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看《黄金时代》，纵观萧红的一生，坎坷里有那么多无法摆脱的无奈。战乱年代，每个人生命里的失望似乎注定都要比和平年代多一些。
从传统意义上讲，萧红并不是好女人的典范。私奔，同居，大着肚子和萧军行鱼水之欢，又大着肚子嫁给端木，而肚子里都是前任的种。孕期吸烟喝酒，第一个孩子生下来立马送人，一滴眼泪也没有。第二个孩子三天就夭折了，仍旧没有什么大悲的模样。
不知道她在写《弃儿》的日子，深夜里有没有泪水晕湿稿纸。
萧军开始是被她的才华征服，后来也是被她的才华搞得自信全无。人们都说萧红的文字更有生命力，是自然而然的生动。而他萧军的文字是努力出来的好看，相比之下高低立现。
在她面前没自信，就要出去找自信，外面自然有年轻又单纯的女孩子仰慕他的才情。于是后来有程女士，也有为他打胎的好友之妻。
没有人可以无端端地安然接受这样的不堪，可是她偏偏忍了。也许因为，本来也没有什么名分可以让她端着正室的架子去争取什么。
所以她跑去日本疗伤，在京都安静的居室里，她是如何没落孤单，只有自己才知道。可是她写给萧军的信里说:军，日子都好，不必担心饥饿，也不必担心战火，这是我的黄金时代。
与其说他们相爱，不如说萧红在经历了陆哲舜和汪恩甲的抛弃后急需有个依靠，刚刚好，他出现了。刚刚好，他因为她的简笔画和文字欣赏他。那，也只能是他了，因为暂时再没有别人。
可是要不是那一场大水让她碰巧逃出来，萧军连救她出来的六百块钱也凑不齐，也就没有后面的那些年了。一切都是天意吧，顺其自然到老天爷都肯帮忙。
两个人在简陋的旅馆里连被褥都租不起的日子，瑟瑟发抖的冬夜里，只有彼此的身体可以取暖。后来萧军找到家教的工作，赎回自己的棉袍子给她穿，彼时困境里的她，全身上下都找不到一点女人的美，更别说一个作家的风骨了。见到肉丸子两眼发光，一件旧毛衣穿脏了也没别的可换洗。生存面前，所有额外的奢望都是徒劳。
幸好她有人爱，有人时刻张开臂弯接纳她的脆弱。大冬天的街道上，鞋带断了，萧军弯下腰用小刀子隔断自己的给她耐心系好。
也幸好，她有一支笔，可以书写心里面的苦，也可以书写记忆里的甜。
逃到上海的日子就好了些，有鲁迅的照顾，有文化同仁的欣赏和鼓励。可是即便是这照顾，在萧军背离感情的那段日子也是不好接受的。
萧红站在鲁迅面前，展开粉红上衣转过身体微笑着问:“周先生，我的新衣服好不好看？”鲁迅一本正经地从躺椅上坐起，仔细打量完说:“不大好看，红衣服应该配红裙子或黑裙子才好”。当时许广平在旁边默默收拾桌子，一言不发，也没有朝他们看一眼。
女人哪个不敏感小气哦，偏偏她当时看不透。
如果说萧红有那么一丝丝轻浮，恐怕也不是捕风捉影。从一个男人身边飘到另一个男人身边，只因为被接二连三抛弃，需要有下一个依靠而已。
可是那个纷乱落后的年代，没有依靠的弱女子怎么活下去？
萧军说:我要留下来革命，也许可以去前线。
萧红说:我只想安静的写写字，政治我不懂，也不想参与。
于是，过往的那些不堪又都涌上来，加速了他们的别离。于是，端木来了，另一个拐杖。
和端木的婚礼上，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一身大红的喜服盖着隆起的腹部。她对寥寥的宾客说:我只希望能过上普通人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和不忠，没有担心受怕，彼此信任疼爱，谢谢端木给我这些。
其实那时候，她就已经很累了。近十年的漂泊，她渐渐明白所谓的爱情不如安稳日子来的踏实。
日军轰炸武汉，端木扔下萧红自己上了重庆的轮渡。她当时应该是看透了男人的薄情，所以麻木地不去奢望谁能不离不弃。
当她跌倒在夹板上，看着近在咫尺的船就那么开走自己却爬不起来，心里的那种无望，应该是塞满了胸口，呼吸都痛。
最后香港的医院里，萧红被肺结核和喉头肿瘤误诊折磨的槁枯干瘦，守在身边的只有一个身份不明的罗宾基，这个自称是她弟弟的朋友的大男孩，是目睹她灵魂出窍的唯一一个人。
客死异乡，是这个女作家的结局，凄惨孤苦。
去吧去吧，那个世界里有呼兰河畔温柔的阳光，有慈爱的爷爷，有开满花朵的后花园，和喜欢开花就开花，喜欢结果就结果，自由自在的黄瓜。有那个窗口被窝瓜藤盖满的磨坊和各色各样的蝴蝶。
那里没有轰炸，没有党派之争，没有侵略也没有病痛。
这世间太苦，这个充满战乱的时代容不得一个只喜欢文字的女子快乐地活着。你期许的爱情，你向往的相守，下辈子，总会有吧。
电影看完是后半夜，窗外也和萧红老家的冬季一样白雪皑皑，风吹过窗台，一阵阵呜咽。
想起她弥留之际说的:我当年躺着武汉渡口的夹板上曾经想，这时候我拍一封电报给萧军让他来接我，我想她肯定会来的。
女人总是这样，对离开的那个人心存幻想。即便是才情满溢的女作家，也脱不了这个傻乎乎的念头。
是不是很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