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两河流域的新年代问题
（一）树轮校正的新年代问题
在杨建华教授先后出版的两部专著里，关于两河流域的一些重要遗址和几支重要的彩陶文化的年代，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差距极大的年代。
在《两河流域史前时代》里给出的年代是：
哈孙纳文化（Hassuna Culture，前5500～前5000年）
萨马拉文化（Samarra Culture，公元前5500～前5000年）
哈拉夫文化（Halaf Culture，公元前5500～前4500年）
欧贝德文化（公元前5300～前3500年）
乌鲁克文化（公元前3500～前3100/前3000年）
“以上是各个文化根据其14C数据所作出的年代推测”。①
在《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里给出的年代是：
哈孙纳时期，公元前7100～前6600年
萨马拉时期，公元前7000～前6300年
哈拉夫时期，公元前6400～前5500年
欧贝德时期，公元前6500～前4000年
乌鲁克时期，公元前4000～前3100年
对此，杨建华教授给出的解释是：“……从18世纪以来在这一地区所进行的考古工作，积累了大量的考古资料。由于科技手段的进步，20世纪中叶开始对其中含碳的遗存进行了放射性碳同位素的年代测定。由于最早的年代无法找到可以校对历史纪年的树木年轮，所以这一地区的考古一直使用的是未校对的14C年代。20世纪末由于技术的进步，这一地区也开始使用树轮校对年代，校对过的年代更加古老，所以两河流域的绝对年代在不断地向前提，但是史前的最末期还要与历史纪年相衔接。在这里我们选择了发表时间最晚（近）的观点，即著名考古学家诺曼·约斐（Norman Yoffee）在200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远古国家：最早的城邦、国家和文明的进化》中使用的两河流域史前绝对年代……”②（黑体字为笔者所标注）
1.疑惑
杨建华教授的这一段文字让人深感疑惑之处在于，树轮年代学（Dendrochronology）是美国的道格拉斯（Douglass）博士于二十世纪初研究建立起来的，而碳14测年法是由时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威拉得·利比（Willard Frank Libby）在1940年代发明的。这两种技术都不是最新技术，为何这一地区的考古一直使用的是未校对的14C年代呢？
如果说“由于最早的年代无法找到可以校对历史纪年的树木年轮”，那么，“这一地区也开始使用树轮校对年代”的“可以校对历史纪年的树木年轮”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它跟“20世纪末由于技术的进步”有逻辑上的关联吗？如铀系测年法、钾-氩测年法、释光测年法、地磁测年法等。如果没有找到树木，何来的树轮校正年代？又亦或是说所谓的技术进步跟发明了树轮校正软件有关？“可以校对历史纪年的树木年轮”到底找到没有？有多少？在哪些遗址？哪些遗址找到了“可以校对历史纪年的树木年轮”并采用了新年代，哪些遗址没有找到？其它遗址的新年代是根据哪些遗址出土的树木年轮进行调整的？有哪些研究机构参与了这项研究？研究机构及其学者的背景和公信力如何？是否有多国参与？
上述这些内容应当公示于众。
（1）疑惑一：在近东如此辽阔的地域范围内和星罗密布的遗址中居然找不到一块可以校年的树木令人诧异。考古学上有一句常用的谚语是“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相对近东那些新鲜出炉的保存非常完好的考古遗存，我们可以理解为由于当地气候干旱的缘故所以保存较好。可是，同样的干旱气候为何就唯独不能保存树木呢？
（2）疑惑二：只是在两河流域（大致包括：伊拉克大部分地区、叙利亚东北部、土耳其东南部、伊朗西南角和科威特）从未找到一棵可以用来较年的树木。
上述地域同样辽阔且遗址星罗棋布。土耳其东南部和扎格罗斯山脉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前均不缺少树木。因此，没有找到一棵树木的可能性应该不存在。
重要的是，既然“最早的年代无法找到可以校对历史纪年的树木年轮”，那么，看来一些属于中、晚期年代的遗址找到了“可以校对历史纪年的树木年轮”。既然如此，有无可能这些遗址的年代大部分其实是经过了树轮校正的？根据各种译著所描述的情况来看，许多遗址尽管没有碳十四测年或碳十四测年标本很少，有的遗址最早的文化层没有碳十四测年的年代上限，但是这些情况均不影响发掘者根据自己的研究给出这些遗址的包括上下限年代在内的年代数据。由此可见，只要有可供较年的树木出土，应该不会妨碍考古学家们根据各遗址不同地层出土的这些树木来做树轮校正从而得出校正的年代下限，并根据这些校正年代之间的关系大致推测出各遗址的年代上限。在碳十四测年技术出现之前，不就是根据地层学和比较学作出的年代序列吗？怎么可能在树轮年代学和碳十四测年技术出现之后，反而在没有找到最早年代的树木这一状况面前无所适从了呢？
（1）疑惑三：按照可能二的地域范围推算，包括加泰土丘遗址在内土耳其西南部不算做两河流域范围。这样看来，加泰土丘遗址的年代是经过树轮校正的。可是为何加泰遗址的年代也上大幅上调了呢？
（2）疑惑四：两河流域（不含传统意义上的黎凡特地区和叙利亚南部地区）“最早的年代”的遗址有哈兰切米丘、哥贝克力石阵（Gobekli site）、内瓦里乔利（Nevali Çori）、查约努（Çayönü）、阿布胡赖拉（Abu Hureyra）、穆赖拜特（Mureybet）、布克拉斯（Bouqras）等著名遗址。杨建华教授笔下的“最早的年代”是否包括这些前陶新石器时代遗址呢？如果这些遗址没有找到可用的树木，那么它们的年代跟有陶新石器时代的哈孙纳、萨迈拉、哈拉夫、欧贝德文化的年代调整有何关系呢？这些遗址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年代是否经过树轮校正呢？如果不包括，那么“最早的年代”是指哪些遗址呢？是特指有陶新石器时代遗址吗？
（3）疑惑五：为何笔者所见的西亚史前专著里有关西亚史前遗址的年代没有一个学者标注“树轮校正”或“未经树轮校正”呢？
根据华泉先生，作为沙塔尔遗址（加泰土丘）、哈奇拉尔等遗址的发掘者之一的麦拉尔特（Jams Mellaart），于1975年（伦敦泰晤士·哈德森出版社）出版的《近东新石器时代》一书中，将近东史前史后期（公元前15000-5000年）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公元前15000-8000年（狩猎采集经济时期）；第二阶段为公元前8000-6000年（人工培植谷物和畜养动物的尝试）；第三阶段为公元前6000—5000年（发达的新石器阶段）。在第三阶段，“出现了素面陶器，此后又出现彩陶，在安纳托利亚和伊朗高地出现了金属”。③
西亚考古专家塞顿·劳埃德教授于1985年给出的哈孙纳文化的年代就是公元前6千纪，其源头乌姆·达巴吉亚遗址的年代只是公元前6000年出头。
上述这些年代均没有标注其是“未经树轮校正年代”。
如果以这些学者未意识到树轮校正的重大意义为由是说不通的。这些没有标注说明的年代是否应该视为“未经树轮校正”的年代？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们不也是可以把这种年代一律视为“树轮校正”年代吗？
参考文献
①杨建华：《两河流域史前时代》，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143、146、153、184页。
②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102页。
③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