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以为那是个都市传说，把它当乐子看，直到那天，我发现它是真的。
我第一次听到那个说法，是大二刚开学不久。宿舍夜谈会，老卢一边抠脚一边刷手机，忽然啧了一声，说你们看过这个没有——你们班上，可能有一个谁都不认识的隐形同学。
我们都笑了。
老卢一本正经地把手机举起来，屏幕上是学校表白墙的截图，一个匿名的投稿说，他在学校读了两年，前几天翻班级合照，发现自己居然叫不全所有人的名字，但这不奇怪，奇怪的是——他对着名单数了好几遍，人数始终比合照里的人多出一个。他一个个指认过去，每个人都对得上号，就是有那么一个人，他怎么都找不到。那个人像凭空多出来的一个名额，嵌在名单里，却不存在于任何人的记忆里。
“底下有人跟帖，说他也遇到过，”老卢把烟头摁进易拉罐，“大三的学长，说他们班三十七个人，但每次点名最多只能想起来三十六个。所有人都不觉得有问题，好像那个第三十七人本来就该被忘掉。”
当时老郑在床上翻了个身，说你们无不无聊，这明显是编的。林妍坐在我对面板凳上吃薯片，笑着附和说就是，学校系统出点毛病，把休学的人算进去了呗。我说也可能是有人转专业了，名单没更新。老卢见没人买账，有点扫兴，嘟囔了一句“你们真没意思”，把手机丢到一边，话题就这么滑过去了。
这事本来应该像我大学生活里所有无聊的夜谈一样，被第二天的课程和外卖订单冲得干干净净。但一个月后的某天下午，我碰上了一件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的小事，就是那种让你后脖颈发凉、但又找不到任何理由去害怕的事。
那天是周三，下午最后一节马原课，教室在综合楼四楼。我因为中午吃坏了肚子，跑了两趟厕所，踩着铃声进的教室，随便在后排找了个空位坐下。课上了一半，我百无聊赖地趴在桌上，目光扫过前面一排排后脑勺，突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涌上来——我总觉得这个教室里，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我坐直了身体，仔细看了一圈。
所有人都很正常。窗边第三排是林妍，她正低头在笔记本上画什么东西，旁边坐着她室友。老郑靠墙坐在另一边，耳朵里塞着耳机，大概在听歌。老卢没来，他这门课常年逃课，反正老师不点名。前排几个女生在传纸条，靠走廊那排有个男生在打瞌睡，脑袋一点一点的。讲台上老师背对着大家在黑板上写板书，粉笔敲得哒哒响。
一切都很正常。
但我就是觉得哪里不对。那种感觉像嗓子里卡了一根鱼刺，吞不下去，吐不出来，你知道它在那里，但你就是找不到它。我又看了一圈，把教室里每个能看到的角落都扫了一遍，依然没有任何异常。我甚至觉得可能是自己中午吃坏肚子导致的精神恍惚，索性不再想了，趴下去睡觉。
下课铃响的时候我醒了，背着包往外走，在走廊里碰到了林妍。她问我脸色怎么这么差，我说中午吃坏了，她说你活该，谁让你去西门那家麻辣烫。我俩一边走一边拌嘴，走到楼梯口的时候，我忽然停下脚步，脑子里像有什么东西被拽了一下。
“林妍，”我说，“今天马原课，你觉不觉得教室里有什么不对劲？”
她愣了一下，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你是不是拉虚脱了？赶紧回去躺着吧。”
我笑了一下，没再说下去。但我的直觉在那一瞬间告诉我，中午确实在西门吃了麻辣烫——我口袋里还装着那张付款记录，金额清清楚楚，点的是麻辣烫，一个人吃的。
可我忽然想不起来，我到底是跟谁一起吃的。
我应该是一个人去的。
不对。我明确记得自己坐在靠门口那张桌子上，对面坐了人。那个人跟我说话，我边吃边听，筷子夹着藕片往嘴里送。那个人说了什么？我想不起来了。那个人长什么样？我也想不起来了。像一张被水泡烂的照片，轮廓还在，面孔已经糊成了一团。
我在宿舍楼下站了足足两分钟，把手机掏出来翻了一遍聊天记录，没有那天中午约人吃饭的消息。翻了通话记录，没有。翻了最近联系人，每一个都对得上号，没有任何多余的人。我甚至打开相册看了一遍，也没有那天中午拍的照片。
最终我得出一个理性的结论：我记错了。我一个人去吃的麻辣烫，坐在门口那桌，对面没人。至于为什么会有“对面有人”的印象，可能是隔壁桌的客人恰好在我视线范围内，大脑把画面剪辑错了。
这个解释很合理，我接受了自己给出的解释，然后就把这件事忘了——至少在那天之前，我是真的以为自己已经忘了。
大三上学期，学校搞了一次学生信息核对，要求每个人登录教务系统确认自己的学籍信息和班级名单。这种事每年都有，平时没人当回事，但那天晚上老卢突然在宿舍群里发了一条消息，语气跟平时嬉皮笑脸完全不一样。
他说：“你们去看一下班级名单，数一数人数。”
我当时正在打游戏，没理他。过了大概十分钟，老郑回了一条：“咋了？”
老卢说：“你们先数，数完告诉我。”
我正好一局打完，随手切出去登录了教务系统，点开班级名单。我们班不算大，三十几个人，名单翻了两三页就到底了。我手指点着屏幕一个一个数下去，数到最后，总数是三十六。
然后把页面拉到最底下，系统显示的总人数是：三十七。
我以为自己数错了，又从头数了一遍。还是三十六。系统显示三十七。
那种感觉又来了。嗓子里的鱼刺。
我在群里问：“你们数出来多少？”
老郑秒回：“三十六。”
林妍也回了：“三十六，但系统写的三十七。”
群聊沉默了很久。老卢最后发了一条语音，声音压得很低，像怕被谁听见似的：“你们还记得大二那年我说的那个事吗？班级合照里多一个人，名单上多一个人，但谁都记不起来是谁的那个。”
“别说了。”林妍打字回复。
“我没开玩笑，”老卢的声音从手机扬声器里传出来，带着一种很少在他身上出现的认真，“我下午去学院办公室问过教务老师了。她说我们班从大一入学到现在，没有退学的，没有休学的，没有转专业的，一个都没少。三十七个人，一个都不少。”
那天晚上我没怎么睡好。我躺在床上反复回想大二那个下午，西门外那家麻辣烫店，我对面坐着的那个模糊的身影。我试图把那个身影和班里的同学一一对照，但每一个都对照不上。那个人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声音中性，没有任何特征——或者说，所有特征都被人从我的记忆里精准地抹掉了。
就好像有一块橡皮擦，把我脑子里关于那个人的所有信息擦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一片模糊的铅笔印，证明那里曾经写过些什么。
这件事在班级群里被讨论了几天，然后就像所有学生时代的话题一样，被考试和作业淹没了。没有人再提起那个第三十七个同学，甚至连老卢都恢复了嘻嘻哈哈的样子。一切照旧，就好像那个多出来的名额从来不存在。
但我知道，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反应太正常了。
一个班里有三十七个人，却只能数出三十六个，换作任何一个正常人，第一反应难道不应该是刨根问底、挨个排查、甚至报警吗？可我们没有。我们讨论了两天，然后集体沉默，像被人按下了某个开关，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遗忘。
那种感觉，就像你在做一个很长的梦，梦里你隐约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但无论如何都醒不过来，因为你的身体拒绝执行“醒来”这个指令。
真正让我彻底崩溃的，是大四上学期的那个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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