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年读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书中的一则小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凤凰卫视的老总亲自驾车送余秋雨先生，车内他们讨论了关于新闻的话题。作为一家全球著名传媒集团的老总，居然告诉余秋雨先生，其实即使长时间不看新闻也不会受影响，真正沉淀下来的东西是不会被错过的。无独有偶，作为传媒界的名人，以新闻为主业的央视著名记者白岩松也有一个观点，即使他不用微信，也不会错过任何重大的事件。湖南卫视的汪涵也很少上网，但似乎尽晓天下事。

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聚焦于当下的热点新闻事件。不遗余力的将自己的精力或热情投入到通过新闻媒介传播出来的报道中。评论，赞扬，谩骂，哀叹，激动，惋惜，感慨。人们试图用自己的笔触还原一个“真实”的剧本，用自己的编者按为书本标注，就像一部电影的画外音，试图告诉所有的观众，某件事的对与错。事物有对错吗？肯定有。违背法律的就是错，不违法且符合道德标准的就是对，但也不绝对。任何对错的背后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真实，而事实的真相也许只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更有甚至只有当事人知道，或许当事人也不完全知道。因此，毫无根据的判断，本来就得不出所谓的真理，更何况是经过无数人之口转述。

（二）

有一个脑经急转弯：钱包掉了怎么办？答案是：捡起来。第一次听到这个答案很无语。因为，在我看来，报警，发动朋友一起找，重金悬赏等答案似乎看起来都要高级得多。但是，又不得不承认，捡起来是最简单又最有效的。

我们在面对很多问题，处理很多事件的时候，往往容易忽略的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解决办法。而是费尽心思的展开他讨论，似乎在探究什么真理，破解什么谜案。同理，如果问，一个人杀了人该怎么办？我想答案应该是诉诸法律，绳之以法。毕竟现在已经过了刮千刀的年代。

而对于老年人摔倒在路边该不该扶这个问题，答案很简单，但选择似乎很难。曾经也一度成为热点讨论的话题。对于选择不扶的人我们只能给与道德上的谴责，予以精神上的批判。而用道德绑架的方式去惩治不扶的路人，似乎也不是最佳的处理方式。

（三）

隋朝末年，山东好汉秦琼在县衙当差。县太爷接上峰指令缉拿境内强盗，就派秦叔宝带领众捕快实施抓捕。但在民间，这些聚啸山林劫富济贫的群体却被民间视为草莽英雄。秦叔宝结交的江湖朋友中，就有一些这样英雄。秦叔宝接上司抓捕令后，为搭救朋友，故意带领众捕快走岔道。最后，抓捕行动失败，秦叔宝遭牵连，险些丧命。后来说书艺人为歌颂秦叔宝当年帮朋友脱险而故意走岔道的“千秋义举”，就将岔道口附近的村庄称作“两肋庄”，由此产生了“秦叔宝为朋友两肋庄走岔道”的神奇故事，这就是现在所谓“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由来。

仅从故事本身来看，秦叔宝的仗义之举确实令人钦佩，但细思极恐。放在现代，一个缉毒警察放走了一名毒贩，仅仅是因为这名毒贩是他曾经的朋友，并且是一位爱做善事的“慈善家”。恐怕这样的理由也不能服众。

因此，对于朋友，我一直信奉“君子之交”的信条。两个独立的个人，因为志同道合相聚在一起，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相互理解，既不能见死不救，也不用真的以命相保。当然，更不能背后捅刀，甚至背信弃义。

（四）

最近，江歌案一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本来有意回避，但一天之内有几位好友前来讨论，那就借此，聊一下自己的拙见。

首先，作为关注此事件的群众来讲，我们掌握的信息毕竟有限，事实和真相与我们之间隔了一千个读者和一千个哈姆雷特。与其妄加评论，不如静观事态的发展。

其次，正如钱包掉了怎么办的问题一样，对于江歌案的处理一切应交于司法机关处理。如果需要国内给与法律援助或其他支持，当然义不容辞。

再次，关于闺蜜道德的大讨论，也应该建立在事实与真相的基础上。同时，应该防止以道德绑架和舆论炒作的问题。

针对江歌案，媒体评论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是“人性”。关于人性的讨论，相对于法律问题来讲，似乎要深奥的多。人性善与恶的争取自古就有，各说各理，百家争鸣。对于他人人性的讨论与批判似乎很容易，但对于自我人性的探究却似乎难得多。我们很容易对我们看到的听到的事情给与道德的评价，撕开真实下的虚伪很容易，但发现虚伪下的真实却很难。特别是这种真实与虚伪有关性命。

哪有那么容易两肋插刀，哪有那么容易舍生取义。在生与死的面前去窥探人性的善与恶，去判定对与错，谈何容易？

我问朋友：你怎么看？朋友说：还不清楚情况，不乱评价！我在内心给他点个赞，向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