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周末家庭又迎来了团聚时刻。元旦三天小假之后过了三个工作日之后就又是周末双休日了。孩子爹照样不辞辛苦，周五晚上十点从工作地出发，然后在周六一早五点多赶回了家，我和孩子都睡得正酣，他悄悄潜到家里，接着来一个回笼觉。

孩子已经进入期末复习阶段，前段时间因为参加一场重要的文艺演出，耽误了半个月的课，还没有缓过劲儿来，所以期末复习有些紧张，当然主要是父母紧张，他或许处于外松内紧的状态吧。

孩子爹自恃曾经荣获高考地理全省前三名，便自告奋勇做孩子的期末复习辅导员，一个白天都在忙忙碌碌、认真学习地理课本。妈妈游手好闲，间歇性发作一通“公主病”，一会儿嫌自己不被关注，一会儿挑唆一下他们的父子关系。到了黄昏时分，孩子爹终于从地理课本中抬起头来，说要陪妈妈出去看个电影。孩子一听在一旁偷着乐，趁爸妈出去撒狗粮，自己正好可以溜出去吃点垃圾食品什么的。

但是搜了一下影讯，实在找不到什么可看的片子。出去请吃个饭或者就在家里电脑上找个片子看的提议都显得无趣，出去散步呢，天寒地冻的，还是窝在温暖的家里更有吸引力。我突然提议：不然咱们去寒松家串个门儿去吧！

串门儿，这个在大城市里显得非常奢华的词在我记忆中是何其美好而温暖。记得小时候，还在河北农村的老家，妈妈和村子东头的干姨应该属于闺蜜级的亲密关系。她经常带着我晚上就干姨家串门儿，那时候干姨夫有正式的工作，是负责“跑外”的，就是经常去外地出差，负责厂子里的产品推销、原料采购等工作的。干姨夫见多识广，经常讲一些奇闻异事。每次到干姨家，都是夜深了才往回走，有时候我听着听着就迷糊着了。到现在我都记得黑咕隆咚的夜里，妈妈拉着我或者背着我从村东头走回家里的感觉。妈妈和干姨一直有着很好的感情，后来父亲去世，妈妈带着我改嫁到内蒙后，干姨还去内蒙看望过我们。在1980年代初的时候，这样长途跋涉的探亲是非常不容易的。

串门儿是发生在熟人社会的社会交往活动，我在内蒙西部的一个国营渔场长大的地方， 1970年代前后有很多北京和天津的知青下乡到那里，开始是场里统一盖一排排里外两间的职工宿舍，一排房大概有十户左右，一套大概是30~40平米左右，外面一间是厨房，标配是一个土坯和铸铁构建垒成的土炉子，和一个灶台，有时候春秋季节天气太冷，我们会把打芦苇帘子的架子搬到外间，屋里就成了车间；里间兼具卧室、起居室等功能，是家庭主要的公共活动空间。一面墙边有一个和外间的土炉子连接在一起的大约两三平米的火墙，火墙上面接着白的或者黑的铁皮烟囱，烟囱在屋里拐两个弯，就钻到了对面墙上的烟洞里，又直接通往房顶的总烟囱。还有一个是和灶台连接的占据房间三分之一的火炕，一家人都一字排开、睡在一个炕上。火炕是用土坯垒成的，中间留有像迷宫一样的烟道，烟道也会通向房顶的烟囱。这样冬天做饭的时候，饭做熟了、炕也烧得暖暖和和的了。

一般住在一排房的都是一个分场的职工及其家属，没有单独的院子，窗户外面就是通行的5、6米宽的过道，在南边家家都自建了十几平米凉房，当储物间，夏天的时候也把厨房搬到凉房里。

在这样的大院子里生活，大人和小孩子们自然每天都要相互串几次门。邻里之间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既是同事，又是朋友，孩子也差不多大，所以大人们之间互相借个工具、葱姜，孩子之间分分合合，人们仍然享受着熟人社会之间的密集交往和情感支持。

后来改革开放之后，场里开始批宅基地供职工自建住房，正好也赶上了职工子女长大婚假，于是，谁家的房子盖得高大阔气，那这家的儿子在找媳妇时就有了一项重要的加分项。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虽然会根据籍贯的不同而使“老乡”们会更容易成为亲密的社会关系，但这里仍然是一个熟识人组成的社会，有家长里短，也有互帮互助、道德约束。

可如今在这个偌大的现代都市里生活，亲朋好友也有几个，只是大家更多的社交活动成了应酬，朋友之间一般是约饭、约茶、约咖啡，而家庭的互访做客则成了一项隆重而充满仪式感的重大社会交往活动，如果没有私交的同事或朋友，是不会有家庭之间的交集和接触的。即便是我常年住在一个高校的家属区，按说大部分人都是一个“大单位”的，但大家的交往仍然遵守陌生人社会的交往规则，即便是同一个楼层的门挨门、门对门之间，仍然只限于“点头之交”。

所以，就在几百米的距离，有一个可以串串门儿的好友，当然，都市版的串门儿还是需要事先打个招呼、约一下的，但仍然是一件极其奢华的幸事！所以，生活在现代化都市中的我们，值得寻找、培养一两位在“一碗热汤的距离”、触手可及的好朋友，偶尔可以在茶余饭后可长可短地互访一下，串个门儿，聊聊天，人生夫复何求！

2019-1-6于畅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