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朝内阁权斗

      政治权斗永远是最残酷的。大明帝国盛产牛人,但牛人大多陨落于政治权斗。

      公元1521年,15岁的朱厚熜捡到了大明帝国的帝位。当皇帝,有些人靠金戈铁马打赢,有些人靠正统传位,有些人纯躺赢。命运眷顾朱厚熜,这个上帝的宠儿登基后非常任性。

      明武宗朱厚照无子,驾崩后,皇位继承人成了大问题。奉旨拟遗诏的内阁杨廷和等人,从宗法、血缘的角度,选定了明武宗的堂弟朱厚熜作为继承人。杨廷和没有暴露出来的真正想法是 : 选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幼主,符合老臣们的利益。

      但谁也想不到,纯躺赢的朱厚熜并不好控制。这位后来的嘉靖皇帝,一即位,就发生了轰动全国朝野上下的“大礼议”。在当代人看来,“大礼议”是很无谓的一件事。说白了,就是朱厚熜一定要认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父母,大臣们非要他认自己的亲生父母为叔叔婶婶。

      就因为这,皇帝和文官集团刚了好几年。

      没办法,正统性是皇权稳定的根基,所以帝国最高层常常为了莫名其妙的正统问题,争吵不休。我们试着理解一下吧,在君臣正面刚的过程中,内阁首辅杨廷和四次封还御批,态度强硬到皇帝毫无办法,只能以“朕不当这个皇帝了”相要挟。渐渐地,天生是权斗高手的朱厚熜,摸到了与臣属斗争的门道:拉拢一派打另一派,在文官集团中培植、分化出不同的集团核心。朱厚熜通过这场长达三年的皇统问题上的政治争论“大礼议”,成功扳倒杨廷和集团,并给文官集团实施大换血,大大强化皇权。

      张璁(后改名张孚敬)、桂萼等一批新贵,借着支持朱厚熜给自己的亲生父母上尊号,获得皇帝的火箭提拔,进入帝国文官集团的核心。这样,在短短几年之间,围绕着新皇帝亲生父母的尊号问题,帝国文官内部被人为分裂成不同的派别。

      虽然“大礼议”无关国计民生,但它却深刻地影响了明朝的历史进程。这一事件常被史学家形容为明朝历史的转折点,自此以后,原本尚可共进退的文官集团,一步步走入永无止境的分化、撕扯与内耗之中。可以说,晚明廷臣之间拉帮结派、相互攻讦的风气,在嘉靖初年就逐渐形成,而这最终导致大明王朝的倾覆。难怪有些史学家说,明朝非亡于崇祯,实亡于嘉靖。

      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到本文的主人公之一夏言登上权力巅峰时,仅10余年时间,内阁首辅如同走马灯,换了七八任。

      由于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内阁成为朝廷的最高政治中枢,首辅则是阁臣的首揆,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首辅的更替如此频繁,说明政治局的颠簸、权斗的激烈、以及结果的残酷。

      而这一切,仅仅是接下来两场“硬仗”的引子。

      每个皇帝都有自己的兴趣点,明朝中晚期几乎所有的首辅,都是通过迎合皇帝的兴趣点得位的。其他皇帝喜欢什么我们先不说,但嘉靖,你给他安排几场仪式,绝对正中下怀。他就好这一口,祭祀啊、斋醮啊、扶乩啊……

      而这些仪式,往往也成为帝国高官升降的机要所在。

      夏言(公元1482年—公元1548年)的飞黄腾达,正是揣摩到嘉靖想整肃祭礼,于是上疏迎合皇帝的想法,提出分别祭祀天地。嘉靖大悦,将这名吏科都给事中当成自己的代言人。修建祭坛啦,编纂礼仪改革文献啦,宣讲礼仪改革成果啦,全部都由夏言牵头。

      嘉靖统治中期以后,沉迷于道教仪式。在斋醮仪式上,需要一种专门奉献给上天的四六体骈文,俗称青词。嘉靖十分渴望能写一手漂亮青词的人才,夏言的出现,简直十分对胃口。

      嘉靖时期,会写这一手青词,就出了好几个宰辅。后来大家骂得最多的是严嵩,但这个头,应该说是夏言带坏的。

      总之,出身监察官员、以正义感著称的夏言,在通往帝国内阁之路扮演的角色,并不算光彩。大约在公元1538年左右,夏言成功晋升为内阁首辅,抵达个人权力的巅峰。

      在这之后,他却迅速失去嘉靖的宠信。

      根据史学家的分析,夏言“豪迈有俊才,纵横辨博,人莫能屈”,颇有恃才傲物的士人习气。虽然在往上爬的过程中,一味委屈自己顺从皇帝的兴趣点,但在坐稳首辅的位置后,他的个性自然就流露出来了。

      用现在的话说,夏言有点飘了。对嘉靖热衷的仪式不再上心,青词也不好好写了,给皇帝的奏章竟然还出现了错别字。

      嘉靖也不是吃素的,他常常会通过一些手段来彰显权威,避免首辅专权。在夏言担任首辅期间,嘉靖曾因很小的事发脾气,当场就把夏言的首辅之职撸掉。过几天气消了,再把夏言喊回来,官复原职。

      就在夏言日渐失宠的时候,嘉靖已经物色到牵制首辅权力的新人选。这就是严嵩。

      说起来,严嵩(公元1480年—公元1567年)与夏言是江西老乡。虽然年龄比夏言还大两岁,中进士也比夏言早6年,但在官场的资历却比夏言浅。

      究其原因,是严嵩这个人比较背。25岁就中进士,名次还很高,二甲第二名,但刚开始做官,母亲去世,本人大病,蹉跎了好些年,混到40多岁,还在南京翰林院任职,感觉一辈子就要在这个虚位上退休。

      没想到,人到老年,竟然转运。先是从南京翰林院调到北京翰林院,接着,夏言出任首辅时,力荐自己这位老乡接任礼部尚书一职,严嵩由此开始显达。

      所以,没有一个人物一出场就是大反派。严嵩这大半生,也是够能熬的。

      任礼部尚书后,严嵩起初还带有些正义感,跟群臣合议,准备劝阻嘉靖瞎改革礼仪。后来,觉察到皇帝不悦,这才学起他的同乡“前辈”,迎合嘉靖帝瞎搞。

      人一放弃底线,真的就前途光明。

      严嵩很快成为嘉靖重点培育的新势力。嘉靖看上翰林院出身的严嵩,青词写得比夏言用心而给力,更看上严嵩小心翼翼掩藏起来的权力欲。

      顺便说一下,嘉靖的用人手段之一,是掺沙子。当内阁出现一人独大,或集体抱团的时候,他一定会往里掺沙子。而严嵩迟早会成为他手中的沙子。

      在这种情况下,夏言和严嵩,这一对江西老乡的内心,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夏言仗着自己对严嵩有恩,一直把他当门客指使,对他爱答不理,甚至当众羞辱。严嵩为人阴柔,城府很深,表面上仍对夏言毕恭毕敬,刻意巴结,暗地里已想着法子要把这位提携自己的老乡排挤掉。

      严嵩不愧是个权谋高手。他打击夏言的一系列操作,几乎成为此后帝国高层权斗的模式:

      第一步,找自己的马仔(通常是朝中的言官),弹劾并攻击夏言。这波弹劾和攻击,甚至可以凭空捏造,目的在于搞臭对手。只要皇帝点头,有没有事实并不重要。所以,帝国高层权斗,永远充满着诬陷与诋毁、阴谋与杀机。

      第二步,自己出马。先从皇帝身边的人入手。严嵩秘密造访嘉靖最为宠幸的方士陶仲文,扬言要把夏言拉下马。夏言知道严嵩在搞阴谋,也不客气,立马反击,发动言官弹劾严嵩。

      严嵩顺势跑到嘉靖那里哭诉首辅对自己的欺凌,嘉靖表态要为他作主。严嵩摸准嘉靖的态度,于是不失时机大打夏言的小报告,捅刀子。嘉靖当即下旨痛骂夏言,问题说得很重:言官为朝廷耳目,专听夏言主使。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阁。军国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视等戏玩。

      意思是,谏官本是朝廷的耳目,现在却专听他夏言指使。朕不早朝,他夏言就不入阁办事。军国大事,都在他夏言家里裁决。天子说的机密话,他也敢当作儿戏,随意散播。

      嘉靖很明显是认定夏言有把持朝政、大肆弄权的嫌疑。很难说是严嵩误导了嘉靖,还是嘉靖在借力打力,但结果却是嘉靖和严嵩都达成了各自的目的。

      第三步,等天灾异象。嘉靖的申斥,吓得夏言赶紧服软,上疏请求退休。但嘉靖还未下定最后的决心,遂把夏言的退休申请书留中不发。这下轮到严嵩紧张了,他担心嘉靖反悔,继续留任夏言,那他自己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刚好发生一次日食。严嵩赶紧买通钦天监,后者跟嘉靖解释,日食表明有人要侵犯皇权,这是上天发出的警告。虽然没直说是谁侵犯皇权,但嘉靖直接就批准了夏言的退休申请。

      成功驱逐了夏言,严嵩顺利进入内阁,两年后就爬上首辅之位。

      不得不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此时年过六旬的严嵩,精力旺盛如同壮年,连续工作多日都不用回家。

      但敏感多疑的嘉靖,显然不会让新首辅忘记手中权力的来源。在严嵩出任首辅一年后,嘉靖突然把在老家赋闲三年的夏言召回来,重新担任首辅,严嵩退而成为次辅。

      这是嘉靖惯用的手段,他总能在必要的时候,引入互为牵制的权力。

      重回帝国权力中枢的夏言,二话不说,要拿严嵩之子严世蕃开刀,吓得严嵩瑟瑟发抖。严嵩赶紧拉上儿子,直奔夏府,跪地哀求夏言放过他们。

      夏言竟然答应放他们父子一马,不向皇帝告发。他不知道,自己的一时心软,最终会要了自己的命。

      转危为安的严嵩,非但没有感激夏言,反而对他恨之入骨。一直蛰伏着,在伺机报复。

      公元1547年,兵部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上疏请求出师收复被蒙古人占据的河套地区。夏言重获起用后,一心想建功立业,遂竭力赞成曾铣的主张。

      嘉靖呢,觉得没有把握,不愿去冒风险。但夏言不死心,再次阐述出兵的理由,嘉靖一怒之下,给他扣上了“强君胁众”的帽子。这事僵持的结果是,嘉靖在公元1548年初,免去了夏言的所有职务,再次命令他退休。

      严嵩的机会来了。他决不像他的老乡那样心慈手软,他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夏言。

      他唆使言官检举夏言曾收受曾铣的贿赂。毒辣、阴狠、致命。

      嘉靖最忌讳军国大事成为权臣的交易,闻此大怒,将曾铣打入诏狱,并派人火速追捕夏言。

      夏言此时行至通州,获悉曾铣下狱,吓得从车上摔下来,长叹一声:“吾死矣。”他作出最后的努力,上疏揭发严嵩父子就是三国时代的司马懿父子,但一切已经无济于事。

      公元1548年的冬天,夏言在京城闹市中被斩首。

      夏言成为嘉靖朝唯一一个被杀的首辅。史学界写《明史》,都将这一笔浓墨重彩的记在严嵩头上,但以嘉靖的做派来看,他要是没有杀夏言的想法,严嵩欲加害夏言,绝无成功的可能性。

      说白了,明朝的皇帝是“奇葩”,但没有一个是“昏聩”的,所谓的错杀忠良,那都是皇帝想杀,找个“奸臣”背锅罢了。

      夏言被斩首后,严嵩的首辅之位,总算坐稳了。从公元1548年直到公元1562年,严嵩控制内阁长达15年,成为嘉靖朝任期最长的首辅。放在整个明朝,他的任期也仅次于明初的杨士奇(19年),位列第二。

      众所周知,嘉靖在位的后半段,大约有20年时间不上朝,跟严嵩任首辅的时期完全重叠。很多人因此认为,大明王朝的最高权力被“大奸臣”严嵩牢牢攫取着。

      真相却是,嘉靖表面是一个躲在深宫炼丹、追求长生的皇帝,实际上权力欲比谁都强。在不上朝的20年间,他只是把原来的开大会议事规则,改成了开小会。所有的奏折,他几乎都会过目,经常批阅到通宵,但他不对外说,简直就是低调版的雍正。

      这个天生的头号玩家,还会随时敲打严嵩,让他感受下皇权的威力,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史书记载:“帝虽甚亲礼嵩(指严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

      就是说,嘉靖时不时就会自己下决定,或者故意表达与严嵩不同的意见,杀杀严嵩的势头。整个嘉靖朝,包括严嵩在内的任何一位“权臣”都无窃弄权柄的可能,而几乎都是奉命唯谨,按皇帝旨意办事。

      严嵩深知这一点,他只需要把朝堂上的事情处理好,让嘉靖少露面、少操心,好好维持前期新政的成果就行了。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不能让嘉靖发现自己贪恋权柄;一旦被发现,绝对致命。

      严嵩的处理技巧是,以贪污来表明自己胸无大志,以四处树敌来表明自己绝对安全。

      薄情的帝王,最反感官员士大夫养清望,把自己搞成完美化身,你该不会是吸纳信徒,觊觎皇位吧。后来的雍正,就把这些人都定性为“清官巧宦”,一概不待见。历史上,道德完美加能力出众的人,现实遭遇也并不好,比如王阳明。

      贪污是帝国高官落马,一个可以说出来的理由,但绝对不是真正的理由。

      看到满朝言官时不时对严嵩进行大肆弹劾,嘉靖放心了。

      严嵩的政敌越多,皇帝的大权就越稳。

      嘉靖这么想,严嵩也这么想,两人在这一点上达成了高度默契。这就是严嵩能够担任首辅长达15年的真正原因。

      公元1550年,蒙古骑兵进犯古北口,兵临北京城下,史称“庚戌之变”。严嵩暗示兵部尚书丁汝夔,在塞外和蒙古人打,打输了还能掩饰,在皇城脚下和蒙古人打,要是失利了皇帝马上就会知道,到时谁来担负战败的责任?丁汝夔是聪明人,果断采取坚壁清野策略,任由蒙古人劫掠而去,再象征性地在敌退时派兵尾追。

      谁知道被蒙古人杀了个回马枪,明军死伤千余人。

      嘉靖大为恼火,要杀丁汝夔。

      严嵩怕丁汝夔供出自己,给他打包票说:“有我在,不用担心。”可怜丁汝夔死到临头才知道自己被严嵩出卖了,临死大呼:“严嵩误我!”

      以此事为开端,严嵩在位期间,有许多言官前赴后继站出来弹劾严嵩,包括沈炼、杨继盛等等。但他们搭上自己的性命都不明白,在严嵩与嘉靖的微妙关系中,言官御史越弹劾,严嵩就越安全。

      直到松江府华亭人徐阶(公元1503年—公元1583年)出场,改变了跟严嵩硬刚的策略。

      跟严嵩一样,徐阶也是学霸出身,科举考了个探花。嘉靖早期,张璁当政的时候,提出要废除孔子的王号,廷议时举朝无人反对,只有翰林院编修徐阶坚持认为不可。

      张璁很生气,指责徐阶背叛自己。

      徐阶朗声答道,背叛的前提是依附,我从未依附于你,又何来的背叛呢?

      史书记载,徐阶说完,“长揖而出”。

      “长揖”是古时平辈之间的一种礼仪,说明徐阶并未把张璁当领导,气得张璁目瞪口呆。

      随后,张璁找了个借口,将徐阶贬到福建,并到嘉靖那里打小报告。据野史记载,嘉靖听后,对徐阶这个刺头也是相当生气,竟在柱子上刻了八个字:“徐阶小人,永不擢用”。

      然而,徐阶的能力确实没得说,一路干着干着,又升迁回了朝廷。

      他的正直和不屈,颇为夏言所欣赏。后来,夏言推荐他为国子监祭酒,又升为吏部右侍郎,预埋了对付严嵩的一颗地雷。

      重返朝廷的徐阶,一改早年的愣头青做派,处理人际关系更加圆滑、乖巧。所以他在夏言倒台后,不仅未受牵连,还进封礼部尚书。

      但因为徐阶是夏言倒台前提拔的官员,严嵩一直对他怀有戒心。一有机会,严嵩就会在嘉靖面前中伤徐阶,说徐阶这个人有才干,只是存有二心。

      “二心”就是不忠,这是封建皇权时代最严重的指控。严嵩的阴毒就在这里,他要么不搞你,要搞必定往死里搞。

      徐阶听说后,吓出一身冷汗。他明白,自己远不是严嵩的对手,从此极力讨好严嵩。

      史书记载,徐阶“置田宅于江西,以示缔交”。徐阶是华亭人(今上海松江人),但他跑到江西去买田建房,附籍于江西,和严嵩攀老乡关系。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严嵩的孙子。希望通过老乡和姻亲的双重关系,打消严嵩对他的戒备。

      表面工夫做足,两人心里却都明白得很:这是一场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恶战。

      “庚戌之变”后,朝廷采纳咸宁侯仇鸾的建议,与蒙古人签订了互贡协议。但徐阶很快发现,这纸协议形同虚文,蒙古骑兵仍然一次次南下掠夺,来去自如,于是秘密向嘉靖揭发仇鸾畏敌不战、粉饰太平。

      严嵩也看到了机会。根据他掌握的情报,徐阶和仇鸾一直私交不错,处理掉仇鸾,顺藤摸瓜,就能摸到徐阶这个大瓜。

      当严嵩发现,徐阶竟然先发制人,最早向皇帝揭发了仇鸾时,估计他整个人都不好了。这些年来,自己确实低估了对手的谋略。

      两个人,谁先出现致命失误,谁就将一败涂地。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权利战争。

      当然,他们也都深深地懂得,胜负并非取决于他们自己,而是唯一的幕后玩家大领导——嘉靖。

      在漫长的权斗中,年轻作为政治资本的作用日渐凸显。

      严嵩毕竟比徐阶年长了23岁,在朝中叱咤多年,已到耄耋之年。除了处理朝政,还要侍奉皇帝修道,对于一个80岁的老人来说,太难了。权力作为春药,久了,效用也消退了。

      严嵩的儿子严世蕃,长期代替老父履行公务,人称“第二内阁”。这是年老体衰的严嵩能够长年担任首辅的“秘密”,也是触发严氏家族最终倾覆的地雷。

      公元1561年,嘉靖常年居住的永寿宫失火。年老糊涂的严嵩,竟然主张嘉靖迁往南宫居住。嘉靖一听,脸色大变。

      南宫曾是明英宗被蒙古人俘虏放还后,被幽禁了七八年的地方。严嵩竟连这个忌讳都忘记了。

      嘉靖历来猜疑心极重,史书记载,他把严嵩的建议理解为“且欲幽我”。

      与此同时,徐阶则建议重建永寿宫,深得嘉靖欢心。

      两相对照,严嵩下坡、徐阶上坡的趋势,已经了然。

      此后,凡朝廷机务,嘉靖都专函密询徐阶,把严嵩晾在一边。

      严嵩像当年向夏言服软一样,叫全家人跪拜徐阶,说自己不中用了,以后全家人就拜托给你。

      然而,徐阶不是夏言。

      时机已到,皇帝抛弃严嵩的趋势很明显了。徐阶安排门生、御史邹应龙上疏检举严氏父子,而且专从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入手。举报信罗列了严世蕃凶横不忠的许多实锤,最后,邹应龙保证自己检举的全为事实,但有一言不实,他愿以死谢天下。

      公元1562年,年中,严嵩倒台。

      嘉靖勒令严嵩回籍休养,严世蕃和他的儿子则被判充军。

      事情还没完。

      严嵩不甘心落败,他在老家还给嘉靖写信,制造祥瑞之兆,希望嘉靖回心转意。但嘉靖已经听说,严世蕃并未到充军戍地报到,而是在中途折回江西。

      公元1564年底,御史举报,严世蕃招募了4000多人图谋不轨。

      这次举报,真实性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人想要对严嵩斩草除根。

      严世蕃被押到北京下狱。

      审讯过程中,徐阶亲自指点会审人员应该怎么做罪名,才能置严世蕃于死地。在徐阶的过问下,严世蕃的罪名从坑害言官,变成了勾结倭寇图谋叛逆。

      严世蕃在狱中听到徐阶修改案卷的消息,哀叹说,这下彻底完蛋了。

      公元1565年,严世蕃被斩首。严嵩和他的孙子们被贬为平民,严家被抄家。两年后,无家可归的严嵩,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一代奸臣就此落下帷幕。

      徐阶则成为嘉靖朝的最后一任内阁首辅。但经过这么多年的权斗纷争,他的心境其实是悲凉的。

      因为他知道,他也不是最后的赢家。

      公元1567年,长达45年的嘉靖朝落幕。徐阶很快就在隆庆朝的权斗中落败返乡。

      只有皇权,才是真正的赢家。

      嘉靖朝45年的内阁权斗,在整个明朝历史上,是最为激烈的。

      但这远不是内阁权斗的终结。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彻底取消自汉朝始设的中央最高行政中枢“中书省”,确实守住了大明帝国朱家的皇权。明朝出过很多大权臣、大宦官,但大前提都必须为皇帝服务,一旦对皇权的施展构成障碍和威胁,分分钟就会被碾成渣渣儿。

      在斗争哲学的影响下,嘉靖朝及以后的首辅,几乎没一个有好下场。

      因为从首辅的产生来看,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遴选机制,全是靠搞掉前任才能上位的。

      这是皇帝想要的,一个权力制衡与内耗的内阁。唯有如此,皇帝才能在一片吵吵嚷嚷之中独揽大权。

      铁板一块的内阁和文官集团,有利于提高决策和执行力,却容易对皇权独断形成威胁。

      当晚明的变局出现时,这套运行机制以及内阁权斗风气,严重拖垮了整个王朝。纷纷扰扰的内阁最终与大明帝国的气数一起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来源  : 《国榷》《明世宗实录》

      明史巨著《国榷》: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历时30余年编撰的明朝编年体史书。因忠于史实,对满清颇多贬责,在清朝时成为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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