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其他学者笔下的年代

于殿利先生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第二章给出的哈孙纳文化的年代是约公元前5800-前5500年，萨迈拉文化是约公元前5600-前5000年，哈拉夫文化的年代是公元前5500-前4500年。除了哈孙纳文化的年代要稍早以外，萨迈拉文化和哈拉夫文化的年代跟杨建华先生的《两河流域史前时代》一书是一致的。

在史蒂文·米森院士的笔下，哈孙纳时期为（约公元前6800-前5600年），萨迈拉时期“从公元前6000年开始”，哈拉夫文化则从公元前5000年开始。①《史前人类简史》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仅仅晚于诺曼·约斐（Norman Yoffee）2005年出版的著作一年而已。既是史前史考古学教授、同时又是不列颠学院院士的史蒂文·米森，其笔下的萨迈拉文化相比前述的年代仅上调了500年，而哈拉夫文化居然还下调了500年。显然，诺曼·约斐们的“树轮校正”年代只是一家之言。某个学者、某个网站或某个著名出版社所给出的“新”年代仅仅只是代表某人或某派的学术观点。至于其观点是否成立，还需要严格的证据来支撑。

在约瑟夫·加芬克尔的一篇论文中，西亚的陶器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12000年的纳图夫人时期。这些陶器作品包括了“拟人形和动物形小陶像以及刻有几何纹和舞蹈纹的陶器”。然而，以乌姆·达巴吉耶遗址为代表的美索不达米亚新石器时代陶器文化的确切年代为公元前6000年初。随后兴起的哈苏纳文化和萨迈拉文化则存在于公元前6000年至前5000年之间。哈拉夫文化则介于公元前6000年末至前5000年。②

关于西亚地区最早的陶器，必须明确指出，尽管在黎凡特前陶新石器时代B阶段（PPNB）出现了经过简单烘烤的泥塑像或物品，但这些物品不能被认定为陶器或陶片，因为它们并不具备实际作为陶器使用的功能（例如烧水或烹饪食物）。

众所周知，加泰土丘遗址出土了一具坐在宝座上两手抚豹的裸体女性塑像。在《安纳托利亚：文化繁盛之地》一书中，说该塑像是“烘干的黏土塑像”。③史蒂文·米森院士对该塑像的论述也是如此。《史前人类简史》对黎凡特纳图夫文化尽管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论述，却只字不提纳图夫人出现了陶器。

另外，关于西亚三支著名的彩陶文化，约瑟夫·加芬克尔给出的哈孙纳文化（含原始哈孙纳文化乌姆·达巴吉亚遗址的年代）、萨迈拉文化和哈拉夫文化的年代居然没有采纳所谓的树轮校正的“新年代”，且异于其他地方给出的年代！根据译者杨谨，约瑟夫·加芬克尔的“原文发表在《剑桥考古学刊》1998年第8期”上，其发表时间与杨建华先生所言的“20世纪末由于技术的进步”的时间是吻合的，也与诺曼·约斐的专著出版的时间相去不过几年之久。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问题还在于，约瑟夫·加芬克尔给出的加泰土丘的陶片居然是“前8000年上半期的地层”！而中国大百科全书给出的加泰土丘的年代是：“具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树轮校正，大约在公元前7000～前5800年”。这样，去除加泰土丘最早的两层无陶地层，加泰土丘的陶器的年代上限顶多只有公元前6800年。

杨建华先生第一次给出的加泰土丘遗址的年代是：公元前6250-前5400年之间”，④第二次给出的加泰土丘遗址的年代则是公元前7200～前6200年（诺曼·约斐给出的新年代）。然而，这位将西亚的陶器历史直接延伸至公元前12000年的约瑟夫·加芬克尔，其所持的加泰土丘陶片出自“前8000年上半期的地层”的观点，很可能依据的又是另一批人的观点。

约瑟夫·加芬克尔于1998年发表在《剑桥考古学刊》的这篇论文，要么凸显出该学刊对西亚史前史研究的不严谨态度，要么反映出该学刊对各种学术观点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没有标准答案。各种学派及其各种观点都有机会在此交融、碰撞。

参考文献

①［英］史蒂文·米森著，王晨译：《史前人类简史》，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版，第555页。

②［以色列］约瑟夫·加芬克尔：“试析近东和东南欧地区史前彩陶上的舞蹈纹饰 ”，杨谨译，《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 1期，第83页。

③［美］戴尔·布朗主编，王淑芳等译：《安纳托利亚：文化繁盛之地》，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9页。

④在上世纪末以前的那些近东遗址的年代为何不标明没有经过树轮校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