实坐在消化内科窥镜室门口冰冷的不锈钢长椅上。没想到刚坐下没有几分钟，木教授就嘻嘻哈哈地从窥镜室里面走了出来，笑嘻嘻地俯下身问道”来干嘛啊？“，我没有想到会遇到他，前面慌里慌张地办理食道B超预约手续，竟然忘记了木教授就在消化内科上班。我甩了甩右手拿着的CT片袋，对木教授说：“阿琳单位体检查出胸腔纵隔里有个阴影，预约了等着做食道B超呢。“
”哦？是吗？“他依旧保持着好奇的口吻。
木教授是医院的首批博士，我大学毕业分到医院工作时我们都住在单身公寓，两人宿舍挨得很近，休息的时候凑到一起打《帝国时代》、甩扑克，玩得不亦乐乎。他永远都是一副憨憨的笑模样，在他的博士同学中他年龄最小，还在长青春痘的年纪。大约是内分泌比较旺盛，额头上长满了青春痘，大家闹着玩喊他”木包“，他依然不生气，还答应个爽快。他的笑容有点像《疯狂动物城》里面的树懒“闪电”，只是动作快很多倍，但脾气还是比我们慢。一晃就是快二十年，“木包”博士已经没有了那满头的青春痘，取而代之的是像充了气一样的身材，唯一没变的是，他依然是笑呵呵的模样，依然挂着“闪电”的笑容。可能是现在作为患者家属的心理因素吧，觉得他胖了一些还更有教授气质了。
这时我突然想起来他就是消化内科的教授啊，平常挂他的专家号都不一定能挂上，我怎么忘记了让他先看看阿琳的CT片呢？！
“对啊！木教授，这是你的专业，正好帮我看看这个阴影是不是在食道上，阿宝主任说好像离食道还蛮近的。”阿宝主任和木教授是博士同学，他们很熟。
“哦？早说嘛！”他依旧笑咪咪地接过CT袋，顺溜地掏出CT片，对着窗户的亮光凝看了几分钟后，把片子塞给我斩钉截铁地说：“应该是良性的，在纵隔里头，和我没关系！”。我很明白这是他们这帮医生教授会诊的语言习惯，他这个“我”指的是消化内科。
我晕，这哥们看见我这里火上房了还是那么淡定。
“你确定？”我不放心地继续问到。
“肯定不是，不信你做食道B超看看就知道了。”
好嘛！我本想让他看了片子以后可以免了做食道B超，现在经他这么一说，倒成了打赌一样，变成我怀疑他的专业水准了。看来跟医生太熟了真不行，我心里那个苦啊！
“预约了吗？”他问，“已经约好了”，我赶紧回答。
“我去看看”，估计他这会儿也看出了我的焦急，转身朝预约台走去。我和阿琳也跟在他的身后闷头往前冲，他到预约台问了“几点做？”“谁做？”这些问题之后，转过身又笑眯眯地对我说“正好是小张做，她做得很好，你放心。”
“没我事了，我走了。下午还要上门诊，我还没吃饭呢。”说完已经背对着我们挥了挥手走了。
阿琳此时已经有了笑模样，大约是被木教授的憨态笑容所感染吧。
“他说不在食道上靠谱吗？”阿琳问我。
“很靠谱，木包还是挺牛的。”我顺口一答，脑子里却飞快地回想刚才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叫他“木包”吧？
“那我就放心了！”阿琳终于笑了。
02
深秋的窗外已经一片金黄色，阳光从门诊楼巨大的幕墙玻璃穿透过来，照在大厅的地面耀出巨大的光块，让人感到一丝深秋的温暖和煦。
食道B超做完，阿琳的脸色更加惨白，因为全麻刚刚苏醒不久，有些木纳。我搀着她走向医技楼去做预约好的磁共振。路上阿琳面无表情地喃喃：“我只是想和你俩去看看世界”。
一阵风从两幢危耸的病房大楼中间穿过，吹得人一阵激灵。医技楼面西背东，屋顶的金色琉璃瓦对着夕阳余晖发出灿烂的光，这一切对于我和阿琳来说都太过熟悉，以至于我们很少抬头看到这样的景色。人呐，在一个环境呆久了，每天被琐事缠身就会忘记抬头看看东边的朝阳和头顶的蓝天，等忙完了，抬头能看到夕阳已属幸运了。
阿琳的老同事燕子正好在上班，匆匆和我们打了一个招呼“太忙了，你们先等着，估计要排到晚上8点才能做了”。
”没问题，你先忙你的。“我感激地答，阿琳挤出一个依旧有些木呆呆的笑容。
医技楼里有些狭小，这是一幢改造的建筑，原本是30年代的博物馆，市级保护建筑，里面雕梁画栋好不精美，但作为医技楼就显得有些局促了，核磁共振、螺旋CT、X光机等等设备分布在走廊的各个尽头，走廊本就不宽阔，再挤满候诊的病人显得更加喧闹。
阿琳半依在我的身上发呆，显然麻醉还没有全部过去。我抬头看看屋顶的雕梁画栋，再看看身边奔走的人群，听着密闭的磁共振室里磁共振机发出的“嗯。。。嗯。。。亢、亢、亢”的声音，忽然觉得我们处在一个滑稽剧一样的舞台空间，30年代建造的博物馆里放置着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医疗设备，然而并没有解决人类生老病死的难题。也许若干年后就没有必要把这些再设备搬出去了，只需要把门口的牌子换成“医疗设备博物馆”即可，我们以为的先进设备迟早都是后代博物馆里的展品罢了。
“我下班了！”燕子打断了我的思考，手里举着俩包子，“阿琳没吃午饭吧，我给你拿了俩包子，先吃点垫垫肚子。”
“谢谢了，你刚下班啊？不好意思了，还麻烦你。”阿琳有气无力地答道。
“谢啥啊？我陪着你等，等会做磁共振我陪你进去。”燕子爽快地说，“放心，一定不会有事的。”
阿琳的眼圈又红了，她和燕子曾在一个科室里当护士，同受一个护长的严格管理，算是同甘共苦的患难姐妹。燕子的女儿比我们家麦兜只大一周，俩孩子小时候连生病也是一起生，双双住在儿科病房里打吊瓶，俩妈上班又忙得不易乐乎，只能轮着去照顾俩孩子，故感情颇深。
“啥时候去新西兰呀？”燕子岔开话题。“下个月，机票酒店都定了，现在出这么个事，还不知道去不去得了哦。。。”我接道。
“别想太多，肯定能去的，记得多拍点照片发朋友圈，让我们好好感受一下。我们家老刘出不去，真羡慕你们。”
我正苦笑的时候，磁共振室的门开了，轮到阿琳做检查了。
燕子陪着阿琳走进磁共振室，那台巨大的机器有着强大的磁场，任何金属和磁性的东西靠近它，都会被它的“魔力”瞬间吸进去。然而它也能通过它的“魔力”让细胞内的氢原子核共振，再通过电脑精确记录共振的微小变化从而形成图像。它圆桶形的主磁体像张开的“血盆大口”，患者需要躺在一张移动的床上通过这“血盆大口”分段扫描，这让很多有幽闭症或者胆小的患者心生恐惧。但它却是无害的，也只有它能快速分辨出人体组织中的肿瘤并定位，是现在人类科技智慧的结晶。
燕子帮阿琳处理好扫描前的准备，给阿琳注射造影剂后，一边轻声安慰着阿琳，一边退出磁共振室，待门关好后，她又进到旁边的操作室。磁共振机再次发出“嗯。。。嗯。。。亢、亢、亢”的巨大声响，等声音变成“哼。。。”的时候，操作室的门开了。燕子笑着从里面出来说，“看起来不像有问题，检查报告要过几天才能出”。这时磁共振室的门开了，阿琳带着疑惑和急切的眼神望着燕子的脸。
“没事！我说的吧？”燕子笑着对阿琳说。
此时，我和阿琳都长舒了一口气，但只要最终检查报告没出来，心还是悬着的。
03
第二天一早，女儿麦兜在出门上学前突然跟阿琳说“抱抱”，然后就紧紧地抱着阿琳，眼睛里含着泪水，阿琳的眼圈也红了。这次体检我们一直没有告诉麦兜她发生了什么，她马上就要期末考试，我们不想影响她的学习，再说她个小孩子也帮不上忙。但麦兜还是感觉到了家里气氛的异样，故意不问不说保持着全家的默契。虽然她才上初二，但超过1米7的身高已经高出她妈一大截，和阿琳的拥抱算是真正的“熊”抱。
天气越来越冷了，我打开衣柜准备拿件厚点的衣服套上，结果并没有找到，我不得不到旁边柜子的整理箱中翻件厚衣服。往年都是阿琳在季节转换的时候把应季的衣服拿出来，再把不合季的衣服收进去。今年她并没有做。我忽然意识到，如果没有阿琳，我甚至搞不清楚我的衣服放在哪里，泪水簌地涌出眼眶，止都止不住。
冬日的太阳在一片灰蒙蒙的天空中呈现出一个白色的圆圈，一点也不刺眼。耳机里传出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萨克斯奏出的主旋律似乎描绘的就是我这样一个中年大叔，迷茫地走在深秋的街道上，外表光鲜心里却总是悬着的。每件事都悬着，家人的健康，孩子的中考，以及自己未来的事业，甚至眼前即将到来的旅行，没有一件是确定及安稳的，但外表却像这圆舞曲一样充满着欢乐的节奏。我仿佛看到肖斯塔科维奇对着伏尔科夫说：“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
签证中心门口的安检非常严格，一个试图闯入的大妈被保安拦住，大妈嘴里一个劲地吵吵，“凭什么不给我签证？我要去加拿大看我孙女！“保安们并不说话，只是挡住她的去路防止她的闯入。我绕过他们进去安检，文件袋必须是透明的，一家三口的护照在各种证明文件上面很显眼，保安对我比较客气，只是提醒了一句“打火机”，我的打火机也不得不掏出来扔在旁边的塑料筐里。
二楼大厅里人不算多，大多数人都百无聊赖地坐在和医院一样的不锈钢长椅上等着叫号，这场景和昨日医院里相似得令人怀疑是不是又要看病，只不过里面的工作人员制服不是白大褂，他们处理的只是文件罢了。
新西兰签证不算热门，在我前面的几位都是团队签的中介，他们坐在柜台的椅子上和里面的工作人员有说有笑，里面的工作人员则一边和他们聊天一边飞速地检查着文件，我看着心焦，生怕他们的一心多用把文件弄错了而拒签，那样岂不是耽误了人家的行程？但想想我们平日在医院里干活时也会聊天，不知一旁的病人是不是也这么想我们，这里的差错最多因为资料不对而拒签，医院搞错了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但又想到“生离”可能比“死别”更痛苦时，我咽了口口水不敢再想下去。
等了约莫二十分钟，新开了一个窗口，一个看着二十多岁皮肤白皙的漂亮小姑娘叫我过去，我赶紧上前，把护照和各种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及原件一一拿出递上去。她唰啦唰啦地飞快地翻着我的证明材料，一边核对我填写的签证申请表，忽然停住对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去？”，我说“下个月，机票、酒店都预定好了，订单复印件在后面”，她没有搭话，继续唰啦唰啦地向下翻去。
“你们是要办一年一次？还是两年多次往返？”她面无表情地抬起头问。
“两年多次，我表格上填的是两年多次。我太太因为检查身体发现有点问题，现在在等结果，不确定这次去不去得了，所以我申请的是两年多次签证。”怕她不理解，我赶快解释道。
“两年多次可能签不出来。”她没有接我的话，停在那里发愣。
其实我也知道第一次签新西兰个人旅游签证就申请两年多次往返难度很大，拒签率很高。但我总要试一下，有了两年签证万一这次我们去不了新西兰，好歹第二年还可以去，让阿琳她也有个乖乖听话治疗的理由。
沉默了片刻，她说“这样吧，你写一个申请两年多次签证的理由和情况说明，我一起交上去。”
我感激地望着她，怯生生地问“是写中文还是英文？”
她说“中文，还不知道他们看不看呢。我也就是帮你把申请一起附进去，签不签得出来我可说不准。”
她撩了一下掉下来的刘海，拿起印章在每个文件上“咚、咚”地盖上戳，然后递给我一张白纸，等我把申请信写完。
我提起笔写下这段话：
“尊敬的签证官：
您好！新西兰是一个美丽的南半球国家，有着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我们全家都很向往去那里旅游。我们已经预定了下个月的往返机票和酒店，确定了行程。但此刻我太太体检有些问题，不知此次是否能够继续我们的旅行，故我们申请贵国两年多次的签证，希望我们可以换个时间继续我们新西兰的旅程。如能批准，我们将不胜感激！”
掰着手指头数日子的日子真不好过，除了老父亲隔三差五问一下检查结果有没有出来，这几天时间里全家都回避了阿琳检查结果的话题。生活一切都看似波澜不惊，但在磁共振检查报告拿到之前谁的心也不定。日子总是要继续下去的，麦兜很快就要期末考试，姑且不论阿琳的检查结果如何，如果麦兜的考试成绩一塌糊涂，一个月后的新西兰之旅也不会愉快。不过自从麦兜感知到她妈可能身体有什么状况以后，明显懂事很多，有关学习和生活的一切都很自觉，这让我和阿琳心中宽慰不少。
三天后，阿琳磁共振检查报告出来了，是良性囊肿，建议三个月后复查。我抓起手机就开始拨阿宝主任的电话，希望他能尽快确定是否还需要手术。
“我昨天下午就打电话问过放射科贺教授了，贺教授说是囊肿，那个占位在片子上很白，一看就是一包液体。道理上讲胸腔纵隔里有任何不该有的东西都应该拿掉，但我想了一个晚上，如果这个东西长在我自己身上，这个手术做还是不做？我想来想去，认为可以先不做，先观察一下再说。”阿宝很冷静地一条一条说给我听。
我趁机补充了一下那天做食道B超遇到木教授的事情。
“木教授他怎么说？”阿宝急切地问到。
我说“木教授说和他没关系，肯定不在食道上。”
“你不早说！我就怕这个东西长在食道上。那就麻烦了。”阿宝主任有点埋怨我的味道，接着说“那就没事了，三个月内一定要再做一次磁共振，看看长大了没有。如果还是老样子，就每半年做一次磁共振观察。”
我有些激动，连连说着感谢的话，甚至有些结巴，完全不是我平日里在阿宝主任概念中大不咧咧的形象。
阿琳此时正在上班，我拿出手机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她倒是很淡定，“我就说我没事吧？你一天到晚瞎紧张。。。我们可以去新西兰玩喽。等会我就打休假报告。哎，签证什么时候下来？”
“三个月内还要再做一次磁共振复查，还不能算心定。”我赶快提醒阿琳。
“那我也能先去新西兰玩了，想着都开心。”阿琳答道。
对于一个天生的乐天派我还能说什么呢？“签证最快也要下周才能下来，还不知道能不能出签呢”，我给她泼凉水怕她过度兴奋。
“一定能，我的运气一直很好。你都是靠我改运的。”
不知道是心情好导致的好天气，还是好天气导致的心情好，总之我抬头看见一群大雁飞过，这个季节显然是向着南方飞去，我也想象着我们一家三口即将登上飞机一路向南飞去！
04
又过了三天，一早查看email，显示我们一家三口的护照已经转到签证中心，可以去取护照了。邮件里并没有显示签证是否通过，而是要本人亲自去签证中心取，或者多加钱由快递寄送上门。
签证中心门口站着一群黄牛和中介，四处转悠着低声询问“要代办签证吗？”，这个场景像极了医院门口的医托，他们也是压低了声音问“要帮忙挂号吗？”。人在懒惰和绝望的时候都很容易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们，认为花钱也许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往往得到的都是失望，一个想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人是不屑于这些的，所谓的“熟人”最多都只能帮你，而绝对没有能力改变你自身的命运，不论是“生离”还是“死别”其实都一样。
也许是下午的原因，签证中心里的人不是太多，在我再次缴纳了一个打火机之后，很快就领到了一个质量上乘且密封得严严实实的明黄色大号邮袋，明晃晃的黄色像是皇上的圣旨。核对邮袋上的标签之后，我正准备拆开邮袋，工作人员看到马上就说，“到外面拆”。我心生不快，心里想“又不是遗言或者情书，搞得这么神秘干嘛？真当成圣旨了，难不成还要下跪接旨？！”，但还是老老实实地走出大门，联想到前几日签证中心门口大吵大闹的大妈，我立刻明白了工作人员为何这样做了。医院里拿到诊断书后歇斯底里的病人和家属大有人在，医疗纠纷也时常发生，看来医院的安保水平远不如签证中心，既没有安检门，也没有没收打火机，更没有规定出门才能看诊断书，是不够安全。
出了门我迫不及待地撕开了邮袋，拿出全家人的三本护照仔细地一一查看，每本护照内页都多贴了一张淡蓝色的签证纸，是两年多次往返签证，用英语注明“一年内停留不超过三个月，不可打工”。我不知道是否我写的申请信起了作用，但我依旧很感激签证中心那位替我收材料的漂亮小姑娘。虽然这次我们可以如期展开一家三口的新西兰环岛之旅，但没有她的建议我们拿到两年多次签证的概率会大大降低。
我掏出一根香烟叼在嘴上，开始在身上四处摸打火机，这时“啪”的一声，一束火苗出现在我的眼前，一个黄牛大叔笑呵呵地用上海话说，“侬忘记了打火机被伊收特了？”，我没有说话而是凑上去先把烟点着，然后深深吸了一口，一边吐出长长的烟柱，一边笑着答道，“是啊！干啥都不容易啊！”。
黄牛大叔收起打火机，问我“签出来了？”，我“嗯”了一声，他笑着说，“所有不确定的事情最终都会变成结果，我见得多了。你们是什么签证？哪个国家？”。
“新西兰旅游签”，我答道。
“哦，新西兰旅游好签，上海人只要不是白本大龄未婚女青年，基本上都能签出来“，那口吻像极了医院里医生说的“小毛病，没问题，门诊做个小手术就可以了，连麻药都不用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