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儿时，从家里去往镇上的赶集路并不是现在这一条。那条路好像更绕一些，但不陡峭。虽然山路仍然弯弯曲曲，尘土飞扬，但是一路上还算平缓。

我早已不记得走那一条路需要花上多少时间。总之你从家里出发，一直走，走到双腿无力，膝盖发抖，也就走到了镇上。现代工业的汽车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若是需要运些货物，只得架起马车，一路颠簸过去。

坐马车的体验并不算好。虽然没有坐在密闭的狭窄车厢里，但是路上石头太多，颠簸得人五脏六腑的酸水都往嘴里冒，一到镇上就稀里哗啦吐了。

更倒霉的时候，坐在马车上，颠一下，裤子就磨一下。磨到镇上，裤裆就裂开了。

不知道是不是镇上只卖劣质童装，裤裆磨到裂开的只有七八岁的小孩子。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坐姿过于奇怪，我坐车总能把裤子磨破。

我换牙期过得不是很顺利。不知道什么缘故，旧牙还没有脱落，新牙就挤在旁边的牙龈上，悄悄地冒出来。偶尔吃个东西，觉得牙齿有点痛，伸手一摸却摸到了一颗细细的小颗粒。照镜子时眼睛是看不到的。

听大人们说，新牙和旧牙长在一起，长大后就会有一口难看的龅牙。一张嘴牙先出来，黄黄的牙齿冲击着别人的视线，那会是一副很尴尬的画面。我想那时我应该为此做了许多噩梦，梦到我变成一个怪物。

为了不长一口难看的龅牙，我受了不少不必要的苦。新牙刚刚长出来的时候，我就用手开始抠另一颗长得严严实实丝毫没有想要离开迹象的旧牙。除了睡觉的时间，我醒来时都在抠牙。常常抠的满嘴都是血，惊悚又可怜。

运气好的时候，我能轻松地换掉那颗被淘汰的旧牙。运气不好的时候，我只能央求父母带我去医院拔牙。

童年的回忆中，关于镇上赶集的记忆，我现在也只记得两次拔牙的经历。

第一次，大约是我十一二岁，我还记得是星期三，还没有放假的时候，那一天也许是我小学第一次请假，也许也是我唯一一次请假。

早上起得很早，同路上的伯娘问我为什么没有上学也要到镇上去。我不好意思开口，毕竟说是为了拔牙这种事，还是觉得比较难为情。不过妈妈还是替我做了回答。这个伯娘对我们的行为感到不解。毕竟长龅牙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什么不可接受的。我当时对于她的看法很生气。毕竟龅牙长不到她嘴里，花的又不是她的钱。

一个人长得丑是不可改变的，但是明知一件事情的发展会使人变得更丑却不及时阻止，这是多么没有自知之明。眼睛能看得见，还是需要花点精力去维持外貌的体面比较好罢。

我们到医院的时候，人还是比较少的。由于牙长得很隐蔽，虽然能看得见，医生还是给我照了片子。花费了20块大洋。

20块，在当时大约能买两斤猪肉和四包食盐吧？也许是这笔钱实在是超出了预算，我记得我妈一直说个不停。

我妈认为照片子实在是被坑的花了冤枉钱，因此我第二次拔牙的时候，没有选择去医院。而是去了一个路边摊。

一个简陋的路边摊，连头顶上都没有遮盖，棚子都没有搭起来。旁边放了个桌子，放着各种假牙，药水。

我坐在椅子上，医生打开医疗箱，吸了一针麻药，打到我的牙龈上。然后往我的嘴里伸进一把冰冷的钳子，不到两秒钟，牙齿就被拧出来了。我现在也不确定路边摊的医疗条件怎么样，也忘了回去的时候有没有出什么副作用。

很多过去的选择，在当时做出选择的时候，对于未来可能导致的坏的结果，在当时是不知觉的。比如我在一个路边摊拔了牙，我并不确定我会否传染上什么可怕的病毒；比如我高中时文理分班，我并不知道我选了理科导致而后的人生都在矫正这个错误的决定；比如说我大学整天浑浑噩噩不思进取，我没想到今后的自己竟然萌生了想要在写作这一领域精进并想以此为生的想法。

随着阅历增长，人的看法也改变了许多。我开始也慢慢了解了自己当初每做一个决定的原因。现在，很多人都在说的“眼界”。归根结底，每一个错误的决定，都是原生的“眼界”的催化下生长在幼稚的思想里的结果。

记得在六年级的课堂上，新来的年轻的老师会问学生，“你们的梦想是什么？”我记得许多人都做了回答。往后余生中，似乎只有我还在悄悄地努力想要实现梦想。

更早些的时候，教一年级的二年级的老师在干什么呢？他们大部分人都是中专生，连拼音都不教。除了语文和数学，每次一上其他课，就拿着凳子坐在教室门口，自顾自地看书。好几年里，学生们只上三门课，语文，数学和体育。其他的还凑了什么劳动课，生拼硬凑地学了几年。农村学生最不缺的就是劳动了，上课有劳动课，放学还要回家劳动……

家长们已经禁锢在他们的命运里，一生只能做些体力劳动维持着生活。他们当中有些人，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他们在学校学有所成，改变命运。可是在接受教育最重要的阶段，教师的水平仅此而已。

我就在这样瞎晃荡的开端里，开始了此后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生活。现在依旧看不到什么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