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山雨欲来风满楼
进入2003年，蒲纺为丝织厂、针织厂（包括天龙公司）和纺二准备实施破产开始造势。首先是由集团L总亲自带队，严志开、李梅爱、常雨琴等其他副职领导，集团处室劳资处艾先金、郑志伟和财务处李鹏、综合管理周建西等几位处长，几个拟破产单位有针织厂雷敬元、丝织厂魏太平、纺二周本壁等参加，分乘两辆面包车，分别考察了孝感棉纺厂，襄樊五一棉纺厂和大襄棉的改革改制经验与现状。孝棉孙应安厂长在孝感市地方政府和银行的支持下，以及承担企业和银行债务和承诺妥善安置职工的条件，以1元价格（零转让）取得孝棉全部资产所有权（后孝棉从7万锭发展到17锭，并树为全省改制的先进典型）。襄樊五一棉纺厂是江泽民考察过的企业，其厂门口展示有一幅江泽民考察企业与厂领导合影的巨幅彩色照片。据厂长熊南平介绍，企业自投产以来，就高额提取技术改造资金，采取“小步跑，不断线”方式，坚持不间断改造和更新设备，不断提高工艺水平，目前在全省棉纺行业中设备先进程度名列前茅。据说襄樊市曾拟调熊总担任襄樊市副市长职务，他坚辞不去上任，传闻如真，他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他在用工上也有过人的眼光，全部招收的都是合同工。目前改革改制的主要方式是企业领导和生产、营销及技术骨干持大股，企业员工普遍持股方式，生产效率高，经济效益好，改制企业名称改为“襄樊银河棉纺股份有限公司”。大襄棉则按政策性破产方式操作，但该企业在市中心地带占有大块土地，其土地使用权变现的价值就是聚宝盆，职工安置和企业改制经费没有什么问题。综上所述，蒲纺无论从各方面改制的条件与上述企业都没有可比性。回到汉办召开考察研讨会上，我和魏太平厂长发言都提出，要立足蒲纺地处山区，土地资产不易变现，职工对企业依存度高，再就业途径少的特点，还是要从盘活现有资产、改革管理体制、激发内部潜力入手，寻求有实力的合作伙伴帮助蒲纺走改制脱困之路。这可能与蒲纺主要领导思路不符，也得不到积极回应。
随着破产改制的风声日紧，蒲纺职工心态也发生着变化，各种传闻和小道消息在职工中不胫而走，弥漫着浮躁和不安情绪。当三陆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讨论“美特邦”租赁企业主体时，就发生了职工大规模聚集骚乱事件，部分职工在会议上把西红柿和鸡蛋砸向主席台，时任厂长张耀东出来挡驾，在主席台上站起来，大声说：“你们有意见有情绪，都朝我这里来！”领导的坐骑公爵王车子停在会场外也被轧破了轮胎瘪气不能开动。“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些迹象都酝酿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
5月下旬省国资委在省财政厅招待所召开政策性破产相关性政和条例研讨班，其中心议题就是在现有企业改制破产的政策法规条文中，寻找出对职工安置有利的条款和规定，争取给蒲纺改制破产的职工安置费多一点含金量。蒲纺拟破产的企业的党政负责人和单位劳资、财务、办公室和工会部门中层干部参加，集团公司劳资处处长艾先金作辅导启发式发言，大家都在此吃透文件精神，钻研政策条款，各自献计献策，踊跃发言谈看法。耗时两天时间，当5月30日16点左右返程回到蒲纺桃花坪家中，路过蒲纺公安处时，看见有一些女工在此聚集，因为司空见惯没当回事，天黑就早早睡下了。
睡到半夜，突然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只见外面火光通明，鞭炮声口号声震耳欲聋，就像“文革”时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大游行那样惊天动地。我家就在公安处旁边的总厂宿舍，我立即披衣起床到外面看个究竟，夜色中只见集团公司办公楼和总厂公安处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头在晃动，塞满了桃花坪办公楼广场及大街小巷，大概有几千人之多。还听见有人在骂骂咧咧说：“领导还跑了，便宜他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们要找省长对话。”询问情况才知道震惊全省的 蒲纺“5.30”事件爆发了，惊诧之余，我连忙回到家中打电话到工厂询问，有无针织厂的职工参加？好准备让劳资工会等部门作劝回的工作，当确认无针织厂员工参加以后，我才放下一颗悬着的心。
后来听说事发当天下午，总厂公安处传讯了几个三陆公司上访和传播小道消息的女工，引起部分三陆职工的关注和上访，成为蒲纺“5.30”事件的导火索。正巧当天湖北省、咸宁市和赤壁市有关领导在五洪山龙佑宾馆，听取L总关于蒲纺改制破产事项的汇报，不知消息如何泄漏出去，三陆公司部分职工相约到五洪山去找省领导和集团公司领导对话讨个说法，结果一传十十传百，人们乘坐巴士、摩托车等交通工具纷纷涌向五洪山，在铁路涵洞口被值勤民警阻拦，结果职工越聚越多，傍晚时分大概聚集了五六千人之多，群情汹汹，局面难以掌控。省市领导怕事情这样僵持拖延下去，如局面失控，职工上路堵塞京广铁路或京珠高速公路，会酿成重大政治事件，就把蒲纺主要领导请出来与职工对话，领导被一队武警用盾牌围成方阵保护在中间，在数千职工的簇拥下，浩浩荡荡步行10余公里到达蒲纺，一路上职工喊着口号，敲着锣鼓燃放鞭炮，据说石头、汽水瓶像雨点儿般砸向盾牌阵，有少数公安干警和武警战士为此受了轻伤。当晚现场混乱，群情激愤，若不是公安和武警防范严密，恐怕凶多吉少。
到达蒲纺后，领导被干警迅速送入公安处院内保护起来，并于当晚化装，戴着钢盔穿上警服悄然离开蒲纺。一时领导在蒲纺是千夫所指，万人唾骂，把蒲纺衰败的责任通通算在他的头上。我个人观点，把账都算在他身上也有失公允，这个事件是蒲纺作为大型老国有企业多年积累下来问题和矛盾的总爆发，有深层次的历史原因。蒲纺诞生于特殊的战备年代，建厂初期以三线军工企业定位，后军转民成为省属企业，脱胎于军工体制，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内部管理则政治化和官员化色彩深厚。由于所处年代是物资短缺匮乏的卖方市场，转产民品后蒲纺设备先进、工艺技术领先，主要生产原料由国家计划调拨，产品自然是供不应求，“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蒲纺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没有经过激烈市场竞争的锻打及锤炼，面对经济体制改革转型的浪潮冲击，“买方市场”形成和民营经济的冲击，僵化的管理体制和庞大的身躯转型非常缓慢。加上地处山沟，企业办社会负担沉重，没有现代物流、资本流和信息流作为支撑，又错失了企业上市筹资和技术改造华丽转身的最佳时机，企业原有的优势丧失殆尽。最终形成了产品成本增加，利润空间减少，资金周转困难，精英人才流失，职工收入降低，内部矛盾加剧的负循环之中，再现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铁律。
说实话，一个企业领导人被这样粗暴对待，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一场悲剧，自己也感同身受。国营企业除生产经营主业之外，还担负着诸多社会责任，但无地方政府官员有强力部门保护其履责的能力。许多国企改制企业领导人因国有资产管理人和具体政策执行者的双重身份，与单位职工在短期利益上难免会发生激烈冲突，其人身受到伤害的事件屡见不鲜，以致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从情感上，我与主要领导除在企业经营思路和选人用人看法等方面有分歧外，对其本人并无恶感。他上任后为蒲纺改制脱困做也做了许多工作，并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由于多种原因，大多数方案也都无功而返。我当时不在集团公司决策圈内，一些内情并不知晓，只能算一家之言。
为平缓聚集在桃花坪骚动职工群众激烈的情绪，湖北省分管工业的副省长任世茂连夜拉起广播线，在桃花坪俱乐部大礼堂与职工开展对话，并宣读了L总留下的一封信。此事掀起轩然大波，惊动了湖北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立刻由省政府副秘书长余景然牵头，组成以国资委、劳动人事厅、财政厅、公安厅、纺织总公司、省总工会等十三个厅局组成的工作组进驻蒲纺，调查蒲纺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了解蒲纺职工的要求和意愿，宣传企业改制相关政策法规，疏导蒲纺职工躁动不安的情绪。省纺织总公司副总经理沈志超（原安陆棉纺厂的厂长）与我和朱书记关系都熟，我俩经常到工作组居住的蒲纺竹景宾馆去拜访他，请教他关于企业改制的程序及政策法规操作的范例，湖北荆襄磷金元公司破产安置的具体做法，特别是工龄满30年的职工实行内部退养（即二缴一发）的政策值得借鉴。
工作组除召开各种会议宣传企业改制的有关政策外，还要接待各方面上访职工提出的问题和要求，甚至还发生激烈的交锋。有一次国资委主任Q在俱乐部接待上访的职工回答问题时，可能是上访职工言语不恭激怒了他，竟在主席台上一改谦谦君子形象恼怒发起脾气。工作组大多数成员与原单位没有正式脱钩，家又在武汉，所以工作组成员经常调换，省政府直接操控蒲纺的改制进程有力不从心之感。余景然不久就调湖北省冶金行业协会担任主职领导，中途又更换了两任，最后一任组长叫刘向豫，是省国资委巡视员，朱书记原来与他很熟，在闲聊中他告诉我们，来蒲纺休息不好，胃液返流灼伤了食管造成溃疡，他自嘲说：“老余升了官，我生了病，准备请假回武汉治病。”他还透露说湖北省政府对蒲纺改制工作可能有新的想法和安排。
实话讲蒲纺“5.30”事件是个很敏感的话题，牵扯到许多人和事，很多当事人也不愿再提起，但这次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加速了蒲纺改制的轨迹和进程。领导出走后，集团公司管理层也出现了权力的真空。记得是7月的一天晚上，集团公司通知副处级以上管理人员到三楼会议室开会，到会场才知道是湖北省常务副省长周坚卫亲自送L总到蒲纺复职。周坚卫不愧是省级领导，他说：“你平时吹胡子瞪眼睛批评人，别人对你有意见，那天晚上对你扔了几个石头又算个什么呢？”一句幽默的笑话顷刻就化解了当时的尴尬。最后还是强调要在集团公司的领导下，以大局为重，完成蒲纺的改制脱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