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杨义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文化学者，其学术建树贯通文史哲三域，治学格局直抵大国学术体系。现今学界多关注他的“大文学观”“重绘中国文学地图” “先秦诸子还原”等学术主张和人文地理学、 文学图志学、文学发生学等研究方法，比较而言，其学术初期对鲁迅研究的专注及鲁迅研究对其学术生涯的持续影响却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本文认为，通过考察和细究杨义的鲁迅研究以及鲁迅精神文化对杨义的深刻影响-可以揭示其奠基和支撑的作用，并彰显其学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可以从中领受学术思想与方法的诸多有益启示。

关键词：杨义；鲁迅研究；文化血脉

作为中国当代著名的文化学者，杨义先生真正做到了将生命和智慧投入到学术之中，其学术建树贯通文史哲三域，治学格局直抵大国学术体系。在4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地进行知识积累及其谱系的建构，其治学范围由中国现代文学扩及中国古典文学、中西叙事学、少数民族文学、人文地理学、文学图志学、先秦诸子学，途中几次华丽转身，都留下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迄今已在海内外出版学术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叙事学》等八十余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六百余篇，学术精力之充沛令人赞叹。现今学界多关注他的“大文学观”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 “先秦诸子还原”等学术主张和人文地理学、文学图志学、文学发生学等研究方法，其学术初期对鲁迅研究的专注及鲁迅研究对其学术生涯的持续影响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杨义由鲁迅研究踏上学术之路，几十年间始终坚持对鲁迅研究的思考与深化，对于鲁迅的观照从小说到全人，从时代分析到血脉还原，以不断丰厚的学识开拓着鲁迅研究的新领域，提升着鲁迅研究的新境界，扎实推进了鲁迅研究的民族化与世界化进程。与此同时，鲁迅先生的文化血脉也早已流入杨义的学术生命，指引着他肩负起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与使命，致力于“为中国文学与文化发一张中国式的身份证”、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厚重的文化实力构建现代学术体系，展现大国文化风范。

一、由鲁迅研究走上学术之路

鲁迅研究是杨义学术研究的真正起点。杨义最初通读鲁迅作品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当时他在北京西南远郊的工厂工作，业余时间遍览文史哲经各个领域的书籍，通读了《史记》《资治通鉴》和《鲁迅全集》等大书，得以直接面对历史上伟大的灵魂，使伟大作品和伟大心灵驻进他的精神生活，扩展了他的精神规模和格局，也为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鲁迅研究专家唐强及王士菁先生打下了坚 实的知识基础。进入藏书丰富的文学所的杨义如鱼得水，在研究生三年内涉猎了数百种现代文学书刊，其最初的学术尝试也得到了认可。1981 年上半年的《论鲁迅小说的艺术生命力》是杨义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同年他又在《学习与思索》上发表《论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一文，研究生阶段杨义的学术关注点集中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上。在导师唐张及王士菁先生“一是立足原版书刊，二是读尽相关材料方下笔” 的方法指导下，杨义埋头苦读了鲁迅的全部原始材料及清末民初与小说相关的报刊材料，将悟性与功力相结合，完成了近25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鲁迅小说综论》（以下简称《综论》），对鲁迅小说综合全面又新颖深切的论述使《综论》得以列入陕版“鲁迅研究丛书”并于1984年4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杨义个人学术史上的第一本专著。

与以往研究者常围绕《呐喊》《彷徨》或鲁迅单篇小说展开论述不同，杨义确实气魄较大目力非浅，在《综论》中对《吶喊》《彷徨》和《故事新编》进行通盘考察。全书采用比较批评与形象批评相结合的方法，集中探讨四个命题：鲁迅小说的革命现实主义、鲁迅小说的艺术生力、鲁迅小说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鲁迅小说与本国文学的关系，以敞开的学术姿态和通观的历史视野“把鲁迅小说作为中外古今文学、文化大汇聚、大选择和大转型的枢纽，进行一种’枢纽性综合研究’。在研究中以丰富的材料梳理中外古今各种文化元素的流向、变异和创新，尤其是梳理晚清至民国初年文化文学思潮、流派、文体的发展变化的脉络”，全面立体而又细腻贴切地呈现了鲁迅小说创作时代性、真实性、人民性、批判性、创化性等多重底色。该书出版后，笔者以最快的速度拿到新书并且写了本人的第一篇书评《取精用宏，别出机杼一一读＜鲁迅小说综论〉》，此文发表在中国社科院《鲁迅研究》1984年第2期上，后来收入笔者论文集《民族魂与中国人》中。书评中的若干评论至今看来也没有“过时”，也抓住了杨义治学“尽量地融汇利用已有的科研成果，但又不受其藩篱”、“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有丰富的社会、历史、艺术等各方面的具体知识”、“对所研究的对象要充分熟悉、体察精细，并对过去的研究状态要有深刻全面的把握” 的主要特征。尽管该书仅是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但对于鲁迅小说“全息”式的分析显现出杨义在知识及方法上的吸纳综合建构能力以及宏观把握、精准定位的文学史意识，他敏锐地意识到“鲁迅小说是一部文学史的结果，又是一部新文学史的起点”。

正如德国诗人歌德所说“靠观赏中等水平的作品是培养不出鉴赏 力的，只能观赏最优秀的作品。所以，我只给你看最好的作品，如果你在这方面打好了基础，那就有了衡量其他作品的标准，不是评价过高，而是恰如其分。” 对鲁迅小说的出色解读，提高了杨义的艺术鉴赏力，也为他之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提供了丰厚的立足点和出发点。1981年研究生毕业之后，杨义留在了文学研究所，开始了 “十年磨一剑”的150万字《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期间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二百个小说家的作品进行了地毯式的阅读，查阅了现代文学原始书刊两千余种，力图“展现中国现代小说在思潮、流派、文体方面以及它与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的关系方面的完整发展过程，建立起包括总论、流派论和作家作品论诸层面的富有立体感和动态感的体例结构”， 这部引起中外学界惊羡的个人着史奠定了杨义做学问苦读文献的方法和跨学科多维度的基本思路。书中见于标题的作家多达110人，注重从审美角度论述作品，在中国现代小说产生和发展的动态流脉中揭示了鲁迅“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的文学地位，也“促进了鲁迅研究向精神文化视角移位元” 。鲁迅是全书第一位专章小说家，杨义从“以小说参与历史 发展”、“开创一个伟大的文学主潮”、“小说艺术的大突破”三个角度呈现了鲁迅在民族灾难重重的时代转折关头如何以小说揭示旧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开创正视人生并带有革命气息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潮流，书写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苦难生活史，在现实主义中汲取融合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合理因素及其小说的艺术格局、表现手法、文笔文体特点。

此外，《鲁迅小说会心录》也是杨义鲁迅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通过小说与鲁迅这位文化巨人进行心的交流，希望引起更多的人立志成为鲁迅及其小说的知音。相较于《鲁迅小说综论》和《中国现代小说史》，该书更为感性地展示了杨义心目中的鲁迅形象，从“民族志士之心”中回顾鲁迅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上的四次人生选择；从“时代思考 者之心”中体味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批判反思、对知识分子心灵的剖析和对过往四千年历史的“油滑”新述；从“民众代言人之心”中认识鲁迅在“五四”时期对农民问题、妇女问题的关切；从“新小说开拓者之心”中总结其立足时代需求，择取中西文学资源创化而成现代化与民族化相结合的小说艺术。

杨义学术初期对鲁迅小说的综合性探究以及文学史定位彰显了杨义扎实的学术能力，推动了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审美化经典化发展，奠定了其鲁迅研究的基本格局，孕育了诸多鲁迅研究的学术生发点。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与鲁迅在思想文化和审美精神上的深度对话，杨义在逐步瞭解鲁迅的人格思想、文化修养、艺术创新的同时拓宽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和治学抱负，增进了他向新的学术领域探索的信心与底气。在其后续的学术生涯中具有奠基性和支撑性的作用。

二、推进鲁迅研究深化发展

在结束《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之后，杨义为现代小说探源溯流，大胆地转向古典小说研究。传统文学的丰厚壮丽激发了他探究中国文化精神的根本及其血脉传承的学术志向，为此，他在古今贯通、中西对话、文史哲互动的大文学观视野下广泛涉猎古典诗歌、民族史志、叙事学、文学地理学、文学发生学、先秦诸子学等诸多领域，收获了《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古典文学图志》《楚辞诗学》《李杜诗学》《中国叙事学》及“先秦诸子还原”系列专著等学术硕果。尽管在几十年的学术跋涉中，杨义主要的学术精力有所转移，但鲁迅始终牵动着他敏感的学术神经。随着学识涵养的不断深厚和知识结构的不断完善，杨义出版学术著作《鲁迅血脉还原》《鲁迅作品精华（选评本）》《重回鲁迅》，发表学术论文《鲁迅诸子观的多维空间》《鲁迅的文化哲学与文化血脉》《鲁迅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如何推进鲁迅研究》近70篇，在打破人为学科划界、融会贯通古今中外文化资源的同时灵活自如地推进鲁迅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发展。

首先，从鲁迅文化哲学入手还原“全鲁迅”。杨义将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 作为鲁迅文化哲学的核心，以此反观学界对于鲁迅的研究，发现百年鲁迅研究偏重于探究世界思潮对鲁迅的影响，而鲁迅对中华文化血脉的承续发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在整个中国文学的文化学术背景下梳理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实际上是“二四之学”（“四库之学”与“四野 之学”），而近代由于西学东渐而涌入的外来思想文化则是“四洋之学”，鲁迅等五四新文化先驱“基本上是站在’四野治学’的立场上， 应用’四洋之学’来瓦解了 ’四库之学’的价值结构，对整个文学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整合的转型”，条理清晰地指出鲁迅从未与传统文学血脉割裂这一历史事实。在《鲁迅文化血脉还原》中，杨义在《综论》的基础上重读鲁迅小说与本国文学的关系，追溯其文化生命根一一“他的根是伸得很长的，伸到屈原、庄子、嵇康、李贺、李商隐、龚自珍；他的根又分布得很广，伸到唐人传奇以及《水浒传》、《西游记》、《儒林 外史》、《红楼梦》。他的根又是盘盘曲曲的，伸到野史杂录、文物图画、地方文献、民间表演，至于域外的思潮和文学，更不待言。”与此同时，杨义对古典文学的深入研究使得他能够从第一手资料出发，分析鲁迅与传统文化血脉相通时有理有据，论及鲁迅创作中故事取材与人物语言时得心应手地引用古籍，详列出处，阐释逻辑左右逢源，从容不迫。如在分析《采薇》中阿金姐对伯夷叔齐想吃鹿肉不得而饿死的解释时明确“这是《采薇》叙事外的叙事，鹿奶的故事未见于汉代刘向《列女传》，是鲁迅采自清代’古逸丛书’本《璃玉集》所引《列女传》逸文。将之用在阿金姐的口中，则属于作者的虚构”。

其次，杨义将鲁迅作为观察中国社会历史的文化窗口，思考着鲁迅与“五四”、左联的深度关联。在《鲁迅与“五四”精神》中从鲁迅留存的文献资料入手分析向来被尊为“五四运动旗手”的鲁迅对于“五四失精神”的担忧、对“扫荡废物，催发新生”、改造国民性、民间性文艺观的坚持与推进。在《鲁迅与左联三章》中以左联和鲁迅透视现代文学基本性格和历史命运，对文学的政治性作出了极其精辟的解读，认为“政治性乃是现代文学的一种强势的性格，研究现代文学而回避政治性格，或者对政治性的关联只做简单化的褒贬，或者以翻烙饼的方式轻易谈论所谓’解构’或’颠覆’，痛快也许痛快，但总是令人感到多少有损于学术的历史感的厚重和深化。”从“左联研究与文学现代性”、 “鲁迅思想与现代国学”、“鲁迅在接受新型思潮的过程中对文学本质的追问”三方面揭示左翼文学的“多边现代性”，新型大国学包容沟通鲁迅和孔子的必要性以及鲁迅通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方式接受新型思潮、返回文学的真实本质。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杨义治学鲜明的思维发散性和现实指向性，他研究鲁迅并不是将所有的论述都集中发力落到一点，相反，丰厚的知识积累和开阔的学术格局常常使其文章由一点生发 开来，处处点染渗透而又处处有着落，落地生花，有繁花锦簇之感。

再次，发掘鲁迅多重精神文化遗产。自从1913年《小说月报》主编惮铁樵对文言小说《怀旧》的评点至今，鲁迅研究已然走过百年，但“鲁迅”是言说不尽的，他远比我们已知的鲁迅更加丰富厚重。与以往思考简单罗列鲁迅的观点不同，杨义透过文字表面提炼鲁迅在精神特质和思想方法上留给我们的启示，在《鲁迅给我们留下什么》《重读鲁迅》中以“严峻深邃的眼光，痛快淋漓的智慧，强悍的骨头，悲悯求索的情怀”总结鲁迅，为我们了解鲁迅、学习鲁迅提供了全面清晰的思维引导。杨义对鲁迅多重文化遗产的发掘不仅体现在他思考问题的全新角 度，更在于他关注问题的全新领域，在《遥寄汉唐魄力一一鲁迅与汉石画像》中将鲁迅作为新古典学研究的对象，通过对鲁迅自1915年至1936 年购入收藏碑刻、石刻、木刻画像拓片的“潜流观察”，窥见鲁迅深厚的金石学、考据学、文字学、文物学修养，结合鲁迅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分析他与汉石画像之间的精神联系。鲁迅由汉石画像进入古代生活史和精神史，感怀于汉唐时代取用外来事物“自由驱使，绝不介怀”的大国气象和民族自信，希冀以汉唐深沉雄大的国家姿态和气魄来振奋彼时积贫积弱的中国，重铸刚健清新的民魂与国魂，取今复古，以美术打通文化和思想，并身体力行地倡导新兴木刻运动，希望以此复兴东方美的力量。杨义在鲁迅与艺术研究领域的这一创新性发现，阐明了鲁迅的旧学修养与新学创作、文学抱负与美术趣味之间的深度关联，真正意义上填补了鲁迅研究的空白，还原丰富了鲁迅的真实形象。

最后，杨义在丰富鲁迅研究的同时，又能以超脱的眼光反思鲁迅研究，作“研究之研究”。在《庄子的鱼和老子的牙一一比较文学古今、中西参照的方法论》中，杨义指出了部分鲁迅研究对现成理论不加选择改造的直线型沿用造成了对鲁迅作品的浅层次误读，解读鲁迅应该去除“理论遮蔽”和二元对立的简化思维，采用正本清源的方法，回到鲁迅的原本，细读作品，做内省性的生命分析，并以此正视国内文学研究对于外来理论的过度依赖，认为“中国学者应该负起责任，给自身的文化和文学经典一个根基牢靠、又能与当代世界进行深度对话的原创性说法”，用原创性理论来解读鲁迅。从这个角度出发，杨义在《如何推进鲁迅研究》中提出了“疏通文化血脉，还原鲁迅生命，深化辩证思维，重造文化方式，拓展思想维度”五条原创性路径，在开拓鲁迅研究新视角新境界的同时也对研究者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三、传承鲁迅精神文化血脉

在40年的学术生涯中，杨义一直坚持对鲁迅研究的深入思考和总结回顾，在对这位文化巨人的艺术分析、精神探源、历史定位的过程中，杨义自觉学习借鉴并传承着鲁迅的文化血脉，以鲁迅为标杆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不断开拓创新。杨义对鲁迅的探索由小说到血脉再到学术方式，鲁迅不仅是学术研究对象，更是杨义的学术导师，对其治学生涯产生了持续而又深刻的影响。

在治学方法上，杨义看到鲁迅解读嵇康强调顾及“全人”，即用全人视角阐释鲁迅。在他笔下，鲁迅是文学家、革命家的同时也是学问家和思想家，鲁迅呼吁新学也延续传统，热心革命、从事教育，也喜爱野史杂说、钟爱家乡目连戏，苦心抄古碑、收藏汉石画像……斯人已逝，他所活动的时空也早已定格在历史既往，杨义在以往鲁迅研究集中精力挖掘其作品中的社会百态、国民面貌和时代特质的基础上，从旁撕开一个创口，思考鲁迅生活中存在着的却未引起学界重视的对汉石画像的收藏研究、对传统文化血脉的传承创化，由“半鲁迅”走向“全鲁迅”。 在文化战略上，杨义认为鲁迅的文化哲学即《文化偏至论》中提出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而杨义为自己拟定的学术战略思想“返回中国原点，参照西方理论，贯通古今文献，融合以期创新” 可谓是接过了鲁迅文化理想的火炬，继续完成鲁迅的“未完成”。在学术实绩上，杨义踏着鲁迅的脚印，走出了崭新的路。“鲁迅的学术研究，涉足颇广，在学科门类和研究领域上，兼及文学、历史、金石、佛学；在治学方法和论述体式上，则兼治撰着、整理、辑佚、校勘。其中尤以文学史研究的成就最为卓著，也最为同时代及后世学人推崇。”鲁迅的《中小学说史略》打破中国小说自古无史的传统，强调对文学谱系的追踪且尊重优秀的处于半民间文化层面的文学传统和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作品；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则是突破了上世纪80年代集体着史的传统，地毯式地阅读了现代百余名小说家的作品，以一己之力梳理现代小说在思潮、流派、文体等方面的动态发展脉络。鲁迅在文学创作之余喜爱美术、收藏汉石画像、提倡木刻运动，而杨义则能从图画中感悟文学命，回到历史现场，以图入史，推出《中国新文学图志》，开创图文互动的文学史写作新形式。鲁迅行文常巧设“名目”，对文学类型、文学现象进行恰当定性概括，如“魔鬼诗人”“人国”“乡土文学”。杨义从事学术研究四十载，也创设了 “大文学观”“江河源文明”“边缘的活力”等名目，这些在本国文化土壤中孕育而生的原创概念成为中国文学独立自主发展重要的学理支撑点。在文学抱负上，杨义认为鲁迅“追求每一部新作，每一次落笔都不重复自己，也不重复别人。他的‘自我超越意识’，就是将这种’永不重复性’看作自己的才华和光荣之所在”而杨义在学术探索中也坚持“不是一般地为某个领域的一百本书增加一本书，变成一百零一本”，而要写“开辟了新的思路、新的境界”的第一本书， 《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新文学图志》《中国叙事学》《论语还原》等专著都是他传承鲁迅精神、不断开拓创新、丰富大国文化宝库的有力证明。

杨义在身体力行传承鲁迅文化血脉的同时还密切关注社会文化界对于鲁迅的研究和传播。他积极参加中国鲁迅研究会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当该研究会因故多年不举办活动要被政府有关部门取消的关键时刻，是他主政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担负起恢复该研究会的具体工作，经过王保生等热心同人多方联系、协调，联络众多理事,终于成功在西安举办了研究会恢复后最重要的一次学术大会，杨义也于2009年和2014年两次担任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在他的引领和指导下，该会走上了团结互助、相互激励的健康发展道路。

杨义的鲁迅研究是他早年学术生涯的起点，他携带着从鲁迅身上习得的精神力量、文化哲学和思想方法，逐步进入其他研究领域，从中国现代小说到中国古代小说和诗学，从西方叙事学到中国叙事学，从少数民族文学到大文学观下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从追寻大国文化根基到先秦诸子还原，最后再回观鲁迅的经典智慧和文化血脉，充实学术原点，真正彰显了中国学人的文化担当，给学术界带来了重要的思想和方法启示。首先，正如他所言：“鲁迅是一口以特别的材料制造的洪钟，小叩则小鸣，大叩则大鸣。鲁迅研究还存在着不少可以深入开垦的思想、知识、精神文化的园地和土层，就看研究者举起敲钟的材质和大小；就看研究者的知识储备和思想能力，是否与研究对象相称。” 当今鲁学研究不仅要求学者专精于现代文学，更需要学者自觉扩充自己的知识储备、打开文化格局，突破现代文学二级学科的框架限制，进行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对话，尊重鲁迅驳杂的知识结构和多样的身份定位，会通与专精并举才能对鲁迅进行“全人”观照。其次，学术研究要有时代意识，立足于当下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杨义对鲁迅的文化血脉还原体现出 他对于国人精神文化涵养的深切担忧。他在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者 为突出重围而推出的“推倒传统偶像”“重估一切价值”文化战略的合 理性的同时，清醒地意识到“百十年前的文化战略的合理性，也可能转化为百十年后的文化战略的非合理性”，因为“在鲁迅那个时代，许多知识者能够脱口而出地记诵孔、孟、韩、柳，需要解决的是不要落入他们的窠臼；八十多年后的今天，能够记诵孔、孟、韩、柳的，已经寥寥无几，需要解决的反而是加强传统文化的传承”。为了补救倾斜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心态，杨义重新审视百年鲁迅研究“重思潮而轻血脉”的缺憾，以一个被国人爱戴敬重的文化巨人为代表去溯源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历史潜流的一股与生俱来地流淌在华夏儿女的文化血脉之中，成就一个民族的精魂，警醒我们在时势造英雄的历史传奇背后，也必然隐含着一个最为基本的前提一一鲁迅身上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气质，当下的文学研究和文化发展既要“拿来”世界优秀文化，更要稳住民族精神文化根基。

现代文学界许多学者都是从鲁迅研究开始踏上学术之路的，从鲁迅研究开始究竟能走多远？杨义无疑给出了最令人惊喜的答卷。在40年的学术研究与思考中，鲁迅先生的文化血脉早已注入杨义的学术生命，指引着他肩负起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与使命。从鲁迅到先秦诸子，从汉族文化到兼顾少数民族文化的大文学观，从学习西方叙事学到原创“中国叙事学”，杨义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厚重的文化实力充实着现代中国学术宝库，展现了大国文化风范，也为当下学人指引了一条从“文学”到“文化”的中国学术道路。

澳门大学中国文化论丛2022年第一期

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发布

#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文化论从