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乡野，清晨的空气总是特别的冷冽。街边的枯草上结着晶莹的霜花，仿佛是暗夜里到来的精灵。小孩子们黏在被窝里，冒冷上学成为最大的煎熬。然而赖床再久，终究是要起的，不怕父母的拍过来的鞋底，而是怕步入课堂时讲台上老师那比空气更冷冽的眼神。足以让你内心颤栗不停。
还好，那时候的我和弟弟，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
父亲照旧是起了大早。头一件事就是跑到码好山楂串的纸箱子旁，看看昨夜串好的山楂有没有冻坏。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每天的山楂都会完好无损的放在那。静静的躺在纸箱子里的山楂，在冬日熹微的晨光中，显得有几分的娇艳。父亲的下一步工作便是把这些串好的山楂进行深加工——挂上糖和芝麻，让一串串山楂完成向糖葫芦的华丽转身。
随着日头一天天的变低，日影一天天的拉长，北方的冬天便隆重的登场了。冬天，对孩子们来说，没那么好玩，除了打雪仗的日子，最快乐的就是能够吃上一串糖葫芦。当走街串巷的“卖山里红”的叫卖声传来的时候，离下雪的日子也就近了。其时大地一片雪白，娃娃们举着糖葫芦，咧着嘴巴笑着，皴红的脸色，衬着糖葫芦的娇艳，配上漫天漫地的白，就像一幅动态的年画般。大人是不舍得咬一口的。但是却挡不住他们逗孩子的那份心情。在巷子口的大人们，把手像猫儿一样揣在袖筒里，佯装着要吃一口孩子们的糖葫芦，有的孩子会很大方的把一整串送到对方的嘴边，大人则假装咬上一大口，津津有味的“嚼着”空，一边还夸这孩子懂事，体贴；有的孩子则很是爱惜的看看糖葫芦，然后看看那人，始终不肯把糖葫芦递过去，甚至很决绝的扭身离开，从此落得一个“小守财奴”的名号，这样的名号，在这样的小乡村里，或许会跟着他一辈子，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父亲的一天，从蘸糖葫芦开始。娘在厨房用大灶做早饭，父亲则用厨房外专门修建的小灶炒制芝麻，熬制糖稀。等到香喷喷的芝麻味在几乎凝滞的空气中慢悠悠的飘进堂屋，飘进卧室中，就把饥肠辘辘的我和弟弟勾引起来，不待父母叫我们起床，我俩就迅速的各自穿衣了。等到一切收拾完毕，父亲已经把糖熬制好了。下一步活儿就是滚糖稀，蘸芝麻了。这是我和弟弟喜欢做的活。于是听从父亲的安排，洗漱完毕，干干净净的干活儿。
滚糖稀是一项技术活，用力不均匀，或者太快或者太慢，都不会滚出来好看的糖葫芦的。太快，糖衣太薄，甚至包不住山楂，就像一个女子，脸上的妆没有抹匀，总是少那么些美感；太慢，则会裹上厚厚的一层，吃起来不脆生，影响口感。还好我和弟弟都已经熟练。均匀的给每一串山楂裹上糖衣，然后在炒制好的芝麻中蘸一下，一串晶莹剔透的糖葫芦就做好了。如是简单重复的动作，我俩却乐此不疲。每天100串左右的工作量，我俩还没有干过瘾，就没有了，于是就有期盼着第二天的来临。
等到所有工作完毕，吃过早餐，父亲便会带着这些成品，在十里八村把一百串糖葫芦卖给那些馋嘴的孩子们，当他回来时，冬日短暂得一天就消耗了大半，有的时候，父亲回家的时间，甚至是日落西山之时，而我和弟弟总会坐在同一个路口，等着他骑着自行车的熟悉的身影，出现。
他每次看到我俩的神情都是欣喜的，而他自行车后面的箱子却空了。看到自己参与制作的糖葫芦被人抢购一空，心里总是美滋滋的。父亲把卖糖葫芦的钱全部交给娘保管，很多是一毛两毛的零钱，有时候还会说上一句：“最后三串，实在卖不动了，就直接买二送一给送出去了”，娘笑笑，算是知晓了。
那时候的时间仿佛走的很慢，连烟囱里的炊烟，都是懒懒的飘着，也是那一缕炊烟，至今让我对故乡充满着爱恋。炊烟是村庄的烟火气，有了炊烟，村庄才有了生命和活力。
晚饭前，娘早已把明日要卖的山楂挑好放在一个诺大的盆里，用净水泡上了，本来灰突突的山楂果遇见水后，颜色也变得鲜活起来，吃过晚饭后，一家人围在昏黄的灯光下，一颗颗仔细搓洗干净，然后用先前削好洗净的竹签，一串串的串起来，放好，用干净的塑料盖起来，等待第二天裹糖蘸芝麻……
多年后的今天，父亲已不再从事这份营生，但对糖葫芦仍旧保持着天然的热爱。那时候不怎么舍得一串糖葫芦的他，现在却爱上了吃，用他的话讲：酸溜溜的，吃着美得很。有时候也不免感叹一声，还是觉得自己做的好吃。
我在旁边打趣说，哪能跟自己做的比呢？好吃不说还干净放心。
父亲接过话茬说：吃糖葫芦的孩子，当时都是和你们一样大，不干净，吃着不放心呐。
父亲的语气，平静的不起半点波澜，让我想起那一抹香到骨子里的炒芝麻香，突然也好想吃一串自己做的糖葫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