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皎然是活跃于唐代大历诗坛的皎然不仅是僧人、诗人，更是诗歌理论家。

皎然俗姓谢，名昼，字清昼，湖州长城卞山(今浙江长兴)人,自称谢灵运为“我祖”，他的友人也称他是“康乐之十世孙”。

据国内外学者考订,皎然约生于玄宗开元八年(720)前后,卒于德宗贞元八年(792)至贞元二十年(804)之间，一生大多在中唐大历、贞元时期活动。被时人称为“江东名僧”，按照佛门规矩,又被尊为“昼上人”。

禅学造诣极高,于頔在《释皎然〈杼山集〉序》中称赞他为“释门之慈航智炬”；众人也把他列为唐代诗僧之冠,胡震亨亦称其诗“能备众体”。

而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更是称赞“释皎然之诗,在唐诸僧之上”。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他具备门第、诗篇、禅学三个条件。”由此观之，皎然在当时可谓声名远扬的一代诗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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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式》、《诗议》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独特的意义，它不仅是皎然本人连同整个“吴中诗派”诗歌创作的总结，而且也是继《文心雕龙》、《诗品》之后体系最为完备的诗歌理论批评专著，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韩孟诗派”奇峭险怪的创作实践。

其作为僧人，常年幽居古寺，环境静谧而又清幽，这独特的生活环境，自然会对其心境的澄澈空明产生极大的影响。皎然的诗清新、自然。

因而，在创作诗歌的时候，选用水、月、山溪、云、舟、寒山、幽竹等意象，形成清冷、幽远之氛围。如《溪上月》：“秋水月娟娟，初生色界天。蟾光散浦溆，素影动沦涟。何事无心见，亏盈向夜禅”。

皎然“作用”说明显地凸显了一点：“诗有六至”、“诗有四深”、“诗有四离”把作家的学问、思致看作创作得以展开的质的规定性。

“不用事”、“作用事”等五格论诗体制表面上看似乎排斥典故等学问，但深层次上却要建立以作者情性为本、学问为辅的文本秩序。

十九字论诗中对“意”的突出进一步把文本中显现出来的“境”落实为理想的审美范式。可以说，皎然诗论中的学问观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中国古代诗论，一方面它是魏晋以来学问观的总结，另外一方面它又是清代“重情”诗论思想的立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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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式》序中皎然写到：“夫诗者，众妙之华实，六经之菁英。虽非圣功，妙均于圣。今从两汉以降，至于我唐，名篇丽句，凡若干人，命曰《诗式》，使无天机者坐致天机。若君子见之，庶几有益于诗教矣。”

在皎然看来，诗是六经中的菁英，能达到“妙均于圣”的效果。

因此，写作《诗式》，是想要“有益于诗教”，继承传统。他又非常欣赏苏李“天予真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他反复强调“真性”、“真于情性”。

《诗式》卷一云：“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跡；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

这里的“至”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程度上的“最”，因为诗歌取境的高低不能通过量的多少来衡量，它毋宁是与其他作品相比较而言时凸显出来的差别性，个体性。

这一切又是在类似于乔纳森·卡勒所谓的“文学习惯”中展开的，卡勒认为：“人们不仅可以把这些习惯看作是读者的内省知识，而且可以看作是作者的内省知识。创作一首诗或一部小说的活动本身就意味介入了某种文学传统，或者至少与某种诗歌或小说观念有关。”

皎然所谓的“意”表现为开阖跌宕的审美空间。为了主体情性清楚恰当地表现出来，他选择“措意”为理论出发点，并把它和“作用”紧密相连：“作者措意，虽有声律，不妨作用”，“意度盤礴，由深于作用”，“以错用意而为独善”等。

皎然这种主张十分接近接受美学家尧斯的“期待视野”，按照尧斯的理解，文学作品并不是在真空中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读者在阅读之前基于自身经验已经对文本有了整体期待，但这种视野不断被变形和扩大，“新本文唤起读者在其他本文中熟悉的期待视野和‘游戏规则’，从而改变、扩展、矫正，而且也变换、跨越或简单重复这些期待视野和‘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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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构思方面，在皎然眼中，好的文章之意离不开艰苦的运思过程，更离不开好的语言形式。二者是密切相联的，皎然所处的中唐时期，是一个诗风转变的时期，如何能把诗文写得好，是《诗式》要告诉我们的内容。与盛唐诗歌创作主情相比，皎然更提倡诗歌的构思方式、创作技巧。如何构思，对诗歌风格的形成至关重要，而一个时代诗人们整体的构思情况，更能影响到这个时代诗歌风貌的形成与变化。因此，皎然所倡导的苦思、精思，最终归于平淡的理论，正如“追求自然与人工的统一，是一种艺术的辩证法。”

同为诗人和僧人两个角色，皎然在《诗式》中通过对“意”“境”的阐述，并使二者相融，把佛学中的一些概念引入诗歌理论，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意境论”，这是皎然诗论中最具价值的论述，“物镜”“情境”“意境”合而为一，在景中含情，情由境生，因此提出“缘境不尽曰情”、“文外之旨”、“境象非一”、“取境”等重要观点。使其诗学理论的内涵和范畴得到拓展，不仅对唐代影响极大，且对中国后来诗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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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到王昌龄的《诗格》都谈到了诗歌的艺术风格以及艺术风格的形成原因，刘勰《文心雕龙·定势》中写到：“夫情致异，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皎然则在此根柢上，更深一层地提出“辩体有一十九字”，并形成了独出机杼的对风格的阐述，具有深知灼见。

十九字或侧重于内德，或侧重于外貌，但必须做到“真于性情尚于作用”，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从而具有既能彰显形式风律又能显示思想德行的诗文。是以，皎然的风格论中，注重内德的，大多从思想情绪和道德素养的角度强调风格，如以下几格：忠、志、情、思、诫、达、静、远；而高、逸、贞、德、怨、意、力这几格则是从外在形式风貌角度论述。

在皎然看来，十九字囊括了诗歌的风格特征，因而是“其一十九字，括文章徳体风味尽矣。”此种概括，恰是“风律外彰，体德内蕴”。等到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写到:“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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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羽亦非常推崇“高”“古”二品，在对诗人诗作评价时，亦已二者为多，如评价孟郊为“格致高古”，而对阮籍《咏怀诗》的品评则是：“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很多地方与皎然观点相似，后人陶明浚在《师说杂记》中对这些品类进行了解说，如“何谓高?凌青云而上，浮颢气之清英是也”“无疑的，以诗学的观点衡量宋代的诗话，当以严羽沧浪诗话为巨擘”，对风格论述，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脉相承，皎然功不可没。

宗白华先生于《美学散步》中写到：“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禅’的灵魂状态。”

皎然首先是一个文士，然后是一个僧人，而且是一个禅僧，膜拜于佛法的他深谙禅理，在诗歌创作中常常融入禅理，禅趣，借以传达诗禅相契的观点。而皎然无疑开创了以禅为诗的先河。及至宋朝，严羽把“以禅喻诗”应用到诗歌创造、赏析和批评方面。

总的来说，《诗式》吸取了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和王昌龄《诗格》的精华，并以自己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思想做为依托，有所创新。《诗式》以其内容和形式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影响了晚唐司空图，从而提出“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诗学思想，无疑是为古代诗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