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夏衍给我回信 杨乐生 30年前，初涉书海，对什么都好奇，也爱刨根问底。一天我阅读时，突然发现夏衍先生的同一篇杂文，竟然有两个篇名。一篇刊在吉林的《电大语文》1982 年第四期上，篇名叫《野草》;另一篇刊在甘肃的《读者文摘》(即现今的《读者》)1982年第六期上，篇名叫《种子的力》。在1980年出版的《夏衍杂文随笔集》中，此篇杂文用的篇名是《野草》。这篇杂文写于抗日战争中期，中心意思是鼓舞人民坚定抗战胜利信心。使用的是象征手法，用野草的破土而出象征顽强的生命力。作者通过强烈的对比，表现了野草虽不为人所注意,而实际则有巨大无比的力量。文章寓意深刻，哲理性强，画龙点睛，妙语惊人。 出于对夏公的尊敬，出于对后世夏衍研究者负责，同时也是出于好奇，我不知天高地厚，鼓足勇气提笔写信向夏公询问。 信发出后，我根本未抱夏衍先生复信的希望。心想，夏公乃大名人，况且当时还担任着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文联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顾委委员等要职，又是大忙人，夏公能读到我的信已是万福了。 谁知，1982年8月10日，随着收发室老师傅一声:"有信，北京的!"我于大喜中收到了夏老于当年7月27日给我的亲笔回信。 夏公信中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令人信服地道出了一篇文章、两个篇名的原因。从信中，不但看出老人虚怀若谷和待人以诚的伟大胸襟，而且还表现了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夏公用以回信的信封竟是全国文联给他去信后，翻过来再用的旧信封。此信封连同夏衍给我回信，一直告诫着我:如何待人，如何治学，如何节俭。 1995年2月6日，夏公驾鹤西去，笔者谨以此文作为夏老逝世十七年祭。(作于2012.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