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六龄牙，就是6岁时候长出来的牙，但是由于小孩的无知和父母的忽视，吃糖过多，又没有科学的护理，两颗六龄牙在7岁时候就已经坏掉了，右边比左边坏得更厉害。当时在我们的小镇上，在90年代的川东小镇，镇上没有专门的口腔诊所或者口腔科，小镇所有人处理口腔问题都是在街边的一个小摊上，经营者姓胡，镇上的人都称他“胡牙巴”，他不是每天在镇上摆摊，只有逢赶集日他才出摊，其他时间他会去邻镇摆摊。他的摊位布置也极其简陋，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简易的绿色落地灯，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器具和牙齿模型。从我开始犯牙疼之后的很长时间，大约三四年的时间，我都是在这个简陋的街边小摊进行各种不能根治，却让情况愈发糟糕的治疗，在穿梭的人群旁边，在漫天灰尘里，张大嘴巴，任凭“胡牙巴”做着各种奇怪的“医疗操作”。印象中每一次治疗都只能让我的疼痛缓解一段时间，疼了又去治一治，到最后复发的疼痛越来越痛。最痛的时候到达什么程度呢？由于牙神经的牵拉，我的整个右半部脸以及头部都会疼痛。上课的时候完全不能够直立的坐着，只能够趴在桌子上。

这时的父母们意识到情况不容乐观，需要去大医院治。我们镇距离乐至和安岳两个县距离是差不多的，但是从小家里就会觉得乐至比安岳的医术要差，所以我们家都是去安岳看病，但是我们场镇没有到安岳的直达车，只能去坐从马路上的过路车，能不能搭得上，司机愿不愿意载？就是未知之数。所以每一次想着要去安岳，就是一种又欣喜，又惶恐的状态，欣喜于可以去城里赶集，惶恐的是能不能坐得上车？

后来的一天，我穿着一双黄色的拖鞋（那是我当时觉得我最喜欢最漂亮的一双鞋）和妈妈到了安岳，第一次走进了大医院的口腔科。接诊我的是一个50多岁的老先生，他用钻头把我的牙钻开，说牙体里面的龋坏部分没有完全去完，牙龈还在发炎，所以一直会很疼，老医生把我的牙体的全部龋坏部分都去掉了，我一看，呀，真的是好大一个洞，牙体只有一个薄薄的壳了。老医生在里面上了药，说一周后复诊。由于交通不便，家里最后决定还是去乐至县城去治疗，因为这是一场持久战。

在我12岁的那一年，就是我病发之后的第五年，我终于走入了距离小镇22公里的乐至县人民医院的口腔科，开始了相对正规的持续性治疗。我现在都记得当时接诊我的医生是一个非常高大帅气的医生，姓陈，他检查完后告诉我们他就发现情况非常的糟糕，牙髓都已经坏掉了，需要先把腐坏的部分彻底清除掉。他跟我说，妹妹，治疗会有一点痛，我妈妈就问不打麻药吗，他说会打，但是因为感染比较深，深部的地方麻醉不到，必须要忍一忍。我说好！那一刻我坚信这是可以结束我多年苦难的那个良医。我想那可能也是我坚强的求医问药之路的开端。然后我就记得我躺在那里，他首先拿出了一个细细的钩子去挑拨那些腐烂的牙肉，然后全部掏出来。当时我的手紧紧的抓着牙床的扶手，然后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一直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那个画面，那种滋味，永生难忘。

陈医生当时都夸我，说这个妹妹真勇敢！再后来就进入了比较早期的根管治疗等等之类的流程，最后做了不锈钢的牙冠，一个15块钱，我做了两个，30块钱。戴上牙冠以后，我和我的两颗六龄牙相安无事地度过了8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