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地域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各地均兴起了文化圈或者商圈(商帮文化)研究，但作为影响中华文明的东方文化圈，尤其是邹鲁文化，至今没有专门的具有国际性视野的研究，即使有研究也是把邹鲁文化作为一个地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研究，自近年来网络的兴起，对比较文化以及跨文化的研究大有突破，研究“邹鲁”为什么会作为“文教兴盛之地”的代名词，就有了平台、基础。
在网络搜索“邹鲁”，连带搜索就有“东南邹鲁”“海滨邹鲁”“小邹鲁”等联想式推荐搜索关键词。
“邹鲁”， 作为文教兴盛之地的代名词而有口皆碑,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
先秦时期在古老的华夏大地崛起了多个地域文化。苏秉琦先生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古文化大区内，进一步分为了六个文化区。李学勤先生进一步提出了先秦“七大文化圈”的概念：以周为中心，北到晋国南部，南到郑国、卫国，也就是战国时周和三晋(不包括赵国北部)一带，地处黄河中游，可称为中原文化圈。在中原北面，包括赵国北部、中山国、燕国以及更北的方国部落，构成北方文化圈。长江中游的楚国是另一庞大文化圈的中心，这就是历史、考古学界所艳称的楚文化。淮水流域和长江下游有一系列赢姓、偃姓小国如涂国和群舒等，还有吴国和越国。如果我们把东南的方国部落也包括进去，可划为吴越文化圈。西南的今四川省有巴、蜀两国，加以今云南省的滇以及西南其他部落，是巴蜀滇文化圈。关中的秦国雄长于广大的西北地区，称之为秦文化圈可能是适宜的。
今山东省范围内，齐、鲁和若干小诸侯国合为齐鲁文化圈。其中的鲁国，保存周的传统最多，不过从出土文物的风格来看，在文化面貌上更近于齐，而与三晋有别。在这个文化圈的南部，一些历史久远的小国仍有东夷古代文化的痕迹。子姓的宋国也可附属于此。
关于齐鲁文化与邹鲁文化，李学勤先生曾经有这样的见解：
在贾庆超先生的《邹鲁文化研究》一书的前言，李学勤先生这样写道：区域文化研究的盛行，是我国传统文化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的标志，我在一些场合几次说过。对历史文化分区域的记述探讨，在中国有久远的渊源，可追溯到《管子·水地篇》、《史记·货殖列传》等。而现代的区域文化研究则以上世纪30年代的吴越文化、40年代的巴蜀文化为嚆矢。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楚文化、秦文化等区域文化研究蔚为风气，众所周知。然而，邹鲁文化的研究却是这个广阔园地中相当冷落的一隅。
邹鲁从来是历史上十分重要的地区，其文化影响至为深远。《史记》于《货殖列传》里专门说到“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注意到该区域在文化上的特点。那么，为什么邹鲁文化的区域研究却很少作为一项专题来开展呢?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大家一贯把这个区域的文化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贾庆超先生说：“邹鲁文化不是狭隘的区域文化，而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文化、主流文化、主导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产生思想家的摇篮。”即反映出这样的观点。
产生这样的观点，自然不是偶然的。中国思想家影响最大的孔子，由孔子缔建的儒学，即出现在邹鲁文化之中。不管我们怎样去评价，儒学在历史上总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更重要的是，儒学的精神浸透了中国人的世世代代。比如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儒学之重点不仅在于求知，更要紧的是在做人，这使中国的传统学术与外国大不相同。直到近代，很多学者还在传习这一点。如钱穆先生所定香港新亚书院学规，开首便说“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这里需要研求的问题是，邹鲁文化何以会孕育出孔子及儒学，孔子和儒学又怎样塑造与推进了邹鲁文化;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邹鲁文化是在什么环境条件下形成的，与其他区域文化存在着如何的关系。要回答这一类问题，必须对邹鲁文化进行全面的考察分析，说明其本质和特征。
历时两年多的“邹鲁”文化现象的探索，研究，本人逐步认识到：尽管许多人包括李学勤先生都承认它是“历史上十分重要的地区，其文化影响至为深远”，然而，邹鲁，作为文化昌盛之地代称以来，“邹鲁”早已不是特指这个地区的地域文化，而是历代文人志士的精神向往、价值追求，历代推崇并以“门成邹鲁”而自豪，有些文人大家还以复兴“邹鲁”之风为己任，将“邹鲁”，挂于城门、写入楹联、冠以书院、镌刻于镇纸之上铭之，并赋诗讴歌“邹鲁”、“弦诵”、“孤桐”等等。
这说明，邹鲁早已不是一种地域文化，它的形成时期是华夏大地早期文明、文化融合的最辉煌时期——春秋战国，由于这里早已是“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皆能明之”的文化盛景，汉书·儒林传第五十八记载，刘邦打败项羽后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这是何等的安定、祥和、临危不惧，让我想起刀剑下沉迷于数学的阿基米德。
由是观之，先秦时期尽管形成了吴越、荆楚、燕赵、巴蜀等文化区域，但只有这里的思想家在探讨人生、探讨社会如何治理，探究生命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探讨生命的自我完善、探索民生的使命、责任，站在历史的高度思索一个社会群体该如何长治久安，即使佛家自汉朝以降对中国浸淫几百年，都抹不去儒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使命感，并形成了传承文献、教化民众的良好传统。
“邹鲁”因此被推崇。
直到历代仁人志士文人大家皆以复兴“邹鲁”文明为使命，“邹鲁流风洽，瓯蛮习俗迁”、 “欲使边陲媲邹鲁,雍容弦诵洽诸羌”、“
左交许郑右程朱，要使海滨变邹鲁”)”、“西洋荒服之国,竞化为邹鲁之乡者”，不断把一个个蛮荒之地变作邹鲁之乡。于是，这样的文化昌盛之地，便纷纷以“XX邹鲁”来自喻，来激励，至而海外皆有“海东邹鲁”，比如辽东名士李种徽、宋时烈与朝鲜海外邹鲁，在台湾，明清之际，一大批名儒学者从福建及大陆其他地区东渡。爱国报人、地方史学家连横说：“吾闻延平入台后，士大夫之东渡者盖800余人”。在《台湾通史》中，特列《诸老列传》，以记此事。可见，邹鲁之风之盛。
在两千多年“邹鲁”盛名演化流变的轨迹中，不仅能够找到中华文明重心的轨迹，而且形成了弦诵邹鲁的时尚，更因尊崇邹鲁，也造就了一大批致力于文化复兴及传播的仁人志士、邹鲁遗风的佳话。(冯彬)
作者简介：
冯彬，“邹鲁文明”文化概念首倡者，邹鲁圣地孔孟故里人，1982年毕业于济宁师专中文系，山东省尼山书院首批讲师，济宁市乡村儒学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