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箱子以纳受民众的进谏、投诉、举报，无疑是当政者察知民隐，巩固自身地位的便捷方式。在没有使用这种箱子以前，皇帝要冲开身边近侍和权臣的蒙蔽，了解民情有诸多不便。例如，南北朝时前秦的英主苻坚，在“贤辅”王猛去世后，感到百官奏对不能称心，“置听讼观于未央南，朕五日一临，以求民隐。”这无疑是英明之举，却受到时间地点限制，还会有风雨的阻挠，听讼者和进言者都不那么方便。
公元502年，北魏宣武帝元恪下诏在公车府置“谤木函”和“肺石函”，“如肉食莫言，欲有横议，投谤木函；若以功劳才器冤沉莫达，投肺石函”。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早设置的意见箱。西魏宇文泰任丞相时，设“纸笔于阳武门外以求得书”，这也过于简单了。箱子也不用，未能保护隐私，民众对有些话想写也不敢写。
真正的举报箱要算武则天时鱼保家设计的铜匦：“太后欲周知人间事，保家上书，请铸铜为匦以受天下密责。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以铜为材质，不易毁坏。可入不可出，也是防止被他人抽取，也保护了隐私。这与现代的举报箱没有差别。“中有四隔”是每一隔接受不同内容的举报信。
武则天的铜匦却没有干多少好事，而是谮害了无数的正直之士，不知因它而家破人亡的有多少。《资治通鉴》记载：“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夫，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
以除己恨没有比诬其谋反更容易、更彻底，代价更小的了。因此，忮评同僚者，觊觎主人者，忿愤邻里者，以表对武则天的忠诚而达到自己丑恶的目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铜匦”的始作俑者鱼保家，也因自己设计的“铜匦”而“伏诛”，“其怨家投匦，告保家为敬业作兵器，杀伤官军甚众。”看来，做人只有“鬼机灵”是不行的。
铜匦在武则天之后虽未大用，但并未绝迹。唐宪宗时试太子通事舍人李涉为迎合皇上之意，投匦上疏，但这时谏议大夫孔戣上书极言“涉奸险欺天，请加显戮”。结果，李涉被贬官，可见时势已变，告密者已不被当政者所重。后来还有效仿者，例如，五代时荒淫无道的楚王希范“又置函，使人投匿名书相告讦，至有灭族者。”这就专用来害人了。同为五代时的蜀主以“事多壅蔽，己未，始置匦函，后改为献纳函。”还是有有益的作用的。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徐师川长子璧，字待价，豪迈能文辞。尝作书万言，欲投匦，极言时政，无所讳避。师川偶见之，大驚，夺而焚之。”可见，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对“投匦”持谨慎甚至忌讳的态度。
看来，武则天的流风余韵源远流长。幸乎？戒乎？君子应自慎自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