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凉虾
第四天傍晚，有人敲门。
何春红躺在床上，以为是刘建军。她爬起来，头晕得厉害，扶着墙走到门口，拉开门。
外面站着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干净，老实，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碗凉虾，红糖水在袋子里晃来晃去。
是陈建国，车间班长。
“你三天没去上班，”他说，“我来看看。”
何春红靠着门框，头发油腻，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身上的T恤是黄的，三天没换。她看见陈建国手里的凉虾，看见他脸上的表情——不是怜悯，不是嫌弃，是一种很平静的担心。
“你手怎么了？”
何春红低头看了一眼。三天前砸东西时划的口子，没处理，已经发炎了，伤口边缘泛着白。
“没事。”
陈建国皱了皱眉，没说什么。他把凉虾递给她：“先吃东西。”
何春红接过碗，坐在床沿上。陈建国站在门口，没有进来，也没有走。
“你……要不要去厂医务室看看？”他指了指她的手，“发炎了，拖久了不好。”
何春红摇头：“不用。”
陈建国搓了搓手，站在那里，有些局促。过了一会儿，他说：“那你好好休息。什么时候能上班了，跟我说一声。”
何春红端着碗，没有动。
“陈哥。”
陈建国回头。
“我被人骗了。”
陈建国停下脚步。
“他叫刘建军，厂里的机修工，绰号黄毛。我跟他住了一年多，工资全交给他管。他说要带我回老家开修理铺，我信了。”她的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结果他外面有别的女人，不止一个。我堵在发廊门口问他，他说我是自己送上门的。”
陈建国没有说话，只抿了抿嘴。
“他跑了。东西搬空了，存折上只剩下八块七。”何春红抬起头，看着陈建国，“我攒了一年半的钱，四千八百多块，全没了。”
陈建国站在门口，背对着她。他的肩膀绷得很紧，攥着拳头，指节发白。
“你打算怎么办？”
何春红摇头。
“不知道。”
陈建国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从口袋里掏出钱包，翻开，把里面的钱全抽了出来。
几张票子，有一百的，有五十的，有十块的，还有几张一块的。皱巴巴的，叠在一起，看样子是平时随手塞进去的。他也没数，直接递过来。
“你先拿着。”
何春红低头看了一眼。那把钱有零有整，大概一百七八十块。不是整数，不是特意取的，就是他钱包里所有的。
“我不能要。”
“拿着。”陈建国的语气很平，没什么起伏，“先把身体养好。”
何春红伸出手，接过那把钱。她的手指碰到陈建国的手指，他缩了一下，像被烫到。然后他转身走了，脚步很快，像在逃。
门关上了。
何春红坐在床边，低头看着手里的钱。她把钱理了理，一张一百的，一张五十的，两张十块的，还有几张一块五块的，总共一百八十三块。钱很旧，边角都毛了，有一张一块的还缺了个角。
她把钱放在膝盖上，盯着看了很久。
窗外，巷子里有人在炒菜，铁锅和铲子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有小孩在哭，有女人在骂，有收音机在放邓丽君的歌。这些声音混在一起，从铁皮缝里钻进来，填满了这间小屋。
何春红站起来，把那碗凉虾打开。红糖水还温着，凉虾滑溜溜的，泡在糖水里，像一群透明的小鱼。
她端起碗，喝了一口。
甜的。
她想起母亲做的红糖糍粑。过年的时候，母亲把糯米蒸熟，捣烂，搓成小团，裹上红糖和黄豆粉。她蹲在灶台旁边，等母亲把第一团糍粑递到她嘴里。烫得她直哈气，但还是伸着手要下一团。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她把一碗凉虾喝完了。红糖水喝到最后，碗底积着一层黏稠的糖浆。她用手指蘸了蘸，放进嘴里。
甜的。
她把碗放下，把那把钱折好，塞进枕头套里。和那本存折放在一起。存折上还有八块七，加上这一百八十三块，她又有钱了。
她坐在床边，看着枕头套鼓起来的那一块。里面有一本存折，一把皱巴巴的零钱，一支口红。她所有的东西。
她躺下来，盯着天花板。铁皮顶上那块锈迹还在，形状像一片叶子。
她想起刘建军。想起他第一次叫她，想起他搂着她的腰说“你身上真香”，想起他带她去河边看夕阳，说“你当老板娘，收钱就行”。
她闭上眼睛。
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件事：黄毛骗了她一年半，她哭了一个月。陈建国什么都没要，给她送吃的，给她钱，连她的手都没碰一下。
这么容易。
她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套里的钱硌着脸，硬邦邦的。她没有躲开，反而把脸贴得更紧了些。
窗外，雨声又响起来了。雨点砸在铁皮顶上，滴滴答答，像什么东西在一下一下地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