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
一、寻求结盟：认同的政治
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限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限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限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限。
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文化认同的答案确定了该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它的朋友和它的敌人。
20世纪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儿”这些问题成为几乎所有国家的中心问题。认同问题在由大量不同文明背景的人组成的分裂国家中尤其突出。
在一个流动性很大的世界里，人们正在寻求认同和安全。人们在寻找根和联系以防御未知的风险。
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各国之间开始形成新的并重新恢复了旧的对抗和联盟关系，它们一直在寻求结成集团，并在寻找那些具有相似文化和相同文明的国家集团。
为什么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
第一，每个人都会有多种认同，它们可能会相互竞争或彼此强化，一方面的认同可能与另一方面的认同发生冲突。在当代世界，文化认同与其他方面的认同相比，其重要性显著增强。
第二，文化认同的日益凸显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层面上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个人层面上的混乱和异化造成了对更有意义的认同的需要；在社会层面上，非西方社会能力和力量的提高刺激了本土认同和文化的复兴。
第三，任何层面上的认同只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着文明的“我们”与文明之外的“他们”。文明之内的行为与文明之外的行为的差别来源于：１.对被看作与我们大相径庭的人的优越感（和偶尔的自卑感）；２.对这种人的恐惧和不信任；３.由于语言和文明行为的不同产生的与他们交流的困难；４.不熟悉其他民族的设想、动机、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
在当今世界，交通和通信的改善导致了不同文明的人民之间更频繁、更强烈、更对称、更全面的相互作用，结果是他们的文明认同越来越显著。
第四，不同文明国家和集团之间冲突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总是产生集团之间冲突的东西：对人民、领土、财富、资源和相对权力的控制，也就是相对于另一个集团对自己所能做的而言，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于另一个集团的能力。
第五，冲突的普遍性。憎恨是人之常情。为了确定自我和找到动力，人们需要敌人。对那些与自己不同并有能力伤害自己的人，人们自然地抱有不信任，并把他们视为威胁。在当代世界，“他们”越来越可能是不同文明的人。与此同时，共同的文化也促进了共有那些文化的国家或集团的合作。
二、文化与经济合作
区域内部的贸易比区域之间的贸易增长速度更快。
只有在地理和文化一致时，区域才可能作为国家之间合作的基础。离开了文化，地理上的邻近不会产生共同性，而可能出现相反情况。一般地说，单一文明组织比多文明组织做的事更多，也更为成功，无论是政治和安全组织还是经济组织莫不如此。
北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它是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的西方国家的主要安全组织。
从最低层次到最高层次，公认的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盟的四个层次是：１.自由贸易区；２.关税同盟；３.共同市场；４.经济联盟。
拥有共同市场和经济联盟众多因素的欧洲联盟在一体化道路上走得最远。
冷战的结束刺激了建立新的和复兴旧的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努力，这些努力能否成功最主要依赖于有关国家是否具有文化同质性。
在正在形成的世界中，文化样式将对贸易样式起决定性影响。经济合作的根源在于文化的共性。
三、文明的结构
在冷战时代，各国作为盟国、卫星国、仆从国、中立国或不结盟国家，而与两个超级大国相联系。在冷战后的世界，各国作为成员国、核心国家、孤独国家、分裂国家或无所适从的国家，而与各文明相联系。文明的成员国是一个在文化上完全认同同一文明的国家，例如，埃及认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意大利认同西欧文明。一种文明也可以包括共有和认同其文化，但生活在由另一种文明的成员所支配的国家中的人。各文明通常有一个或几个地方被其成员视为该文明文化的主要源泉或源泉。它们常常位于文明的一个或一些核心国家中，也就是说，位于该文明最强大的、文化上居中心的一个或一些国家中。
核心国家的数目和作用因文明不同而不同，并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各有一个主导核心国家、若干个成员国及生活在受另一种不同文明支配的国家中的人。
历史上，西方通常有几个核心国家，现在它有两个核心，即美国和欧洲的德法核心，英国则作为另一个权力中心游离于它们之间。
伊斯兰、拉丁美洲和非洲缺乏核心国家。
缺少一个伊斯兰核心国家，给伊斯兰社会和非伊斯兰社会都构成了重大问题。
拉丁美洲有几个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领袖地位的国家，它们是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和阿根廷。拉丁美洲文明最终可能融入西方文明并成为分成三支的西方文明的亚文明。
一个孤独的国家在文化上缺乏与其他社会的共同性。如埃塞俄比亚。最重要的孤独国家是日本。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异质性的。因为它们包括了两个或更多的民族、种族和宗教集团。许多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在这些国家里，集团的差异或冲突在国家的政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分裂程度通常随时间而变化。一个国家的深刻分裂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暴力或者威胁到这个国家的生存，当文化的差异与地理位置的差异重合时，可能就会出现后一种威胁和自治或分离运动。如果文化的差异与地理位置的差异不一致，人们可能会通过种族灭绝或强制移民来使之一致。
属于同一种文明但拥有不同文化集团的国家，可能会因为已发生的分离（捷克斯洛伐克）或可能发生的分离（加拿大）而产生深刻的分裂。
其领土横跨文明断层线的分裂国家，面临着维护统一的特殊问题。
在一个分裂的国家里，来自两种或更多文明的主要集团事实上在说，“我们是不同的民族，我们属于不同的地方”，排斥力使它们分开，而别的社会的文明的磁石又将它们吸引。相比之下，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则是具有一种将其置于某个单一文明中的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而它的领导人却想要将它转到另一个文明。与分裂国家的人民不同，无所适从的国家的人民在它们是谁这一点上没有分歧，但在哪一个文明是他们的文明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
四、无所适从的国家：文明转变的失败
无所适从的国家要成功地重新确立文明认同，至少要具备三个前提条件：
一是该国的政界和经济界精英必须普遍支持这一行动，并对此抱有热情。
二是公众必须至少愿意默认这一认同的重新确立。
三是他们所认同的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西方，必须愿意接受这种转变。
重新确立认同将是一个在政治、社会、体制和文化诸方面长期的、间断的和痛苦的转变过程。迄今还没有获得过成功。无所适从的国家主要有俄罗斯、土耳其、墨西哥、澳大利亚。
俄罗斯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年中，墨西哥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而土耳其几十年来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相比之下，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就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而且与墨西哥和土耳其不同，它还是一种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
俄罗斯与西方文明关系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彼得大帝统治之前。当时基辅罗斯公国和莫斯科公国独自存在于西方之外，与西欧社会几乎没有联系。俄罗斯文明作为拜占庭文明的一个后代发展着，然后在两百年里，从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俄罗斯处于蒙古的宗主权力之下。
第二阶段，彼得大帝时期。致力于使国家现代化和西方化。同时，通过完善专制体制，消除任何一种社会或政治多元化的潜在根源，来强化俄罗斯的亚洲特性。
第三阶段，布尔什维克革命。它以一种在西方创立的意识形态的名义建立起不能存在于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通过采用西方的意识形态和运用它向西方挑战，俄罗斯人在某种意义上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西方，并更加密切地与西方缠绕在一起。
第四阶段，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崩溃结束了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政治和意识的相互作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鸿沟扩大了。俄罗斯是否应当采用西方的价值观、体制、时间并试图成为西方的一部分？抑或俄罗斯要体现把欧洲和亚洲联系起来的一种独特的东正教和欧亚文明？它由于负有连接欧洲和亚洲的独一无二的使命，而与西方文明迥异。在这些问题上，知识界和政界精英及一般公众之中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在俄罗斯的认同这一中心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显然仍然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西方和斯拉夫主义的两重性是俄罗斯民族特征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特点。
土耳其
20世纪80年代开始，倾向西方的土耳其精英在外交政策上主要的目标，就是获得欧洲联盟的成员国资格。然而，完全的成员国资格看来遥遥无期，其可能性还值得怀疑。土耳其为什么被忽略？因为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欧洲国家不想面对自己开放边境后可能从一个拥有6000万穆斯林和大量失业人口的国家涌入移民的景象。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感到在文化上，土耳其不属于欧洲。
墨西哥
与土耳其一样，墨西哥具有一种独特的非西方文化。墨西哥的核心是印第安文化，它是非欧洲的。
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墨西哥领导人一直执行向美国利益挑战的经济和外交政策。20世纪80年代，一切发生变化。墨西哥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旨在将墨西哥从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变成一个北美国家。
墨西哥的宗教是天主教，它的语言是西班牙语，它的精英历史上倾向于欧洲，最近则倾向于美国。
经济的发展以及与美国越来越多的联系，将加强要求墨西哥政治真正民主化的力量。墨西哥未来的关键问题是，现代化与民主化将在多大程度上刺激非西方化？墨西哥的北美化是否与其民主化相适应？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本来就是西方社会。但20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领导人决定，澳大利亚应该脱离西方社会，把自己重新确定为亚洲社会。其主要动力是亚洲经济的蓬勃发展，它反过来促进了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贸易的迅速扩大。
但是，文化和价值观是澳大利亚加入亚洲的根本障碍。亚洲人一般以微妙的、间接的、调解的、迂回曲折的、非评判的、非道德的、非对抗的方式与其他人一起来追求他们的目标。而澳大利亚人是英语世界中最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毫不隐讳的民族。
五、西方病毒和文化精神分裂症
澳大利亚、土耳其、墨西哥和俄罗斯的经历，强烈昭示了本土文化的力量、复原力和凝聚力，以及它们自我革新和抵制、遏制、适应西方输入的能力。如果非西方社会想要实现现代化，它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充分利用自己的传统、体制和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实现现代化。
政治领导人傲慢地认为，他们可以从根本上重构他们社会的文化，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尽管他们能够引入西方文化的要素，他们却不能永远压制或消除本国文化的核心要素。反之，西方的病毒一旦植入另一个社会，便很难根除。政治领导人能够创造历史，但他们不能逃避历史。他们造就了无所适从的国家，却不能创造出西方社会。他们使国家染上了一种文化精神分裂症，这成为了那个国家持久和确定的特征。
六、文明和秩序
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这些变化在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方面表现得更为清晰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文明的集团正在形成。这些文明集团中的国家往往围绕着一个核心国家或几个核心国家分散在同心圆中，反映了与那种文明的认同程度以及融入那种文明集团的程度。伊斯兰世界没有一个公认的核心国家，它正在强化共同意识，但迄今为止只形成了一个初级的共同政治结构。
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抵制与它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就核心国家而言，尤其如此。它们的力量吸引了文化相似的国家，并排斥文化上与它们不同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的共性以及一种更广泛、更强大的文明意识的形成，可能把这些国家维系在一起，像西欧国家已经走到一起一样。
在今天更为复杂和异质的世界中，秩序的组成部分存在于文明内部和文明之间。世界秩序要么将建立在文明的基础上，要么将成为空中楼阁。在这个世界上，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明内部秩序的源泉，而核心国家之间的谈判则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
凡是有核心国家存在的地方，它们就成为在文明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主要因素。
七、西方边界的形成
几个世纪以来，将西方基督教各民族同穆斯林和东正教各民族分开的这条伟大的历史界限，成为欧洲东部的边界。欧洲文化的边界，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也成为欧洲和西方政治经济的边界。
欧洲的范围结束于基督教的范围终止、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范围开始的地方。这是西欧人想听到的答案，各种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也明确赞同这个答案。
八、大中华及其共荣圈
历史上，中国自认为是兼容并蓄的：一个“中华圈”，一个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此外，还有一个蛮夷的“外层地带”。
当代的中华文明正以类似的方式来构建。
20世纪50年代，中国将自己确定为苏联的盟友。然后在中苏分裂后，它把自己看作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世界的领袖，这使它付出了高昂代价，而获利却甚少。在尼克松政府做出政策调整后，中国开始寻求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均势游戏中充当第三方。然而，随着超级大国竞争的结束，“中国牌”变得毫无价值，中国又一次被迫重新确定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它确立了两个目标：一是成为中华文化的倡导者，即吸引其他华人社会的文明的核心国家；二是恢复它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
中国政府把中国大陆看作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所有其他华人社会都应倾向于它。所有炎黄子孙，即便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是中华共同体的成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应服从中国政府的权威。中国人的认同开始根据种族来确定，中国人是具有同样“种族、血液和文化”的人。散居在各地的华人，越来越明确地使用“文化中国”这一概念来表明他们的共识。
历史上这种认同与华人国家同中国国家的中央权威的关系之变化是一致的。这种文化认同感既有助于几个华人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扩展，又为这种关系的扩展所加强；这些华人国家反过来又成为促进中国大陆和其他地方的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因素；其结果又为中国文化认同的增强提供了物质和心理上的动力。
因此，“大中华”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迅速发展的经济和文化的现实，并开始变为一个政治的现实。
九、伊斯兰：没有凝聚力的意识
缺少核心国家是伊斯兰内部和外部普遍发生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它的一个特征。没有凝聚力的意识是伊斯兰虚弱的一个根源，也是它对其他文明构成威胁的根源。
一个伊斯兰核心国家必须拥有经济资源、军事实力、组织能力和伊斯兰认同，还必须承担充当伊斯兰世界政治领导和宗教领导的伊斯兰义务。人们时而提到的可能成为伊斯兰领导的国家有六个：印度尼西亚、埃及、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然而，目前它们当中没有一个具备成为有效的核心国家的全部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