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越胜因喜好哲学、有哲学功底，于1975年从北京“小三线”怀柔兵工厂的磨床工被推荐到北京机械学校学习哲学，有幸受教于北大哲学名师周辅成。
正应了“明师出高徒”“功夫不负苦心人”两句老话。赵越胜在辅成先生的引导下，从仅有爱好、有所涉猎哲学的毛头小伙，成长为法兰克福派哲学大师。
《燃灯者》是赵越胜为纪念恩师周辅成而作的。由于该书记录了老一代学人的风范，引起人们追思和赓续中华文脉，初版便获得南方报系2012年度散文大奖。
儒有朝野之分，“于野”不必不如“在朝”。
中国是以儒家文化、用读书人来治国的。按理来说，大儒在朝则国必治。然而，现实政治并非如此。
孔子有心，君王无意。在推行仁义治国的过程中，孔子一路挫折，甚至成了“丧家犬”。孔子于是“礼失而求诸野”，在社会上、在平民百姓中关注和培养“平民性”、人性，将道义广播人间。
相反，董仲舒则是在朝之儒。他推行的三统相续论，完全是亲亲尊尊的另一套，以三纲三统来构建严格的、上下有别的秩序，形成集权中心，逐渐成了“从君不从道”专制风气，一反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民本观、仁义观，他自己成了封建制度的大功臣、统治者的吹鼓手，玷污了儒家精义。
对比来看，儒家的精义在于循善而行，读书人要“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也就是道义才是最高准则，体察民情、遂民之意才是王道；而不是以君王的政治权力为标准，肆意妄为。
所以辅成先生推崇孟子，说“《孟子》可作枕边书”。“仁义”的阐释，应该如先生所说的“为国尽忠，乃义之尽也；为民族尽孝，乃仁之至也”。
2009年5月，辅成先生九十九岁高龄时走了，追掉会上北大校方没有参加，应该是受当年庐山会议的影响吧。
只有他的学生、朋友始终念念不忘。为什么？
因为先生是一位燃灯者。
燃灯者在佛家是指片语可开悟人的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