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室友的一番话着实令我吃惊不小，我没想到他竟说得那么直；直得露骨，直得像是一根刺，直刺人心，让人震撼，令人心颤。因为它没有一丝一毫的隐藏，完全是赤裸裸地被讲出来。那份坦白，那种坚决的态度，实在叫人无法拒绝。

事情原由是这样的，一个室友的女朋友向他诉苦，说在QQ作业群里都没人搭理自己，跟他们讨论情况，根本没人回复。她感到很委屈，希望室友去说一下那几个男生。室友打听到了那几个男生的宿舍就理直气壮地去教训他们了。结果，他倒被呛得无语了，肚子里准备的一些诸如“你们男生做个事还要女生来催呀”的话当场死于腹中。因为有个男生说当初是她说的我们负责毛概作业，他负责马原作业。室友当场哑巴，无话可说，只得打道回府了。

回去后室友向另一个室友说了这事，那个室友只一笑带过，没多说什么。室友又继续和他女朋友说这事，可那个室友忽然不满于这个室友的女朋友，说她怎么什么事都找你啊！她怎么什么事都找你啊！口气不算很重，就像普通的发恼骚。但他竟慢慢的就激动起来了，像亢奋般，对她的称呼完全变了，竟然直接用“这个女生”来形容称呼，可见他是有多不满了。他说她总是什么事都干不成，我真的很讨厌这个女生，这个女生……这些话听着不太舒服，仿佛字字都在戳人，字字都带着刺。

室友像被家长指责的小孩般，毫无招架之力，只弱弱的回了一句。我在一边听着这些，颇感吃惊，甚至受到了震颤。他的口直不掩经过这么久的相处我是知道的，像今天如此的尖锐——可以说是面子都不给，我到底是没见过也想不到的。这不禁引起我颇多的感触。

有话直说一方面是性格使然，想说的话总是憋不住，不然心里难受，哪怕别人听着可能刺耳，也要表达出来。而在另一方面而言，它更是一种态度，一种·由心而发的态度，不是为了伤害，不是为了攻击，只为把最真诚、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不想矫揉造作，不愿同流附和。我有时挺佩服这种人的，因为我不是这种人；我很少会当面指出，更别说那种严厉的表述了。但这不代表我没有态度，只是不怎么直接表达出来，可它存在于我的脑子里、文字中、委婉的言语中。

态度，或者说判断力，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一个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判断，否则和行尸走肉无异。这是我在高二时认识到的。一个人若无自己的态度，那便人云亦云，附流随众，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定力，丢了自己的根基，像没钉牢的木桩，随时有可能倒下。有话直说自是一种态度，至少勇敢地表达出来了，对错姑且不论，重要的是那种坚定的认识，可能偏失，也许一语中的，不必过于计较，偏的加以改正，正的继续引导。关键是我们得拥有自己的态度，有自己的立场，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也不是与人为敌；它不是那种对处处不满的愤世，也不是那种非要争出道理的执拗。人各云云，我自心定，心中自有一杆秤。

可是我们现在缺乏这种有话直说的勇敢态度。很多人不仅不敢直说，就连心里也丢掉那份态度，甘愿如他人。下级对上级，百姓对官员，学生对老师，以及我们的教育、学术等，总是缺少一些这种态度。拿我们来家作例，因为是扶贫对象，会有上面的人进行电话回访；可是当地的官员早就给每家每户打过招呼了，即使没享受的有的政策也要说有。他们哪敢反对，只得照当官指示的做，不然总会有法子弄他们的。对于这事，我是很气愤的，该是怎样的就是怎样的，尤其是在这种事上，来不得虚假。可我又无能为力，而他们也不敢直说。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这种勇敢，多一些直言，少一些欺隐；多一些诤言，少一些谄媚。虽会带来短暂的不适，但终有利于长远的发展。谁都想听好话，可好话听多了人就容易麻痹，迷失自我，陷入迷雾里。而直言，才能划破那层迷雾，让人重见天日，如梦初醒。直言犹如灿阳，雾再大，总会被驱散；也如清泉，虽带冷冽，但那份纯净，总会洗掉污浊，净化心灵。比起阴奉阳违，我更愿意坦然接受义正辞严的批评。

曾了解民国一些人，总是不由得对他们钦佩有加，比如直言不讳的“傅大炮”（傅斯年），敢于揭露敌人丑恶面目的鲁迅。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他们是那样的勇敢，那样的有骨气，有气节，不得不令我们动容以至惭愧。记得高二好像是在《南方周刊》上看到一则事，一个作家因写了篇报告文学而被官员威胁（当然不是官员当面，手段他们有的是），因为它如实反映了当地存在的诸多问题，这当然引起了官员的注意，所以他们进行补救。可这种补救，无异于掩耳盗铃，颇像中亚古国花剌子模的君王对待信使一样，以为把“坏消息信使”处理了就会把坏消息赶走。不管那位作家最后如何，我希望他继续直面现实，直言现状，保持初心，不因权贵、不被物质、不以世俗而丧失自己的勇敢气节，屈服与他们。我也希望我们能多一些傅大炮，多一些鲁迅那样的直士，无论在学术上、政治上，还是教育上、生活上，因为他们是有利的，对我们社会的全面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当然，有话直说并不是无所顾忌，肆意胡说，我们需要的是有见地、有态度、不造作的有话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